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眾所周知，竹簡與帛書是中國早期書寫的載體。在古代中國，自商代起始一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簡帛成了那個沒有紙張和紙張的使用尚不普遍的年代裡最主要的信息傳播載體。簡帛作為通用書寫材料，使用至少有2000年。古代的簡帛，數量是非常多的，但由於其材質容易損毀，埋於地下難以保存，所以迄今為止學術界尚未發現商代簡的實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簡帛書籍，只能追溯到戰國時期。
王國維先生指出的『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其實是根據他自己在研究甲骨、金文以及簡牘等方面的經驗體會，敏銳提出的『二重證據法』的研究途徑。具體說來，即『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簡言之，就是注重把傳世文獻與出土材料互相對照和印證，所以『郭店簡』『上博簡』與『清華簡』等出土，無疑為今世學人提供了『新發現』，這恰恰是我感到激動，並以之作為標題的原因。王國維先生首創並大力倡導的這一『二重證據法』，為出土材料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文匯報：清華簡的第一、第二輯整理報告都已經向學術界公布，作為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簡整理研究團隊的領銜科學家，請您介紹一下清華簡為『新學問起』帶來了哪些新發現。 李學勤：王國維先生在演講最初提到『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後，列舉了『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孔壁中書，是為西漢前期在山東曲阜孔宅壁中發現的竹簡書籍，這些書籍應在秦代焚書時藏匿壁中，內容以【尚書】為主，其中16篇是漢初伏生所傳今文【尚書】沒有的，系以戰國古文書寫，稱【古文尚書】。有關今古文【尚書】的爭辯，自西漢晚年至今仍未定論，孔壁中書影響之深遠由此可見。 汲冢竹書，則是西晉初在河南汲縣一座戰國時魏國墓葬中發現的竹簡書籍，時間約為公元3世紀西晉咸寧五年。竹簡上獻朝廷，學者束皙、荀勖、和嶠等多人受命整理，其中一部史書被定名【紀年】，即著名的【竹書紀年】。惜自唐代後散佚，現已無全書，僅零碎佚文傳世。王國維所講此二項『最大發現』均為戰國時期竹簡書籍，在學術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但不論【古文尚書】還是【紀年】，今人已見不到原貌，成為學界無法彌補的歷史遺憾。 在清華簡整理與釋讀過程中，我們恰恰看到了竹簡中有真正原本的古文【尚書】，可謂是在2000年後首見，此外還有近似【竹書紀年】的史籍，這些都為有關【尚書】與【紀年】中一些長期爭辯且懸而未決的問題提供了極具說服力的佐證，僅此一點已經讓我和團隊中的很多人激動不已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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