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法化研究的現實與困境

編者按：語言學研究向來關注具體問題，方法可謂具體研究之良具，因此，本版將陸續推出關於語言學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論的文章。欄目名中『旨歸』之意取自【溫病合編・自序】：『其於卷帙浩繁者，必要旨歸，琳琅珠璧，無美不搜……』希冀將語言學方法論之美文盡收於本欄。


　　自1990年代中期語法化理論引入以來，中國語法化研究已走過了近20年的風雨歷程，取得了不少成績，但也遇到了一些問題。


　　漢語語法化研究的現狀


　　中國對語法化現象產生興趣，最早可追溯到元代周伯琦寫於13世紀的【六書正偽】。該書指出：『今之虛字，皆古之實字。』中國現代語言學研究曾顯示出樸素的語法化思想。比如，呂叔湘在探討疑問形式作非疑問用時就透露出形式更新思想。趙元任的背語義分析和『語義短路說』，也有『類推和重新分析常交織在一起』及語義滯留、語境吸收的思想。但是，突破語法化研究的實詞（詞義）虛化局限，自覺運用語法化理論研究漢語則始於1990 年代。1994年，沈家煊和孫朝奮分別著文介紹國外語法化研究中提出的語法化原則和語法化的單向性。1995年，劉堅等著文探討漢語詞彙語法化的誘因。1998年，沈家煊介紹了Bybee等著【語法演變：世界語言中的時、體、情態】一書中的相關理論。上述文獻的發表推動了漢語語法化研究。2001年起，兩年一次的漢語語法化問題國際學術討論會已開了五屆，出了四本【語法化與語法研究】文集。關於漢語語法化研究所取得的成績，國內已有專著、論文作全面介紹，本文重在反思該領域中存在的問題。


　　漢語語法化研究的不足


　　漢語語法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使這一研究似乎走入了一個『理論創新進展慢，事實挖掘偏重微觀』的困境。


　　第一，共時變異研究和歷時演變研究結合淺表化。自語法化理論引入中國，漢語共時變異研究不再滿足於對共時現象的分析和描寫。而歷時演變研究也不再滿足於材料的堆砌、年代的考證和線索的追溯，開始用歷時演變解釋共時變異/特徵，基於共時變異重構歷時演變。但由於一些研究者把這兩種研究方法的結合理解為『僅僅是一會兒進行共時描寫、一會兒進行歷時追溯』，結果導致其研究與歷史語法學研究的重複，只是比後者增加了『類推、重新分析、隱喻、轉喻、擴展、實現、（交互）主觀化』等新術語。因而，這種淺表化的結合常被批評為『只是用國外的理論來套一套漢語的事實』。


　　第二，具體研究有餘，共性研究不足。語法化事實研究多為個案研究，而立足一類語詞或句式的研究較少。雖然吳福祥曾疾呼重視語法化模式/路徑的探討，但這方面的研究仍然較少。比如，對漢語終竟義語詞（『到底、終於、畢竟、終究、究竟』等）的語法化研究，基本都是對該聚合中一個成員的一種或幾種用法，或某幾個成員的一種用法展開研究。


　　第三，事實挖掘有餘，理論探討不足。漢語界探討語法化理論的文獻較少，僅有的一些研究尚存在可商榷之處。比如，漢語語法化研究領域常將語法化的條件、動因（誘因）、機制和表現這四者中的兩個或多個混為一談。李宗江【關於語法化機制研究的幾點看法】一文已基本澄清語法化動因和機制的區別。其不足之處：一是將語法化的條件和動因混為一談，二是將語言類型或語言系統的特點歸入語法化動因。


再如，對語法化與高頻的關係，學界進行了一些探討。彭睿區分了臨界頻率和非臨界頻率，對『語法化以高頻為條件』原則的例外現象作了合理解釋。但作了這種區分後，仍有例外現象。李宗江指出，這些例外現象的出現可能是因為我們基於對歷史語料的統計得出的結論和當時的語感未必相符。筆者認為，因文獻缺失或書面語對口語反映的滯後，基於對歷史文獻的考察而得出的某語詞用頻高低的結論未必可靠。李宗江還認為，人們在語感上非常熟悉是語詞易語法化的根本原因。但語感上熟悉是個模糊概念，在實際研究中難以操作。筆者認為，鑑別語詞語法化難易程度的標準是創新用法在當時語言系統中對於語言使用者來說的心理解讀難度。高頻只是降低創新用法心理解讀難度的因素之一，而非心理解讀難度小的表現。


　　第四，對國外語法化研究的熱點和進展關注不夠。比如，國外語法化研究中的形式主義和功能主義相結合趨勢，語言歷時演變的小型計算機模擬，以及語法化研究中的有無之爭、概念之爭、範式之爭、單向性之爭等。而漢語語法化研究多專注於語法化事實的挖掘，這必然導致漢語語法化研究中的極端傾向和漢語語法化的個性發現較少兩種流弊。漢語是極具類型學價值的語言，它在語法化模式/路徑上當有不少異於外語的特點，但漢語界對此發現甚少，且對已有發現的解釋存在爭議。


　　比如，吳福祥指出，在形態發達的語言裡，語法詞或附着成分常會經形態化變為屈折詞綴。漢語等分析語中雖也有類似變化，但通常不是進一步語法化為屈折詞綴，而是跟毗鄰詞項發生詞彙化，形成意義難以分析的詞內成分。但李宗江認為，『若把漢語是非形態語作為其語法化不能導致形態化的原因，那就得將語言的結構類型看做先於語法化的初始觀念，或者說是結構類型規定語法化而不是語法化影響結構類型。這樣理解似與語法化的實質不符』。其實，李宗江只是看到了語法化對語法系統的形成和調整作用，而沒有看到既有語法系統對新的語法化演進方向的規定作用。陳保亞解釋道，漢語和外語相同的是語言單位在歷史變化過程中常出現由上層向下層轉化的情況，詞組向詞、詞向語素、語素向音位都可轉化；相異的是漢語是語素音節文字，所以在句子向習語、詞組向詞、詞向詞內語素的轉化過程中，語音表現不同於印歐語。漢語一個音節通常不會弱化到只有一個音位，弱化到消失的更是少而又少。漢語音節在弱化過程中多頑強地保留音節地位，常是聲調消失、聲母濁化、韻腹央化，因此易變成詞內語素而不易變成屈折詞綴。


　　此外，某些漢語語法化文獻還受到國外語法化研究從早期的重形態―句法向近期的重語義轉變的影響，把漢語語法化研究蛻化為詞義演變研究。（張秀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