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危機開始全面爆發--【經濟觀察報】

本文發表於【經濟觀察報】2010年12月03日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mssd/20101203/3002436.shtml

2010年中國經濟熱點是勞動力短缺、富士康事件、罷工潮、大學生就業難。這些看似並不相關的事件其實有共同的原因：計劃生育破壞人口結構；也共同地標誌着人口危機開始全面爆發。

人們從來就沒有想到，作為第一人口大國的中國會出現勞動力短缺的問題。2003年之前，媒體都在炒作『民工潮』，然而2003年開始，中國沿海開始出現『用工荒』。2008年『用工荒』又戛然而止。然而，2010年春節剛過，用工荒捲土重來。這次用工荒與前幾年不一樣，這次是全線告急：珠三角告急，長三角告急，甚至江西、四川這些以往勞動力輸出大省也全面告急。深圳發生富士康事件，並在全國多地引發罷工潮。但是另一方面，大量大學生卻又找不到工作。

對勞動力市場的這種忽冷忽熱的現象，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大惑不解。其實從人口學角度是能夠解釋的。

『人口多導致就業壓力』與亞裏士多德的 『落體速度與其重量成正比』一樣荒謬。伽利略用兩個鐵球同時落地的實驗推翻了亞裏士多德的理論，但是中國不少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至今理解不了『兩個鐵球』的原理。

如果說中國就業壓力大是因為人口太多、人均資源太少，那麼阿根廷自然資源非常豐富，人口只有4000萬，陸地面積卻有278萬平方公裏，人均陸地面積是美國的2.1倍，是中國的9.2倍，但是2008年阿根廷的失業率卻高達7.9%，比美國的5.8%還要高。

社會作為整體，人口決定消費，消費決定需求，需求決定生產，有生產才能提供就業。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勞動力與總消費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也就是2個消費人口提供1個就業機會。假如中國保持同樣的比例的話，那麼13億消費人口只能提供6.5億個就業機會，意味着中國目前8億總勞動力有1.5億是『額外』過剩。究其原因，是中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減少了上億年幼消費人口，喪失了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並且由於孩子少，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高達86%，世界罕見。這兩方面原因使得中國勞動力與總人口的比例高達63.5%。

如果1980年就停止計劃生育，那麼現在總人口14億多；由於婦女需要照看孩子，勞動參與率降低，總勞動力反而只有7億多。那麼中國勞動力與總人口的比例也在50%左右，就業壓力大為降低。

日本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其工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快70%，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這一段過程大概用了30年時間。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30年，但由於勞動力『額外』過剩，中國工人平均工資只是美國工人的4%。工人敢怒不敢言，根本不敢罷工。

計劃生育又導致年輕勞動力減少，但是有20多年的滯後性。2003年中國20-39歲勞動力開始負增長，也開始出現民工荒。但是由於1980年代出生高峯的人口 (1960年代出生高峯人口的孩子)進入勞動年齡，企業最需要的19-22歲人口反而在增加，因此當時的民工荒並不嚴重。2008年由於國際金融危機，向中國進口減少，『用工荒』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勞動力過剩。

但是19-22歲勞動力在2009年達到1億的頂峯之後開始快速減少，到2018年只剩下5000多萬，也就是說最有活力的勞動力在9年之內下降一半，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個年齡勞動力的減少導致2010年全國範圍的用工荒，並且將越演越烈。

勞動力『額外』過剩導致的低工資和計劃生育導致的『80後』一代抗壓能力差，是富士康事件的人口學基礎。而計劃生育引起的年輕勞動力短缺，2010年開始逆轉了勞動力的供求關係，工人們變得敢怒又敢言了，結果出現了罷工浪潮，工資即將全面上漲。

蔡R等學者認為這是好事，標誌着中國出現了劉易斯拐點，開始向現代經濟邁進了。其實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日本在1960年代出現劉易斯拐點，韓國、台灣地區在1980年代出現劉易斯拐點，但是這些地區當時是工資和勞動力雙增長，有利於產業升級。中國現在是勞動力減少後才漲工資，性質完全不一樣。中國經濟比韓國、台灣地區落後20多年，但是中國15-64歲總勞動力將在2012年開始減少，比韓國和台灣還要早3年。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國未富，民已荒』的國家，這比『未富先老』的危害還要大，因為勞動力是國家的『精氣』。

中國工資太低，需要提高，但應有一個度。提高工資，並不提高勞動力價值，只是提高勞動力價格(成本)。中國這種被動的漲工資，一方面導致一些企業破產，一方面導致一些企業轉移到越南、印度等地，結果國內提供的就業機會減少，反過來又加劇勞動力(尤其是中老年勞動力)『額外』過剩。

儘管勞動力過剩，但中國目前失業問題還不十分嚴重，是因為國際社會給中國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但中國這種外向型經濟已經走到了盡頭，一方面是因為印度等人口開始佔領國際市場(印度第二產業從業人員佔總勞動力的比例目前只有14%，等到增加到中國目前的27%，將徹底改變世界製造業的格局)；另一方面是因為發達國家由於人口結構老化，購買力下降，從國外進口也將減少。中國經濟將越來越依賴於內需，但相對於內需市場來說，中國將出現大量失業人口(尤其是中老年勞動力人口)。也就是說，計劃生育使得『用工荒』(年輕勞動力短缺)與『就業難』(中老年人口『過剩』)長期並存。

如果工資合理，那麼一個勞動力的收入就完全能夠讓全家進城生活；由於消費在城市，又增加城市的服務業就業機會，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例不斷增加，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企業也有產業升級的動力。韓國、日本和台灣地區，在它們經濟起飛的18年-40年間，城市化水平分別提高了38、35和51個百分點，年均提高百分點分別為1.52、1.94和1.28。而中國由於計劃生育導致消費者數量和人均消費能力雙重降低，使得中國工業化不能轉變為城市化。農民工無法承擔全家人進城的開銷，出現了中國獨特的『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現象。生產與消費異地，導致城市消費不足，第三產業遲遲發展不起來。中國城市化水平從1978年的17.92%只增加到2008年的45.68%，年均只0.93個百分點。如果中國城市化率像韓、日、台在經濟起飛期間那樣年均提高1.52%、1.94%、1.28%，那麼2008年中國城市化應為63.5%、76.1%、56.3%。

培養大學生的目的不是回農村當農民，不是當產業工人，而主要是在城市從事第三產業。但由於中國城市化嚴重滯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例太低，目前只佔總勞動力的33%(而韓國卻佔總勞動力的68%)，為大學生提供的就業機會太少。並且低工資成本使得企業缺乏產業升級的動力，自主創新落後，對大學生需求不足。

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是內需不足，不僅僅是人均消費能力不足，更主要是消費者數量不足。化解這一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停止計劃生育，發展嬰童經濟。孩子出生，到20歲之前一直是單純的消費者，並且因為照顧孩子還將降低婦女勞動參與率。嬰童經濟所帶動的一個龐大產業鏈，對內需的拉動作用遠遠比房地產和汽車要大。最重要的是，這種拉動作用是可持續的。二戰後，發達國家就是因為嬰兒潮拉動了消費，提供了年輕勞動力，而迎來了幾十年高消費、高增長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