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先生的文化價值(3)

道德為范的師者

學術、藝術水平雖是成為文化大師的根本條件，但道德人品卻是成為大師的首要前提，這是中國式的文化價值觀，『無行文人』在中國永遠不能成為文化大師。而道德人品又往往和性情學識、文化修養密切相關，像朱熹、二程一類被東坡批為『不近人情』者，充其量只能成為專門的經師。只有像孔子那樣成為『萬世師表』，或像東坡那樣具有最動人的『情味』，才有資格成為真正意義的文化大師。西哲有云：一切文化都會沉澱為人格；換言之，每個人的人格都形成於他的文化積澱。啟先生是在長期學習與踐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底蘊中成長起來的人，因而中國文化中那些優秀的傳統和根深蒂固的因子早已潛移默化地凝固於他的血脈之中。人們仰慕啟先生，樂意奉他為大師，也得益於他的具有這種中國情結的人品性情。無論以舊道德還是新道德來衡量，啟先生都近乎完人，都與他的齋號『堅淨』相符；熱愛他的人甚至發出這樣的讚嘆：『人無完人，啟功例外』。

啟先生雖因時代和出身的原因，未能居於政治的中心，但他始終懷有一顆赤誠的愛國憂時之心。他絕不是一個僅關在書齋裏的學者，也不是被捧在象牙塔裏的名士，他一生都遵循着『精英』之『士』應弘毅大道的準則。在舊中國，他雖僅為一介布衣書生，但他能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休戚相關，如1937年『七七事變』後，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啟先生與臺靜農、魏建功『悲憤大醉，醉後元白寫荒城寒鴉圖以寄慨』。到了新中國，他為國家的進步發展而歡欣鼓舞，對存在的問題痛心疾首，而其評價又不失『啟式』的風格。如評腐敗現象曰：有腐而敗者，也有腐而不敗者，還有敗而不腐者，可謂洞若觀火。他為繼承弘揚中華文化盡心盡力，作為多屆全國政協常委、書協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積極為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建言獻策，並多次到中國香港、日本、韓國、新加坡、美國、英國訪問以及考察、進行學術交流，堪稱中國文化的形象大使。每逢災害，他經常帶頭義賣捐資。而最能體現他竭盡全力報效國家與民族的是他對教育事業的無限忠誠。他認為別的頭銜都是虛名，自己就是一個教師，以至本可列上數十上百頭銜的名片上，只寫『北京師範大學啟功』幾個字，有人開玩笑地說，你在師大幹什麼？看傳達室呀？他這才加上『教授』兩字。1991年，當得知師大很多學生生活貧困時，他不顧年邁體弱，趕製100多幅書畫作品到香港義賣，將全部收入捐給學校，並且堅持不以自己的名字，而以陳老校長的書屋『勵耘』來命名這筆基金，以此踐行尊師重道的傳統。啟先生雖沒有大部頭的教育論著，但他為北師大所擬的『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校訓再次體現了『啟氏』的智慧，結合『師範』的特點，高度概括了師範人應具有讀書與做人、理論與實踐、學與行相結合的修養。而他為北師大畢業生所題的贈言：『入學初識門庭，畢業非同學成。涉世或始今日，立身卻在生平』，同樣具有高度的辯證觀和哲理性，可視為對所有畢業生的『畢業訓』。

堅守性情本色的大師

啟先生晚年雖榮銜滿身，但他始終保持着平民本色，自稱得到這些榮譽不過是『賊星發亮』而已。他淡泊名利，更淡泊錢財，為教育事業及公益事業寫字從來分文不收，為企業寫字所得也大多捐出。他從不趨炎附勢地以皇族自居，更不以愛新覺羅氏炫耀。他稱自己只姓『啟』，名『功』，當『族人作書畫，猶以姓氏相矜，征書同展』時，他以詩婉辭：『聞到烏衣燕，新雛話舊家。誰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當大家紛紛稱讚他博學多聞是因為天資過人時，他卻真誠地引用【論語】的話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因此他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他長期居住的小乘巷的南廂房環堵蕭然，卻幽默地說『室比維摩亦倍饒』，並樂此不疲地在此進行着創作，大有顏淵『一瓢飲，一簞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遺風。搬到北師大小紅樓後，仍是身居斗室，掀起氈子吃飯，放下氈子寫字。凡到過此地的人無不驚嘆如此大藝術家和大學者的作品居然都是從這裏產生的。

仁者愛人，啟先生具有高尚的博愛精神。由於具有一顆本色的平民之心，所以他能以一種平視的態度去愛人，並被人所愛；也能以平民的情感去感知生活和社會，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施捨愛心與同情，故而有高度的親和力與極好的口碑和人緣。這一點與蘇東坡極為相似。東坡嘗自稱可以上陪玉皇大帝，下陪乞丐，在他眼裏，沒有一個不好的人。啟先生亦如是。他愛自己的親人，侍母至孝，敬妻如賓，那些紀念妻子、母親的詩詞不知感動了多少人為之墮淚。他敬愛師長，以繼承發揚他們的學術和藝術為己任。他感激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候幫助過自己的親友師長，恪守滴水之恩當報以湧泉，並把這種報恩的思想推廣到回報社會更多的人。他愛學生，以恩師的『勵耘』精神教育他們，以『潤物細無聲』的愛心培養他們，與他們平等相處。在他名下註冊的學生，一旦畢業，他即以朋友相稱，而學生們反而更加尊敬這樣的老師，以能有這樣的老師自豪。他對一天到晚輪番轟炸般的來訪者總以禮相待，立迎親送。對為他服務過的司機、廚師、修理工更加善待。有些人挾『首長』之威向他索字，他可以威武不能屈，但對這些人則有求必應。

而最與東坡相近的是對待生活的態度，特別是對待挫折和苦難的態度。他們都是洞悉社會、洞悉歷史的大學者，故對人生的榮辱窮達早已看透。既不汲汲於富貴，亦不戚戚於貧賤。他們都具有很高的情商，能很好地把握自己的情感，並能以高度的智慧處理好自己與社會、與他人的關係。啟先生一生遭受過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能同東坡一樣平靜地正視這些苦難，並能以曠達的胸懷，哲人的境界去品嘗這些苦難，從中發現和玩味更完整、更深刻的生活之美。他機智、幽默、博雅、多識，我們隨手編輯的【啟功雋語】就可以當半部【世說新語】讀。他的那些自嘲詩能以詼諧的雋語，風趣的調侃，將痛苦埋在心中，把智慧送給讀者。諸如『衰榮有恨付芻狗，寵辱無驚希正鵠』，『開門撒手逐風飛，由人頂禮由人罵』，『立身苦被浮名累，涉世無如本色難』，這樣充滿哲理的詩句不正是他對百態人生和多樣社會最好的詮釋嗎？而能堅守這種『本色』，不正是他對傳統文化價值最好的吸納和弘揚嗎？而這種弘揚不又更提高了他的文化價值，使他在文化星河中依傍着像東坡這樣的明星，更加璀璨奪目、永放光芒嗎？

作者小傳：

趙仁 男，1942年生於北京。1978年考取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生，並有幸從此師從啟功先生。198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現為北師大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華詩詞研究院顧問，中華詩詞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