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士人情懷(2)

二、士人情懷及其文化內涵

中國士人情懷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高尚的人文情結，在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得到不斷升華的同時，也在激勵和塑造着新的士人群體自身誕生成長，使這種特色獨具的價值存在方式和思維方式不斷地得到延伸，文化道德觀念不斷地得到完善。儒家道德文化理念奠定了中國士人文化的豐富內涵，士人情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在不同的歷史環境、歷史事件中適時地、恰如其分地、淋漓盡致地弘揚了這種文化傳統，渲染了這種文化氣氛，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社會價值認知體系。其內涵以及表現方式總是不能脫離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民族使命感、自強不息的人生哲學、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境界和憂國憂民、忍辱負重、不計得失、為民請命的品格等這些傳統的道德追求。

太史公在【報任安書】中將士人品德歸納為：智、仁、義、恥、德五個方面。一是善於加強自我修養，智慧聚於一身的人；二是樂於助人，以仁愛為出發點的人；三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正當取予、以義為據的人；四是懂得恥辱，勇於奉獻的人；五是品行端正的人。稱之為士人五品。這便是中國士人情懷具體的道德人格內涵和顯著的思想文化特徵。太史公所言『善於加強自我修養，智慧聚於一身的人』，與君子理論強調的個人道德修養，如出一轍。孔子所認為的君子，其本意就是有道德的人，是『認知了根本道義和具備了完整仁德之人』[16]。在孔子的設計中，君子不是先天造就的，而是成為君子的人經過後天的努力實現的，其明顯的特徵之一是『加強自我修養和智慧聚於一身』。孔子把道德的善歸結為一個字――仁，把『仁』作為人生的理想境界。君子理論認為：『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17]用今天的話說，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同別人一道行善。司馬遷所強調的『樂於助人，以仁愛為出發點的人』，也正是這種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正當取予、以義為據的人』。君子理論認為，『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18]『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19]。『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20]也就是司馬遷在【報任安書】所強調的『懂得恥辱，勇於奉獻的人』。『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21]。在儒家看來，時政黑暗、社會無道的根本原因，在於從政者的人格卑污。所以，孔子提出了道德性的君子論，以救時弊。士人道德所強調的品行端正的人，也正是君子理論所期望的有道之士，都是在加強自身修養。『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22]『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23]。『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24]。『言必信，行必果』[25]。並由此改善政治、治理國家。只要這樣的士君子與朝廷共同施行仁政，老百姓就會望風而靡隨之而動，天下由此而治。『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26]

由來已久的『與天下同樂，與天下同憂』的價值追求，是中國士人情懷高遠的志向和優良的傳統。以天下為己任，是中國士人與生俱來的天性。『四書』之一的【孟子】記載了這樣一段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齊宣王在他闊綽的行宮裏接見孟子。宣王說：『賢人也有這樣的快樂嗎？』孟子回答：『有啊。如果人民的生活得不到快樂，就會抱怨他們的君主。因為不快活就對自己的君主說三道四，當然，說三道四是不對的，但作為君主，而不能與他的子民同樂，肯定也是不對的。以人民的快樂為快樂的君主，人民也會以他的快樂為快樂；以人民的憂愁為憂愁的君主，人民也會以他的憂愁為憂愁。能與天下同樂，與天下同憂，這樣的君主不能稱霸天下的，從來也沒有見過。』[27]這是發生在距今2300多年前戰國時期的故事。1300年後的北宋時期，士大夫范仲淹在他的千古名作【岳陽樓記】裏繼承了這種『與天下同樂，與天下同憂』的士人情懷，借今懷古，以物詠志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28]

在中華文明的源頭，士人情懷既是一種修身的氣節，也是一種齊家的坐標，又是一種治國的境界，更是一種平天下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