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要服眾，『述而不作』行不通

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省岐山縣禮村，是西周早期的青銅重器。盂鼎291字的長篇銘文，內容十分豐富。銘文提到『文王受天又大命』，是反映西周『天命觀』的最早實物資料。

國學是『一國固有之學術』。章太炎在【國學講演錄】中將國學劃分為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和文學數部，範圍本不可謂不寬。一直以來，有人將國學當成如意乾坤袋，什麼東西都往裏面裝，大有不填滿不罷休的氣勢，這樣折騰的唯一好處就是方便各方做廣告。有一個笑話講得好：某公寫了幾篇文章，被人捧為國學大師，他恬然接受，從不謙虛。有一回，他開講座，主持人吹捧他是國學大師，當即遭到一位聽眾的質疑。於是此公急中生智，辯道：『「大師」沒什麼大不了的，這個稱呼還不如「老師」尊榮，我做老師都做了很多年。』大師不如老師，這是新鮮的奇談，聽眾哄堂大笑。

有時，我也想換個角度看問題。在名器已毀的年代，別說『大師』早已變成注水肉，博導、教授、博士、正研究員、一級作家等等，都淪為了『排排座，吃果果』的變相產物。既然『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們就必須承認既成事實。然而名器墜地的後果夠嚴重：江湖騙子和南郭先生擁有了巨大的運作空間，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已日益彰顯，具有大師潛質的學者橫遭打壓，出頭的機會愈見其少。

在中國近現代，廣義的國學大師（一個時代引領學術風氣、集學問之大成者）並不多，康有為、王國維、章太炎、劉師培、陳寅恪、錢鍾書等寥寥數人當之無愧，以梁啓超、胡適等人摻入，尚且會有爭議。早些年，季羨林被人尊崇為國學大師，他惴惴不安，辭絕之意溢於言表，見於文章。嚴謹的學者往往具備自知之明，他們絕不會興沖沖地去坐上那把標明為『國學大師』的電椅。

那麼，『國學大師』著作太少，行不行呢？能否以『述而不作』作託詞呢？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大師級人物確實有不少人述而不作，或作而不豐，學術界對他們的著作權歸屬一直存在爭議：李聃只留下【道德經】五千言；孔丘只寫過一篇【〖易〗大傳】；孫武、墨翟、公孫龍、孟軻、莊周等人的雄文偉著頂多也只有數萬字。一篇雄文半部書並不妨礙他們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師，原因很簡單，那個時代思想自由，原創容易，一克微言即可勝過萬噸廢話，弟子們將恩師的妙語一一記下，如【論語】之類，就足以流傳千古。自漢朝以迄於今，兩千多年來，則未聞述而不作仍能成為一代文化宗師和國學大師的。大學問家顧炎武壯遊天下，觀察郡國利病，走到哪兒寫到哪兒；大學問家王船山豪吟『六經為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著作等身；梁啓超一生著述一千四百餘萬言，可謂勤者多獲；陳獨秀在南京牢獄中手不停揮，撰成著作多種；陳寅恪在目力衰竭的苦況下，尚且在助手的幫助下寫成洋洋近百萬言的【柳如是傳】；錢鍾書在人命危淺的年代憑藉超人的記憶力草就【管錐編】……事例太多，不勝枚舉。兩千年來，述而不作的大師，真是聞所未聞。大師要服眾，『述而不作』無論如何行不通，若想不被稱為江湖妄人，只有拿出過硬的學術著作，才能塞住悠悠之口。

國學大師不可誤認，最好的認證標誌就是生前的口碑和蓋棺後的定論。一個人若僅有大師的光環而無大師的底蘊，他被錯認為大師，就算一雙臭腳被捧為三寸金蓮，又有多少榮光？

（作者 王開林 為湖南省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