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泛娛樂化時代，作為文學王冠的詩歌將何去何從？在唯『錢』是問的當下，如何實現詩意的安居，何處安放我們心靈的家園？9月10日下午，在杭州舉行的首屆大運河國際詩歌節迎來了第一場高峯論壇，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十位詩人、小說家、學者齊聚一堂，在曾走出過潘天壽、林風眠、艾青等人文大師的中國美術學院，展開了主題為『詩歌――存在與藝術的母題』的研討交流。歷時近4個小時的座談會，文壇宿將與院校名師縱橫捭闔，時有精彩的觀點碰撞，堪稱西子湖畔一次難得的高手過招。
◎ 深圳特區報記者 王樽 文/圖 ◆嚴肅文化和商業文化形成對立 新世紀已進入了第二個十年，面對諸多棘手的新問題，中國文壇在認知和創新上有着怎樣的建樹與困惑？文學評論家、學者、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員李陀提出了自己的疑問。他認為，對於21世紀的內涵，我們的思考遠遠不夠，置身在全新的時代環境裏，『包括我們對文學藝術的很多看法，其實都還是在20世紀。儘管上個世紀的很多東西在這個世紀有延續，但是仍然應看到20世紀所沒有的新的時代特徵。』 李陀用『文化的全面分裂』來形容21世紀正在展開的特點，與以往世紀不同的是，21世紀的分裂擴展為文化的整體的、全面的分裂，『尤其表現在文化的娛樂性，文化的普及性和嚴肅的、高級的、高雅的文化之間的很難協調的這種分裂。由於市場經濟的急速發展，不僅給世界的經濟、政治帶來了非常深的變化，也給文化帶來了非常大的變化，這個變化之一就是文化在文化工業的支持下對文化領域的全面控制或者叫統籌，使得嚴肅文化和現在所看到的商業文化之間形成了非常嚴重而且不可調和的對立。』這個對立，使得詩歌、藝術、繪畫都面臨一個完全新的環境，『文化之間不是一個對立的關係，而是一個很嚴重的分裂的關係，以至於我們的詩歌正在面臨着被娛樂化，被進一步地商業化，被進一步地通俗化的危險境地。』李陀認為，這個危險是當年李白、杜甫們沒有遇到的，在這種文化的深刻全面的分裂情況下，詩人、藝術家、藝術愛好者都有責任，或者有義務想辦法，不但要保存傳承一個社會所必需的高雅的、高級的，相對來說比較小眾的文化，而且要在這個領域裏面出更多的好作品，出更多的傳世之作。 李陀舉中國電影為例，『眼睜睜地看着中國電影就像今天的中國足球一樣令人絕望』，曾經很有追求的一批名導演『他們走向了另一面，原來他們拍的片子不是這樣的，他們當時的生活理想不是這樣的，他們那時候的夢想也不是這樣的。』這種改變在文學領域和其他藝術領域都存在，『本來分裂是好事，但現在全面的分裂造成一個可能的後果就是一方要吃掉一方，使得歷史上存在的分裂和對立不再存在，這種危險是非常現實的。』在這種情況下，詩人、藝術家、作家應該有責任在這個分裂和對立當中做些選擇，產生一些新的想法。李陀欣慰地透露，自己身邊的西川、翟永明等優秀詩人都在一直努力，通過長詩的創作，探索新的詩歌觀念和新的詩歌技巧，這一類的努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被文化挑動起來的欲望太多 著名詩人、中央美院人文學院副院長西川坦稱，他對這兩年的國內外當代藝術有強烈的『疲憊感、疲倦感』，『我不願意看，因為我知道我看不到什麼新鮮的玩意兒』，他批評很多當代中國藝術家都在靠投機取巧『走捷徑』獲得成功，『哪個國家的藝術家也不像中國的藝術家這麼集中地出現在時尚雜誌上，連時裝發佈會上中國的藝術家們穿戴、接觸的人，和誰拍照、登在什麼地方，什麼樣的讚美詞都已經是一個套路了』，一位美國詩人曾對西川說，中國現在發展這麼快，應該是出狄更斯的時代了。西川說我們下一代也出不了狄更斯。西川認為，在如此狀態下，作為藝術家或作家，如何展開創造力至關重要，『在你和傳統之間建立的關係，不應是一個簡單的繼承關係，而應該形成一個真正的對話關係，一個藝術家和另一個藝術家，能不能形成真正的對話關係，在這種對話關係當中也可能你能夠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是找到自己的一套語言，哪怕是找到自己的一個詞也好。我們可能會受制於很多東西，但也許我們能夠從這些受制的東西獲得某些靈感，也許能夠從困難當中獲得某些靈感，也許能夠從即使是非常小的教育當中的環節，獲得自己的靈感。』 著名作家、清華大學文學院教授格非表示，他對當下中國文壇的『烏煙瘴氣』非常不滿，他認為，『沒有新東西出現，可能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我們太關注現實的東西，太關注民族、專家、個人、團體各種各樣的東西，我們被這些東西搞得筋疲力盡，其實我們很少去關注這些東西背後有什麼存在。』他說，『從來沒有覺得國家與國家之間，語言與語言之間像今天這麼深，也許到了一個時候，重新來看待我們背後的東西。』通過自己前不久到新疆、印度的遊歷，格非稱，『我們這個世界什麼都不缺，最過剩的就是文化，文化這個東西原來是寶物，但現在已經變成一個負面的東西，文化在消耗這個世界，在產生很多根本沒用、多餘的東西，產生大量的符號，培植人的欲望，我們的欲望完全是被文化挑動起來的。我們需要這麼多的東西嗎？文明也好、文化也好，確實到了一個關口，所有的藝術家應該為這個時代的到來做好準備。』 ◆重新認識舊有的觀念 中國美術學院教授葛加峯以他在莎士比亞故居後花園裏面見到泰戈爾的塑像為例，認為『中國的詩歌也許能夠在更大的範圍內取法的對象更多元一點。』 這個話題引起了西川極大興趣，他指出『我們提到東方的時候，有時候會陷入到一個狀態――我們越強調東方越是有西方淵源意識，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現象。』 而說到泰戈爾在中國，西川和詩人、批評家歐陽江河都不約而同地談到，泰戈爾被過度解讀的問題。西川認為，泰戈爾是由冰心、鄭振鐸翻譯成的，西川介紹說，在當下的印度，都在重新整理泰戈爾的著作，這跟我們呈現出來的泰戈爾詩歌是有很大的不同。 歐陽江河對現在還用徐志摩時代的語言說話頗為不屑，並指斥對泰戈爾的歪曲，認為冰心、鄭振鐸意義上的泰戈爾是非常局限的，『冰心的語言，用的是兒童的、透明的、非成年的，某種意義上是「永遠的文學青年」的語言，在歷史演變中就變成了小資的語言。』歐陽江河認為，把詩歌當成是歷史內涵的東西，是一個美的語言，優美的、抒情的，讓我們感動的符號是不全面的，『詩的概念變了，詩歌本身已經包含了反詩歌的、非詩歌的東西』。歐陽江河稱，我們不是單純地去反對消費、反對資本，或者是反對商業化，『而是要確保在商業化和消費的這些所謂媒體意識形態塑造的西方意義上的種種東西之外，我們要確保一個異端的不是主流的東西存在。這可能是最低限制，如果連這點都做不到我們可能就愧對這個時代……哪怕我們不能戰勝商業、庸俗和娛樂，我們有責任保持一點和它不同，而且讓它尖銳，讓它是醒目地存在。』 ◆呼喚有靈魂的文學 在這個文化紛雜的時代，當下中國文化的特點在哪裏？中日雙語詩人、日本文學翻譯家田原有自己的思考，有人曾說歐洲有原罪文化，日本有恥文化，那麼中國是什麼文化？田原認為：『我覺得其實中國古代是誠文化，但是誠在中國的當下已經不重要了，中國的文化目前可以說是一個空白。』被世界廣泛閱讀的小說家中國還沒有。『田原說他曾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解釋靈魂】，『某種意義上我覺得詩歌、繪畫，還有作曲，應該是給靈魂的解釋，詩歌在某種意義上應該更強烈一些，可以提升一個民族的精神質量。』田原認為，中國產生不了大作家，除了語言的封閉性之外，『還在於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對我們自身靈魂、生命的思考，我們在一些最微妙的細節做得不夠。』有些在國內可以奉為一流的大師，翻譯成日語的時候就變成了三流，這是為什麼？我覺得這些詩人的作品還缺乏文學藝術的普遍價值、普遍性。』 俄羅斯聯邦功勳學者、教育家、文學批評家弗・維・阿格諾索夫非常認可研討會的命題，他舉一首俄羅斯詩人在美國創作的詩歌說明，語言會隨着時間而變化『一切有生命之物都會老化。詩歌是富有生命的，小說應該也是富有生命的。他表示，完全贊同這麼一個思想――就是藝術家首先是詩人，而詩歌是有生命的。』 杭州詩人潘維特別說到詩歌中的靈魂問題，他認為大家熱愛詩歌和談論詩歌都希望找到詩性，而詩性其實就是靈魂。『你的詩歌當中發現的並不是別的東西，是一顆靈魂。這個靈魂是重新被創造的，這就意味着一個詩人、一個藝術家要承擔很多東西，你才能重新塑造，否則，你是不可能進入到靈魂的創造裏面去的。』他認為，創造一種文化的靈魂，一種心靈的認知世界的目光，才是當下詩人最該被看重的。 來源：深圳特區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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