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育率到底是多少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准确、真实的数据，是科学决策的前提，这道理谁都明白，但如何获取真实的数据，如何判断数据的准确，却让人颇费周折。

　　其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纠结了我们10多年，到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定论。这个数据不仅决定着国家人口政策，而且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和未来规划，也是其他政策制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数据。这个数据就是总和生育率（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下称“生育率”）。

　　随着全国和各地“十二五”规划筹备工作的全面展开，以及将于11月1日开始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生育率多少之争以及如何获取准确的数据，再次摆在我们面前。因为人口有一个规律，需要前瞻性考虑，当问题出现时再来解决可能就已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而生育率数据可以让我们大概预测未来人口发展状况，所以每次人口普查，围绕这一数据的准确性，都会引发不少争论。

　　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在学界及民间引发了一次广泛争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全国普查，当年生育率数据是1.22。这个数据不仅低于当年发达国家的1.39，而且低于学界称之为不可忍受的超低生育率1.3。

　　数据一出，不仅中外学者和有关机构震惊，还立刻引发了真实性的讨论。大多数人认为，这一数据肯定存在漏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按照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即使全国老百姓没有一例计划外生育，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也应该为1.46，在广大农村仍存在大量计划外生育的现实下，怎么可能低于1.46呢？

　　后来，官方公布经过修正的数据是1.8左右。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院士当时的解释是：这次全国普查漏报率是1.81%。漏报在什么地方呢？1990年~2000年，也就是2000年普查的时候零到九岁人口漏报，于是做了一些人口学当中回归分析和模型换算，应用一些数学方法，然后进行了调整，得出来2000年全国城镇生育率是1.35，农村是2.06，全国是1.73，国家公布是1.8左右。

　　但这一修正又引发不少学者的质疑。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认为，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对漏报部分已经做了调整，由于担心瞒报漏报，人口数据报到省统计局调整一次，报到国家统计局又调整一次，所以最后可能调过头了。当然，这种调整，有可能调高，也有可能调低。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者、《大国空巢》一书作者易富贤则认为，将2000年全国城镇生育率修正成1.35，农村修正成2.06。扣除15%的不生育人口，意味着农村平均生育2.4个孩子，城市平均生育1.6个孩子。也就是说，城市中60%的家庭生育2胎，农村中则至少有40%的家庭生育3胎。这不太符合我们日常观察到的事实。

　　而且，将1.22的生育率“修正”成1.8，出生人数差距达48%，出生孩子有1/3漏报。这么大的漏报，这普查是不是有点离谱呢？

　　为了更准确地获取生育率数据，翟振武以历年全国小学在校人数为基础进行估算，得出的结果是1.7。他认为，这是独立于“人口系统”以外、很少受到人为瞒报因素影响的教育数据。但他同时承认，作为一种间接估计，其准确度有一定风险。

　　易富贤在跟笔者交谈时则认为，以此为基础进行估算，会存在很大误差，因为这可能低估了小学毛入学率。由于有留级、换学校等现象，毛入学率往往大于100%（发达国家在103~110之间）。依照《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资料，我国小学毛入学率在104%~110%；但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我国小学毛入学率在120%左右。如果依照小学在校人数来推测出生人口的话，可能导致15%~20%的虚高。

　　今年3月，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与农民工市民化”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概在1.4左右。他的这个数据一是来自于统计局的抽样调查，二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佐证，即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湖北恩施、河北承德、广东等已实行“二孩政策”的地区的调研。

　　顾宝昌认为，这些地方因为实行了“二孩政策”，瞒报情况比较少，而且试点已有20多年了，覆盖人口840多万，这么长时间，这么大范围的人群，可以比较真实反映生育率问题。经过统计，这些地方的生育率大概在1.4~1.5之间。

　　笔者曾就这些争论请教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他认为，生育率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考察的时期、地域和人群不同，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必定存在差异。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大趋势和问题实质的判断。因为不管是1.22，还是1.8，一个大趋势是，我国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2.1的更替水平以下，而且已经持续近20年时间处于一个低生育水平状态。

　　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率仅为0.7~0.9，已经连续17年负增长。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上海老龄化日益严重，养老基金开始出现连年亏空，据上海市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信息，2009年度达近百亿元。

　　穆光宗教授还认为，比实际生育率更为重要的是“意愿生育率”。由于受“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的新型生育文化的浸染和影响，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开始倾向于选择少生甚至不生，根据对一些地方“双独”年轻夫妇生育意愿的调查，其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不到1。换言之，如果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即便放宽生育政策，恐怕也已没有多大意义。

　　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又要开始了。在流动人口和城市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怎样提高数据的准确性、确保真实性，既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给统计部门带来了一系列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