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陳垣

　　陳垣，這個曾經在史學界如雷貫耳的名字，對於如今的人們來說，已經有些陌生。作為北師大的老校長，學校內有陳垣雕像以及不少以『勵耘』命名的建築和出版物。『勵耘書屋』是陳垣書房的名字。不過，現在你去學校問問那些年輕的大學生，他們往往流露出『陳垣是誰』的困惑。

　　作為一個史學大家，他沒有那些廣為流傳的坊間小段子。有些人知道，毛澤東主席曾在國宴上向人介紹『這是陳垣先生，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不過大多關於他的軼事，都是和他怎麼教書、怎麼做學問聯繫在一起的。和這個時期的眾多大家不同，陳垣是靠着【書目答問】和【四庫全書總目】啟蒙，自學成才，沒有留學列國的背景。他身上有很強的戰鬥因子，反抗過清朝、北洋軍閥、日偽政權。但是說起他的學問，沒有人不嘆服。陳寅恪就曾說過，他平生最佩服的是王國維和陳垣，陳垣學問踏實，德才兼優。

　　陳垣不抽煙、不喝酒、不看戲、不看電影，連茶也不喝。雖然收入不菲，但生活節儉，最大的花銷就是買書和字畫。1971年他離世的時候留下大筆財富，全部捐給了國家，包括4萬多冊線裝書、清代學人手稿和字畫1000多件(其中有董其昌的字畫一二十件，隨便一件在今天就值幾十、幾百萬元)、稿費4萬元……

　　無形的遺產當然更多。除了那些石破天驚的史學專著，陳垣還花費大量精力編撰出不少工具書，澤被後世。他總結出很多讀書和研究學問的方法，到現在仍有指導意義。

　　今年是陳垣誕辰130周年，在對他或讚嘆或『遺憾』時，也許我們應該回到他的年代、他的經歷、他的內心。

　　陳垣小傳

　　陳垣，字援庵，又字圓庵，1880年生於廣東新會棠下鎮石頭鄉(棠下現已劃歸江門市蓬江區)。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1910年畢業於光華醫學專門學校。自幼好學，無師承，靠自學闖出一條廣深的治學途徑。在宗教史、元史、歷史文獻學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績卓著，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推重。

　　陳垣從教70多年，任過46年大學校長。他曾任國立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教授、導師。任輔仁大學校長，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經歷過幾次政權更迭，他的人生觀更加堅定:『人生須有意義，死須有價值』。

　　『每當接到日本寄來的研究中國歷史的論文時，我就感到像一顆炸彈扔到我書桌上』

　　抗戰時期，陳垣留在北平，堅持在淪陷區辦學，同時立即與日本學術界的朋友斷絕往來。當時日本報紙提出這樣的問題:聽說北平秩序已經恢復，我們在那裏與支那人關係很密切，合作得很好。但是為什麼像陳垣這種人不和我們合作呢?在敵偽時期，漢奸威逼利誘，要他出來擔任當時敵偽最高文化團體大東亞文化協會會長，他也拒絕。他的得意門生柴德賡感嘆:『這在敵偽時期是很勇敢、很不容易的。』

　　這個時期(抗戰期間)，陳垣真正做到了杜門謝客。輔仁是德國教會主辦的學校，在太平洋事變爆發、美日宣戰之後，成為淪陷區唯一可以不向敵偽當局註冊，並為國民政府承認的大學。正是在這幾年，因為沒有任何社交活動，陳垣的學術研究達到了一個高峯期，寫出著名的『宗教三書』，即【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除了著書，陳垣利用一切場合宣揚『品行第一』。輔仁大學的返校節上，他給大家講了一個孔子開運動會的故事。【禮記】有一節是講孔子主持射箭比賽的事情，讓誰把門呢?弟子子路。孔子說，有三種人不能參加，一種是敗軍之將，一種是為敵人做事情的，一種是認敵為父的。很多漢奸聽了以後都灰溜溜地走了。在敵偽統治下，在一個很公開的場合說這樣的話，很不容易。

　　在教學當中，他也會巧妙地灌輸愛國思想。他開了一個新的課程叫『史源學』，有一次講到清朝兩個學者討論一個問題。金滅北宋以後，一時不能滅南宋，在中原地區建立過一個偽齊政權。這兩個學者討論偽齊的頭子劉豫死後到底埋在什麼地方。分析了兩人觀點之後，他突然話題一轉，說劉豫到底埋在哪裏不重要，有一條材料講，劉豫的後人都不承認他這個祖先。『所以一個人當了漢奸，連後人都不承認他。』

　　他在著述中一改以往不喜議論的文風，加入了更多主觀色彩，借古喻今，通過這些書斥敵寇漢奸，斥責當局發國難財等。他批評得最多的是那些勾結外族、統治國人的敗類，如石敬瑭、趙德鈞等，他常以『人之恨之，不比人類』，『千夫所指，無疾而死』等痛斥這些漢奸。沈兼士看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後評價:傲骨撐天地，奇聞泣鬼神。到抗戰後期，有些知識分子『頂不住』了，陳垣希望用這些書來激發知識分子要愛國，要堅持民族氣節。

　　而此前，陳垣的人生經歷已經足夠豐富。他學過西醫，28歲時考入美國教會辦的博濟醫學堂，因校方歧視中國員工和學生憤而退學，帶領部分學生轉入中國人自辦的第一所私立西醫學校―――光華醫學專門學校；他辦過報紙，在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等人創辦的【時事畫報】上寫時政文章，抨擊滿清政府的統治。

　　即便選擇研究歷史，和他的愛國情懷也有很大關係，他曾多次對學生們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指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到中國，奪回北平。『每當我接到日本寄來的研究中國歷史的論文時，我就感到像一顆炸彈扔到我的書桌上，激勵着我一定要在歷史研究上趕過他們。』陳垣長孫、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陳智超評價，所謂『陳垣要強』，是要國家強，不是要個人強。

　　『他就像是一架專挑錯誤的顯微鏡，沒有一點纖塵逃得過他的眼睛』

　　1913年，也就是民國二年，陳垣當選為眾議員。此時，他才33歲。這次從廣州移居北平，或許是陳垣一生最重要的一次轉折。此後，陳垣成為與王國維、陳寅恪齊名的史學大家。

　　到北平之後的10年內，他前後3次擔任眾議員，期間還當了5個月的北洋政府教育次長(教育部副部長)，最終『棄政從史』。陳垣晚年回憶說:『眼見國事日非，軍閥混戰連年，自己思想沒有出路，感到生於亂世，無所適從，只覺得參與這樣的政治是污濁的事情，於是就想專心致力於教學與著述。』

　　陳垣的第一本宗教史專著【元也裏可溫教考】，解決了『也裏可溫』就是元代對基督教各派總稱的問題。之前學界一直對這個常跟『和尚』聯繫在一起的外來詞彙困惑不已。而陳垣在44歲那年寫出的【元西域人華化考】，讓自己名揚天下，也讓蔡元培稱為『石破天驚之作』。

　　陳垣博覽群書，記憶力超群。早年在輔仁大學任教時，其他教員都把他當作活字典。有人比喻說:『他如知道某處地下有伏流，刨開三尺，定然能有魚跳出來。』即使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陳垣仍然扮演着這樣的角色。郭沫若出訪國外，與人討論關於楚辭的問題，有的一時搞不清楚，就打國際長途回來問陳垣。一直到90歲那年，陳垣還能把駱賓王的【討武紫】從頭到尾背得一字不差。有的學生回憶說:『在他眼裏，前人的錯誤不知怎麼那麼多，就像他是一架顯微鏡，沒有一點纖塵逃得過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製的顯微鏡，專挑錯誤的……他的嘴相當厲害，對於錯誤的學者批評得一點也不留情。』

　　雖然驚嘆陳垣的天賦，但身邊的人也深知他下過的苦功。陳垣的學生兼助手劉乃和回憶，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平常他無論冬夏都是清晨4點起床看書寫作，午飯後只在椅子上靠幾分鐘，接着再寫。每晚9點多，最晚10點就睡覺。陳智超透露，有4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陳垣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這是件挺痛苦的事。陳垣曾在一次與北師大畢業生的談話中說:『我已82歲，越學習越覺得不夠，你們28歲還不到，應該學的東西還多得很呢!』

　　陳垣對【四庫全書】持續做了長達10年的研究。陳垣家住在北平城內西南角，貯存文津閣【四庫】的京師圖書館在城東北角。當時紫禁城前後的東西街道還是宮廷禁地，沒有直達道路，必須繞道走，來迴路程需要三個多小時，逢陰雨風雪，甚至要4個多小時。他每天清早帶着午飯去看【四庫全書】，圖書館剛開館就趕到，下午到館員下班時才離開。就這樣前後斷斷續續讀了10多年，對這部包括3000多種、3萬多冊的大叢書作了詳盡的了解。

　　陳垣與胡適當了5年的鄰居，在學術上往來也很密切。不過，因為他專做『窄而精』的史學研究，與胡適的史學路數迥異。他曾對學生蔡尚思說:『像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之類的所謂名著，很像報章雜誌，盛行一時，不會傳之永久。』

　　擔任校長几十年，陳垣從未間斷過給學生上課，且從不缺席、遲到

　　從1926年出任輔仁大學校長開始，陳垣陪伴着輔仁走過了27年，成為近代著名的大學校長。1952年後又繼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在他91年的漫長人生中，大學校長一當就是46年。

　　擔任校長几十年，陳垣從未間斷過給學生上課，且從不缺席、遲到。唯一一次缺席是母親辭世，回鄉奔喪。學生回憶起他多稱『援庵先生』，而非陳校長，大概是敬重他的學問，而不是他的官職。他對學生要求嚴格而不嚴厲，有頑皮的學生在背後稱他為『老虎』，但在課堂上，沒有人不自發地挺胸直坐、兩手分置雙腿之上，聽得入迷。好些受業者都說過:從來沒見過這樣會講授的先生。他講課，不像當時的一些知名學者那樣天馬行空，而是循序漸進、踏踏實實、面面俱到。一般老師不太喜歡批改作業，陳垣不僅認真批改，還和學生一起寫作業，並貼到教室牆上作比較。

　　因為是自學成才，陳垣更加重視學習方法。對於自己摸索出的經驗，他也樂於跟學生和後輩分享。從他那些著名的學生柴德賡、啟功、周祖謨、劉乃和等人的回憶文章中可以看出，陳垣對他們影響最深的，就是他的治學精神和方法。對於現在越來越虛妄的中國學術界，陳垣仍然是一面十分清晰的鏡子。

　　他認為，作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尋求史源，如果研究唐以前的歷史，學生引了【資治通鑑】，他一定要問為什麼不引正史，是否只見於【資治通鑑】而正史中沒有?或者研究南北朝時期的歷史，引用【南史】【北史】而不檢對八書，他一定不通過。他常說，在準備材料階段要『竭澤而漁』，不漏掉一條材料。他文風嚴謹到極端的地步。啟功回憶，陳垣先生的母親去世，他發訃聞，沒有按舊時慣例寫『泣血稽顙』，而是把『血』字去掉，因為他覺得並不誠實。

　　他常把自己的文章拿給學生看。不過，看了不能白看，要提意見。有些學生不知道，只講好。陳垣就會說:『下次不給你看了，怎麼看了會沒有意見呢?』別人提了意見，他一般都會改，他認為，至少說明這個問題講得不清楚。他還經常教導學生，文章要寫，但不要輕易發表。放在抽屜裏，多放幾年都沒關係，學術性文章沒有時效性，過後拿出來看看，可以檢驗你的學問有無進步。再聽聽別人的意見，這個時候都覺得沒什麼問題，然後再發表。

　　雖然寫的是學術文章，陳垣卻很注重可讀性，除了易懂，還要吸引人。比如他取文章題目的時候，『貴於醒目，如能引發人的興趣更妙。』他在【順治皇帝出家】一文中寫到董妃的事情，很有意思。他笑稱:『看戲的時候，戲裏有一個旦角是不是人都喜歡看?董妃就是我那篇文章的旦角。』

　　啟功流淚寫下【夫子循循然善誘】一文，回憶初入輔仁大學教大一國文時，陳垣先生對他的耳提面命，第一條就是:一個人站在講台上要有一個樣子，和學生的臉是對立的，但感情不可對立。啟功說:『老校長教導我的樣子，我現在蘸着眼淚也能畫出來』。

　　他一直處於感情上的『被爭奪』狀態，偶爾表現出痛苦、無奈和些微的軟弱

　　在情感關係上，陳垣很少表現出他在其他方面那種主動性和掌控能力。陳垣有兩個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他一直處於感情上的『被爭奪』狀態，偶爾表現出痛苦、無奈和些微的軟弱，以及孤獨。不過他沒有寫日記的習慣，感情不外露，兒孫也不敢問。

　　陳垣5歲時，因為三伯父沒有子嗣，陳垣的父親把陳垣過繼給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裏去吃飯。生母雖然識字不多，但是經常教他唱兒歌。陳垣見到母親時還會唱上幾句，逗母親開懷。兩房離得很近，很容易就跑過去了，好像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手侍奉母親而內疚。

　　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廣州時期的陳垣被稱為『靚仔垣』。陳垣的孫媳、陳智超的妻子曾慶瑛說:『他能說會寫，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擅長演講。他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艷，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因赴北京從政，陳垣突然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雖然這個識字不多的小腳女人對他一片痴心，並把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讓這樣單方面的映照變得遙遠而無望。鄧照圓知道他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後來就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二房吳淑媛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一次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陳垣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共同生活了近40年。兩人後來感情不和，出現矛盾。1932年陳垣給在廣州的兒子約之寫信:我近日處境，亦極困難。上不得兩母歡心，下不得妻子滿意，中不得弟妹怡悅。時時撫心自問，只覺讀書一世，不曉做人。

　　1966年5月，陳垣的兩個妻子先後去世，相差不到一周。這時，陳垣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在『文革』中，陳垣沒有受到直接傷害，是因為家人給中南海寫過兩封信，一封給周總理，一封給康生。曾慶瑛透露:『過去的學校領導、朋友，不是靠邊站，就是被批鬥、被打倒，大家都自身難保，也就很難顧及於他了。他整天提心弔膽、悶悶不樂。對形勢的發展陌生、擔憂又不理解，只能保持沉默。』文革中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工作被迫停止了。一次，和曾慶瑛談到書籍的出版問題時，他很不高興地說:『現在什麼事情也不能做了，讓我等死麼?』

　　1971年那個動盪的夏天，91歲的陳垣在病痛和苦悶中離世，留下他無法保護的學生和家人。這離1951年國家主席毛澤東在國宴上向人介紹『這是陳垣先生，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相差正好20年。

　　(本報道參考陳智超編【勵耘書屋問學記】(增訂本)，張榮芳、曾慶瑛著【陳垣】、曾慶瑛著【陳垣和家人】。感謝陳垣長孫陳智超先生、孫媳曾慶瑛先生，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垣研究室主任周少川先生的學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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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采寫:

　　南方日報駐京記者陳祥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