從『漢學』到『中國研究』之變

　　從『漢學』到『中國研究』之變

　　『中國研究』聚焦於中國各個方面的鮮活經驗，而不僅僅關注文學、哲學和歷史的古典傳統。這種新視角在本質上是『後工業時代』的，並將中國發展置於更廣闊的全球學術語境之中

　　文| 米高。斯彭斯(Michael Spence)(澳大利亞)

　　許多年以前，當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時，中國人對西方學術的精通令我大為震撼。

　　當時，我還是牛津大學的法學研究者，專攻知識產權理論。在北京，我遇到了一位年輕的法律學生，並與他討論了我的一位牛津同事剛剛出版的著作。他告訴我，該書在當時的北京只能找到一個版本，但他精深而廣博的見解告訴我，他已經讀過了這本書，並且提出了深刻而富於創見的評論。

　　當然，在某種程度上，在過去的30年間到訪中國的每一位學者都會產生與我相似的感受。這些到訪者的所有驚訝之情在一定程度上都來源於他們對中國學術狀況的不了解和誤解。當時，中國的學術活動並未與整個國際學術界有效融合。

　　顯而易見，伴隨着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政策為中國帶來的發展，中國與國外學術界的接觸和互動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不僅國外學者更大規模地訪問中國，中國學者也更傾向於到國外訪問或學習，當然也包括參與全球學術交流和研究。

　　儘管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學術交流最明顯地體現於各科學領域，但近年來，致力於研究中國自身(包括其文化、社會和發展)的學術領域也在發生着引人注目的變化。這些變化推動了『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出現。與從前範圍嚴格集中的漢學(Sinology)不同，『中國研究』基礎更為廣泛，既涉及當代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又涉及為理解這種發展而延伸至的更廣闊學術領域。

　　從『漢學』到『中國研究』

　　無論是在中國國內還是國外，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都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研究領域。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建立了第一批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各所大學也相繼開設了中國語言文學系。很長一段時間內，中文系集中關注的問題一直是中國古典文學、古典哲學和古代歷史的傳統。

　　同樣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伴隨着歐洲和北美現代大學的發展，對古代中國的研究也推動了『漢學』研究的創立。例如，悉尼大學自一戰末期以來，便一直設有『漢學』科，英國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也長期設立中國研究教職。

　　一種長期流傳的誤解認為，隨着辛亥革命的爆發和清王朝的結束，上述院系也終止了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但需要指出的是，根據我個人在牛津大學的經歷，這種說法是不合事實的，牛津大學的拉納・米特教授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方面的首席歷史學家之一。

　　較為古老的『漢學』研究要求研究者深入地沉浸於中國文化之中，而外國人也通常要長期學習古漢語，以達到精通的程度。在某種程度上，二戰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這種狀況完全發生了改變。中國語言文字改革和現代標準漢語的確立導致了在北美、澳大利亞以及最終在英國和歐洲，許多大學都制定了新的漢語教學研究項目。

　　但實際上，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研究領域才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中外互相交流的研究生正是導致這種變化產生的原因―― 這其中既包括到中國學習漢語和了解中國的外國學生，也包括到北美、歐洲和澳大利亞學習的中國學生。

　　這也致使中國研究不再僅僅局限於文學、哲學和藝術領域，而是將焦距對準了活生生的中國經驗；研究既包括中國的文化問題，也包括社會科學視角下的中國問題。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向社會科學提出挑戰

　　而無論是在中國國內還是國外，試圖從社會科學視角出發，理解並解釋中國經驗的一個關鍵問題在於：既存的知識體系在多大程度上足以勝任這項任務？

　　多數社會科學理論都來源於歐洲、北美和歷史上由歐洲人統轄之地區。在諸如階級、國家，甚至政治責任這樣的核心概念上，與中國必然存在着文化差別。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向社會科學提出了一項學術上的挑戰，即如何吸納中國經驗。要做到這一點，不能靠簡單地否定或大幅修改當下的理論，而是要理解中國與西方的一致和不一致之處，並找到更好地理解社會科學理論的方法。

　　在中國，一大批學者已經站在了這一學術活動的最前列。最近，中國已經出現了專屬於社會科學領域的中國研究，它不同於早期對漢語和中國文化的研究。目前，中國已經出版發行了大量中國研究期刊，『中國研究學會』也已處於草創階段。

　　相較中國國內的中國研究，海外中國研究的驅動力與之相似，但並不完全相同。例如，自其強勢地出現以來，海外中國研究便涉及所有學科。

　　在悉尼大學，現在有114名研究人員參與了新成立的『中國研究中心』。不同於漢學以及圍繞中國古典傳統而進行的早期研究，現在的中國研究不僅依靠中國自己的話語系統，也將其置於更廣闊的學術領域中。研究不僅涉及社會科學，也涉及人文科學、醫療保健研究、商業研究和科學技術。比如悉尼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長項就在於考古學和古代史、醫療保健政策、社會和政治變化。

　　無論在中國國內還是國外，『中國研究』關注的領域都已不同於早期的漢學。『中國研究』聚焦於中國各個方面的鮮活經驗，而不僅僅關注文學、哲學和歷史的古典傳統。這種新視角在本質上是『後工業時代』的，並將中國發展置於更廣闊的全球學術語境之中。

　　着重理解中國的『地方多樣性』

　　新出現的中國圖景也像這個國家自身一樣，充滿了地方多樣性。但不同於許多歐洲國家，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較為顯著的特徵是，『整體性』始終佔據着特殊重要地位―― 中國的國家理念始終存在，也始終處於主導地位。

　　比如在中國，廣東人和山西人在飲食、方言和生死嫁娶等習慣方面完全不同，但像中國其他地區一樣，這兩地的人也都聲稱自己屬於本質的、真正的(往往是『傳統的』)中國。

　　中國研究必然要專注於理解這種地方多樣性，並理解這種多樣性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而不是簡單地將中國的各個地區設想為一致和同質。

　　在我擔任校長的悉尼大學，我們一直專注於這種具有地方多樣性和較廣泛基礎的中國研究。我校的中國研究中心致力於將中國研究和各門學科的研究結合起來，並同中國開展各種學術交流。我們也將與中國的一系列大學和研究機構合作，開展研究活動、設定研究培訓計劃，以更好地理解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和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