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士人情怀(3)

三、传统价值观中的中国士人情怀

传统价值观是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对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惯性的评价标准和看法。价值观是人对自己行为取向的心理判断，它以道德认知为基本准则，对人的言行进行着适时的调节。价值观不仅影响个人的行为，还影响着群体行为和整个组织行为。中国士人情怀以及士人文化所体现、所秉承的价值观念，总体上本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是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士人情怀“智、仁、义、耻、德”的品格要求与民族传统价值观“仁、义、礼、智、信”的核心内容是一脉相承的。“仁、义、礼、智、信”，被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核心。将“士人五品”与“价值核心”稍作对比，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就会理解，“士人五品”实际上就是“价值核心”的翻版。传统价值观所提倡的爱国明志、持节重义、诚信厚仁、改过知耻、自强尚勇、好学审势、贵和敦亲、奉公正直、克勤克俭、求新务实等等。这些定格了价值标志，其实就是中国士人阶层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用以自强不息甚至杀身成仁的见证，就是士人情怀在各种不同的历史事件中顽强拼搏、舍身为民请命的回声。

有观点认为，废除科举制后，“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29]在先秦时期，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自汉代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使经学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不错，科举制是以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为基础而设计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体系，是这种制度体系选择了儒家文化，科举制的废除和士人阶层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儒家文化的断裂。制度可以弘扬文化，但制度不可以灭失文化，因为文化是“积淀在血液中的钙化成骨骼的思想”[30]中国士人情怀作为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已和谐地融汇在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长河之中，并在其中不断得到体现，起到正本清源和继往开来的作用，被继承，被弘扬。数千年来，中国士人文化传统引领着中华文明前进的方向一路走来，生生不息，至今并不曾断流。

科举制被废除后，士人阶层的瓦解与士人文化的淡化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社会历史问题。科举制的废除只是一种“社会凝聚机制的瓦解”，而不能视作为中国士人文化的断裂。科举制的废除，从制度上动摇了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对国家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动摇了士人阶层实现其人生理想的信念根基。把科举制归结为一种“儒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方式，一种“制度化儒家的核心制度性设置”，的确是“高抬”了儒家、将科举制模式与儒家文化内核混为一谈的曲解。今天的我们，即不能把儒家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也不应当把儒家文化与科举制度混为一谈。儒家文化之所以被贴上封建主义的标签与科举制一同遭人诟病，是因为在那次辛亥革命前后，国人在剥离皇帝龙袍上的图腾时，连绣制龙袍的丝绸也一同焚毁了。就像马克思在论述费尔巴哈处理黑格尔关系时说过的一句话：在泼洗澡水时,连盆里的小孩也一同倒掉了。

干春松先生在《科举制的衰落和制度化儒家的解体》一文中认为：“科举维系着儒家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的制度体系之间的平衡。因此说，以对于科举的怀疑和废除科举为前导，由于对于儒家价值观的信心的丧失，整个晚清的改革一个中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于传统制度体系中儒家成分的否定，同样也是对儒家的制度体系的否定”。[31]权衡之下，笔者更倾向于赞同王明伟先生的观点，“晚清士人在中西学战失败后,将改革科举作为救亡的新出路。从社会学层面看,科举制的废除使得士失去了社会中心地位的制度保证,导致了自身的边缘化和向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转变”。[32]“士人们为谋生便不得不到传统制度之外去寻求更有利的生存方式。这样做的人多了,便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新士风,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就在这种生存方式的变化中,而渐渐发生了改变。”[33]士人情怀的遗失和淡漠，士人价值体系转变中的失范，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官场失律失范的重要历史文化根源。

在现代，这种士人情怀所表现的价值观念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生活的变迁，无论是在实现方式上或是进取目标上，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葛荃先生在《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一文中对这种转变做了精准的分析。他认为，这种转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价值支点”的转变。传统的士人精神侧重于对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而近现代士人精神则侧重于对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的认同。二是“人生目标”的转变。传统的士人关注社会、政治与民众，目的在于检验自身的道德行为，他们的人生理想就是依照一个既定的传统模式来规划自己的一生。这些理想实现的场所是在社会，在政治，沐浴恩泽的是天下万民，似乎与个人德行无甚关联；近现代士人人生抱负的申张与政治理想的展现，则是侧重于以内涵极其饱满的道德情怀作为人格根基。三是“人格结构”的转变。在人格结构上的变化是，绝对化的权威人格成分，士人人格内涵的所有道义规定都要求士人绝对服从权威和极度崇拜权威。士人人格形成的基本路径是读圣贤书，走圣化路，做圣人之徒。群体人格成分的泛化，决定了士人精神中的传统性格和保守倾向。[34]这种转变也直接地影响着士人情怀的变化，在士人情怀的价值取向上得到了及时而明确的反映。但总体上，在价值取向方面，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在文化内涵方面，呈现出继承与创新并举的延续性；在思想认识方面，基本摆脱了历史赋予的寄生性和依赖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的同时，具备了人格意义上独立性。

科举制作为一种士人入仕的选拔制度，从隋唐开始，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而科举制被废除至今只有100年的历史。这100年来，“原有的形成社会精英（即士人阶层）的方式发生了断裂”。就制度形式来考察，确实是个历史事实。这对于清末以来中国士人阶层的前途命运所产生震动和价值移位是必然的。废除科举制，一度对中国士人阶层构成的精神空白和价值失落是可想而知的。由此，一个誉满史册的、生龙活虎的、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集智慧谋略和仁义道德于一身的士人群体，似乎在一夜之间蒸发了，消失了。他们去了哪里？

也有人认为：科举制被废除后，“中国士人阶层中断了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必然联系,失去了向往已久的人生的归宿”。比如王国维，比如陈寅恪等等。甚至至今，还有人因此而为他们感到惋惜。那么，中国士人真的就此绝望了吗？他们真的就此消失了吗？是否也像科举制那样，被一纸诏令取缔了呢？或是像萨达姆・侯赛因的总统卫队，被强大的欧美盟军在24小时之内瓦解了？

不！科举制废除的历史过程，应该看作是中国士人阶层觉醒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只要人们稍稍对清末那段历史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当初发起废除科举制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国士人阶层；领导民众推翻封建清王朝的核心力量，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国士人阶层。他们既是数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掘墓人，同时又是自己旧命运的掘墓人！近100年来，他们已悄然转身，完成了一次凤凰涅式的浴火重生；他们就此改变了自己数千年来“微臣”和“奴仆”的身份和地位，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了独立执掌中国前途命运的新兴阶层。在他们的身上，“既传承了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感,又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得风气之先,掌握了现代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传播规律,并身体力行地从事于现代知识和文化的创造”。[35]在没有了皇帝的日子里，中国士人已操起了民族历史的航舵，中国士人情怀已成为新时代的主流意识！

但也应当看到，中国士人情怀在具有鲜明的政治理性和社会历史性特点的同时，具有明显的排斥经济性的倾向。这是我们今天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传统时应十分注意明辨的一个方面。（何宗海 中国网专家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