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生育政策面臨抉擇--【中國經濟時報】

【中國經濟時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管主辦）
2010年7月26日
http://www.cet.com.cn/20100726/e1.htm
　　
　　人口生育政策面臨抉擇
　　
　　中國經濟時報圓桌論壇 主持人： 岳振
　　
　　最近幾年，社會對計劃生育政策要不要改變的問題討論熱烈，認為一胎化政策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的觀點經常見諸報端，這些觀點建議放開二胎生育，以預防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導致經濟社會的非正常發展。
　　
　　早在1980年，【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發表，該公開信中提出：30年後，人口問題緩和了，就可採取不同生育政策。2010年，正是該公開信發表30周年。
　　
　　本期中國經濟時報圓桌論壇將圍繞計劃生育政策是否需要改革的問題展開討論，我們今天邀請到的嘉賓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曾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研究員蘇楊，北京市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市人口研究所顧問陳劍，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系研究員、【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歡迎各位！
　　
　　勞動力資源快速萎縮削弱綜合國力
　　
　　中國經濟時報：有一種很普遍的觀點認為，隨着人口數量的急劇增加，人類活動對環境破壞和污染日趨嚴重，因此人類必須把人口數量控制在環境所能承受的範圍之內。另一種相對的觀點認為，所有自然資源都是人用知識去發現並利用的，政府干預人口和生育對資源利用於事無補，而且家庭責任也制約着高生育率。這兩種觀點拋給我們一個問題：人口數量與資源承載能力究竟是什麼關係？各位怎麼看？
　　
　　曾毅：很多人認為，繼續執行現行生育政策將有利於控制人口增長，從而促進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保護。但我認為，在現行生育政策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力資源快速萎縮與比例如此之高的老齡人口，以及老年人撫養負擔將阻礙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並削弱保護環境、開發資源、抵禦天災人禍的綜合國力。
　　
　　陳劍：人口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中國目前的人口增長完全是人口慣性使然，但這種慣性的力量目前有減弱的跡象。問題的嚴重性在於，生育水平越低，持續的時間越長，累積的負增長的慣性也就越大，未來人口負增長和人口老齡化的代價也就越大，長期的低生育率將對中國社會各方面產生深刻的影響。
　　
　　曾毅：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主流學派大都認為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但是，60年代至80年代，眾多發展中國家同時經歷了經濟快速發展與人口迅速增長，使許多學者對當時似乎已經約定成俗的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負相關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人口增長對可再生與不可再生資源的負面影響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水平非常落後的農業經濟時期。儘管人口快速增長可能直接和間接地阻礙經濟增長並造成資源環境問題，但是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採納正確的經濟社會發展體制、戰略和政策，則有可能抵消甚至扭轉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負面影響。
　　
　　蘇楊：人口數量增長過快現在已非我國主要的人口問題，可能更應該關注的，不是人口數量的增量，而是人口數量的存量帶來的問題和人口、結構、分布方面的問題。人口數量的增量，在明年『六普』結果出來後，可能會像許多專家預測的那樣――遠比傳統說法低；但人口數量的存量，的確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是發展的巨大包袱；在人口的性別、年齡等結構上，目前的人群結構使得未來老齡化以及性別比問題會比目前決策時想像的要嚴重；而人口分布，由於我國經濟規模與人口規模在空間分布上不協調，使得發展效率不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困難。
　　
　　長期實行計劃生育『很不明智』
　　
　　中國經濟時報：1980年的【公開信】提出：『到30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到今年，『公開信』發表正好30年。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是不是也應該有所變化？您如何評價計劃生育30年的執行效果？
　　
　　陳劍：30年來，中國推行改革開放，經濟連續30年奇蹟般增長，整個中國社會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革。現在看來，【公開信】提出的這一推斷與現實狀況十分吻合，中國生育政策應該調整了。
　　
　　曾毅：上世紀50年代，中央領導片面高估了『人多力量大』對反擊帝國主義威脅的作用，錯誤批判了馬寅初教授主張『兩個孩子有獎，三個孩子的要徵稅，四個孩子的要征重稅』的【新人口論】。70年代，周恩來總理提出：『一個不少，二個正好，三個多了』，全國城鄉普遍開展『晚婚晚育加間隔』的高效率計劃生育工作，創造了我國生育水平10年間下降一大半的人類歷史奇蹟。幾十年以來，我國計劃生育工作為減少人口過速增長與促進經濟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同時，我們也應清楚地認識到，長期保持現行生育政策不變是很不明智的，因為它的管理成本與政治代價非常昂貴,換取的是不久的將來因勞動力資源嚴重短缺和人口老齡化加劇帶來的社會經濟的不可持續發展。
　　
　　蘇楊：計劃生育30年，成績肯定是主要的。我們目前人口數量的存量問題，如果沒有30年計劃生育，就會嚴重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如果從理性的角度進行比較，我國的人口密度非常高：東部沿海地區的人口密度與日本相仿，沿海經濟大省的人口密度全部超過韓國。但由於今後人口數量的增量已是次要問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結構、分布帶來的不利影響不能不考慮，從嚴格到適度的轉變應該近期完成。
　　
　　易富賢：我有一個觀點，計劃生育是導致中國工資過低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由於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減少了年幼消費者，減少了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導致中國相對於消費人口來說『額外過剩』了1億多勞動力；另一方面又因為獨生子女政策縮小了家庭規模，只需要比較少的收入就可以維持家庭基本消費，降低了家庭生存需求底線。這兩方面導致長期的低工資和消費不足。
　　
　　該不該放開生育政策
　　
　　中國經濟時報：最近幾年來，對當前計劃生育政策的討論進入『百家爭鳴』時代，爭議比較大的現實問題關鍵是要不要放開二胎的問題，請各位談談您對二胎政策的看法。
　　
　　陳劍：中國應將人口政策從非常態回歸到常態，即允許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這不僅不會出現大的社會震盪，還會進一步遏制人口增長，使低生育率更具有可持續性。『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越是富裕地區，教育程度越高，越不願多生育，少生優生已經成為普遍意識。另外，中國婦女生育率的持續下降已有20年歷史，應該有所改變了。
　　
　　蘇楊：我認為，現在我們放不放開二胎政策，影響都不大，增量問題是次要問題。現在我們主要應該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人口政策下轉變發展方式。在我們長期踐行的『生產偏好型發展方式』下，政府更看重企業和能帶來投資的『富人』，其次是作為勞動者的人，而並不重視作為消費者的人――所謂『要人手不要人口』。這可概括為一種繞開人口系統福利『抄近路』的發展方式，這種發展方式導致經濟的增長沒有引發人口福利的增加。中國『抄近路』的發展方式導致三個關鍵環節斷裂：以GDP增長為導向的政績考核機制導致『促進就業』環節的斷裂；以戶籍制度為門檻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制度導致『舉家遷移』環節的斷裂，區域間人均收入和福利水平的差距亟待縮小；偏重生產環節的稅收制度導致『稅收環節』的斷裂，地方政府吸納人口的動力不足。
　　
　　現在，我們可以按照『人口增多地方得利』的思路調整人口管理政策並採用下面的措施有針對性地進行制度調整：以財稅體制改革為槓桿，增強地方政府吸納人口的根本動力，修復『稅收環節』的斷裂；以產業、就業政策為核心，調整政績評價體系，修復『促進就業環節』的斷裂；以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為抓手，消除人口流動的體制性障礙，修復『舉家遷移環節』的斷裂。
　　
　　曾毅：我的觀點是，我們的政策應該向二胎晚育軟着陸轉變，這絕不會造成人口和資源環境的失控。因地制宜，研究確定一個各地不同的二胎政策放寬起始年齡，例如，34歲―35歲或33歲―35歲，然後，每隔一年普遍允許生二胎的低限年齡下降一歲，至2015年前後在城鄉實現年滿28歲婦女都允許生二胎的軟着陸。為了避免群眾因怕政策變化而搶生造成生育堆積，建議一開始即鄭重宣布年滿28歲婦女都允許生二胎的新政策決不會再收緊，給群眾一個定心丸，以大大降低二胎晚育軟着陸的難度。
　　
　　易富賢：我不贊成二胎軟着陸方案，試點的結果表明，二胎軟着陸只能使生育率穩定在1.5以下。中國經濟要持續發展，不僅需要提高人均消費能力，適度提高工資水平，更需要增加消費者數量，一方面增加嬰兒數量，另一方面降低婦女勞動參與率，儘量將勞動力占總人口的比例降低到50%左右。停止計劃生育既能改善消費結構、緩解現在的就業壓力，又能緩解今後的老齡化壓力和勞動力短缺，一舉多得。
　　
　　實施二孩晚育軟着陸規避『人口負債』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人口學會的數據顯示，到2015年，我國人口總量將達到13.9億左右，老齡人口將突破2億，人口老齡化提速，人口結構矛盾增大。現在主張放開二胎的觀點，都認為中國即將步入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即將結束，最近在沿海地區出現的『用工荒』就是一種警示。您如何解讀中國的『人口紅利』問題？真的快要結束了嗎？
　　
　　蘇楊：我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在短期內不會結束，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社會發展必然要經歷的階段和過程，不用有太大擔憂。不過，由於六普結果尚未出來，而既往人口普查漏洞太多，所以這方面的確切情況還無法定論。但是要注意，大量流動人口難以在就業機會更多或更好的大中城市長期居住和穩定就業，由市場機制所導致的生產活動和財富創造在地域上的快速集中，同制度限制下人口長期分布格局調整的相對滯後形成鮮明對比，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區域人均收入差距程度都在加大，由此導致很多社會問題。
　　
　　曾毅：我認為，我國今後20年左右仍處於『人口紅利』時期, 雖然老年人口比例不斷上升，但不是很高。如果生育政策平穩調整，造成的出生數增加不但不會帶來過重負荷，反而會因兒童消費較大而顯著拉動內需，擴大就業。但2030年後我國將不可避免地進入老年人口數量與比例快速上升、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與比例快速下降的『人口負債』期。因為人口結構問題的改善至少有一個20年的滯後期，即今天出生的嬰兒要到20年後才能成為勞動力資源。如果我們現在開始實施二胎晚育軟着陸，新增嬰兒在20年後進入勞動年齡時正值 『人口負債』期，不但不會增加就業壓力，而且將大大減輕勞動力資源萎縮與人口老化的壓力。如果等到5年、10年、15年後再去調整生育政策，新增嬰兒在2030年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仍是需要撫養的少年兒童，與那時的老年人口比例激增及勞動力資源快速萎縮迭加在一起，則可謂雪上加霜，悔之晚矣！
　　
　　易富賢：我的觀點是，2010年開始的用工荒，已表明中國全面勞動力短缺時代已經拉開序幕。2050年之後，中國的老齡化將進一步加重。今後老齡化的重壓會將中國壓趴下，幾代人都爬不起來！有些人口學家認為降低生育率可以降低兒童撫養比，從而降低總撫養比，將總撫養比的降低視為人口紅利。其實總撫養比並不是越低越好。凡事皆有度，過猶不及。最適合經濟發展的總撫養比應為50%―60%，消費與就業關係最為和諧，社會也就比較和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