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無邪』及其他(2)

詩人為什麼要把那些『事』『標誌』出來？詩人將那些事標誌出來，是為了『保存－存留』。詩人要將那些『已經不存在』，或者『正在不存在（消失）』的『事』『存留－保存』下來，『傳諸久遠』，詩人的作品，保存了『存在』，不使『消失』，使之『存在』。『詩』保存了『事』，保存了『（歷）史』。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人生之無常，覺今是而昨非，而『今是』也會成為『昨非』，甚至『今是』就是『昨非』，『是』『非』不是一般道德論的意義，而是存在論的意義，『存在』與『非存在』交替出現，原本也是『一』。蘇東坡說，『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自其『非存在』觀之，一切皆歸於『無』；然則世間尚有『存在』在。『詩』就是使『存在（什麼－事）』『存在』的一種方式。『詩』為『思（想）』方式，也是『存在』方式。『詩』將『存在』『標誌』出來。

『詩』不僅僅是將『過去』的一些『事實－facts』列舉出來，或者揭示諸事實之間的因果關係，不是將已經『消失』了的事實『存放』在『語詞』之中，『詩』中的『事情』並未『消失』，並未成為『非存在』，『詩』不使『事物』『消亡』，甚至『挽救』事物之『消亡』。

如從實際『功用』角度看事物，世間萬物，莫不『被消耗』，就具體事物言，莫不從『有』到『無』，海枯石爛，日月滄桑，然則此情綿綿又並非僅僅為詩人的誇張。並非是這個精神性的『思』，反倒比『石頭』還要『堅硬』；只是說，『詩』不『消耗』任何『事物』，而只『存留』『事物』，甚至包括它自己所用的『語言』。

『話』出如風，人們常是『得意』而『忘言』。語言作為交往的『工具』，的確只是一種『形式』，其『意義－意思』是主要的，『理解』了『意思』，『語言』的『形式』是次要的。

『詩』的語言則不同。『詩』不『消耗』自己的『語言』，並非『得意』就『忘言』。『詩』的『意』和『言』，不可分割。『意』就『住』『在』『言』里。『詩』的『什麼』與『是－存在』不可分。『詩』的語言不是『抽象』的語言。

『詩言志』，『言』和『志』不可分，二者合而成為一種『存在』方式。『詩』固為『意識形態』，但也是一種『存在形態』，體現了『意識』與『存在』的同一性，『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因為它們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時代的，歷史的。

『詩』中的『事』不是抽象的『事實』，不是某種或某些抽象的『屬性』所能概括得了的。何謂具體的、歷史的、時代的『事』？

『事』是『人』『做』的，『人』是生活在一定的歷史、時代條件之中，是有『限制』的，於是『人』之所作所為，也都是具體的、有限制的。亦即，『事』都有其『情況－status』，亦即希臘人以及晚近福柯說的『ethos』，所以，我們說『事物』，也說『事情』，『事物』是有『情況』的，不是抽象的。

這個『事物』的『情況』之『情』，不僅僅是『感情－情緒』這類的主觀欲求和情緒，而帶有客觀的歷史性。它是『事物』的實際－真實『情況』，而不是『事實』屬性之間的單向關係。

如果把『歷史學』作為一般的編年史――如同古代希臘人那樣，則無怪乎亞里士多德要說，『詩比歷史還真實』。此種『歷史』，只是單純的記錄『過去』了的『事實』，而『詩』則是全面地『存留』着『歷史』的『存在』。『歷史』記載着『非存在（過去了的，現已不存在的）』，而『詩』『標誌』着『存在』。『歷史』面向『過去』，『詩』則面向『未來』。單純的『歷史』竟然可以是『非時間性』的，『詩』才是『時間性』的。既然一切現實、真實的東西都是『時間性的』，於是，就古代希臘的情況來說，亞里士多德就有理由說『詩比歷史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