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科研員易富賢幾篇反思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的文章，深得我心。許多年以前，我聽人談起，當時有一位學者提出過一種人性化的二胎生育方案。這位學者認為，如果採取寬鬆的二胎生育政策，中國的人口增長反而會比強制性的一胎生育政策更好地達到緩和人口增長的效果。但他的二胎生育方案被一胎生育方案否決了。他從此放棄了思考，退出了思想領域。 我認為，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產生和成為一種長期的偏執，是由於對巨大的人口和貧困壓力的恐慌，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馬寅初理論的『科學性』及其批判後果的嚴重性的錯誤理解，即所謂『錯批一個人，多生三個億』。事實上，新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一直在進行之中，只是直到1970年代沒有採取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措施。我在多年前所寫的【毛澤東：一份沉重的遺產】一文中批評過『錯批一個人，多生三個億』這一說法。這種說法，把當時中國的貧窮落後歸罪於人口太多，又把中國的人口太多歸罪於沒有按照馬寅初的『科學理論』進行計劃生育。實際上，在毛澤東時代，從大量的官方文件可以看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反覆思考並且推行自願的計劃生育政策。毛澤東對馬寅初的政治批判和後來對馬寅初批判後果的理解以及強制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都是一種失常。 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的急劇膨脹，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由於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的快速增長。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奇蹟般地從35歲上升到65歲，超過現在印度的人均預期壽命。這是中國人口爆炸的最主要的原因。毛澤東時代中國的人口爆炸並不是因為生得太多，而是因為死得太少。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社會發展遠遠超過經濟發展，中國在保障就業、普及教育、醫療、養老以及社會公平等方面都做出了遠遠與當時的經濟指標不相稱的最好成績。如果從人均壽命的普遍受惠這一點看來，這確實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人民政府』。 易富賢認為，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人口增長會自然急劇下降，因此，中國的生育應該任其自然。他提出，1970年代寬鬆的計劃生育政策到1980年代的時候就應該停止而不是強化。由於強制的、反自然的計劃生育政策，嚴重地破壞了人口的生態，這種強制不僅剝奪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幸福感，造成了不可預見和難以察覺的心理創傷，而且在獲得了『人口紅利』的好處之後，不久中國將迎來一個畸形的、過度老齡化的社會。我們將為這種人口生態的嚴重失衡付出巨大的代價，承受其不可承受之重。這樣一個過度老齡化的社會將會沉重地壓在那些作為『小皇帝』生長的獨生子女身上。在經濟、文化、倫理、心理等方面不斷產生破壞性的斷裂。獨生子女已經成為了一種文化現象。在生育現實上，幾十年來已經造成了逆向失衡，中國的中等階層被迫放棄了適度的生育，而中國最落後地區的最貧困階層則長期陷於過度生育。 在中國，錯誤的、偏執的『專家治國論』傾向時有所見。這樣一種『專家治國論』體現在人口問題上，就是將具有充分倫理性質的生育完全變成了一種『科學』和『計劃』。對這種『科學』的後果，我們已經因為其強制性和『科學性』而完全無法反思。 美國漢學家王國斌在【轉變的中國】一書中指出，『人們對中國的通常看法是：該國由於人口增長超過資源，因而在馬爾薩斯主義的危機邊緣晃來晃去。』『一般把人口的大量增加視為第三世界近代經濟發展的障礙，因而將中國之無法發展現代經濟，歸咎於其人口過多。』如果我們將人口增長過分強調為經濟增長的障礙，那麼，我們就會過分地低估改革開放的成就。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並不是因為計劃生育使得中國減少了人口增長，反而是，龐大的人口基數其實支持了中國持續的經濟成長。另一個亞洲人口大國印度，並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甚至在人口規模上不久將超過中國，也在1990年代以來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 馬爾薩斯等古典經濟學家全都生活在一個經濟仍然受古典農業所支配的世界。隨着現代化的變革和社會的城市化過程，不僅經濟和文化，而且『人性』也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偏執的『人口專家』局限於非常狹隘的視野，他們沒有意識到人口增長和工業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就業以及現代化所引起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傾向的密切關係，晚婚晚育，生育意願的降低，都使人口的增長放慢下來，甚至停止增長。 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和改革開放同步已經延續了幾十年。在提倡『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的今天，也許，這樣一項與我們每個人都相關的政策，是我們公眾進入和參與討論的時候了。這一政策不僅關係到中國社會經濟等方面未來的發展，而且也直接關係到我們的倫理和心理建設。（作者為清華大學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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