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会发现：一篇文章，如果它的文采很美，思想很正派，那么，作者往往就是一个翩翩君子。其中的原因，除了文章本身是作者的写实，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就是文章和人，在某种性质上，是相类的，怎么说呢？

孔子曾经说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注：彬，份的今字，指相对应相表里）

当一个人，外在表象和品性是份份对应的，表里相对的，而且通达贤明，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君子了。

对于文章而言，文就是文采和文章所论述的旨意，即中心思想，而质就是文章的语法；如果一篇文章，其文句字辞严格遵从语法，又能通达作者旨意，那么这篇文章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有文采，很通达深奥，像文言文，就往往能流传千古。

对于人而言，文就是他的言行表象，而质就是他的道德品性；如果一个人，他的言行举止，严格依照他的道德品性去做，而且又能做到很贤明，那么，这个人看上去就是一个君子了。

所以说，如果一个人的文章，能做到文采斐然，且又通达旨意，那么，这个人，他自己的言行举止，也会和他内在的品性相表里，通达贤明。这就是人和文章的相类之处，都有表里的辨证关系。

这个辨证关系，有哪些内容呢？在探讨这个辨证关系之前，我们先看看文字与文章的关系。

一、象形字的唯物内涵及意义

文章是由文字组合而成的，不同类型的文字，所组合的文章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就体现在语法上。我们现在来看看不同类型的文字，其语法上有什么不同。

文字的类型，大概有“象形文字”和“表音文字”两种，平常所说的表形文字和表意文字，在本文均属于象形文字。

其中“象形文字”只有汉字，而“表音文字”包括现代汉语、汉语拼音，和拉丁文字等，其中现代汉语和汉语拼音又是同一个体系的。有的朋友不太理解，为何说汉字是“象形文字”，却又说现代汉语是“表音文字”，现代汉语不也是用汉字构造的吗？

这是因为，汉字是用于文言文写作的，文言文里的汉字，其涵义是由自身形体结构确定的，不需要人为赋予，这时的汉字不是符号，而是事物的“象形”，这个“象形”是有规律可循的，即“五书”；而现代汉语虽然也是汉字组合而成，但这时的汉字并不表义，更不能通过“五书”来表义，现代汉语的基本单位是词语，词语虽然可以是一个汉字，但作为一个词语，其涵义是人为赋予的，比如通过新华字典确定，也许部分汉语词语的涵义来自于汉字原义，但已经与汉字本身无关，所以汉字本身可以随意变化，涵义却不因此而改变，所以，现代汉语事实上和拼音文字、拉丁文字都是符号，是表音文字，只不过现代汉语的读音，需要由汉语拼音另外表达，而现代汉语全面改用汉语拼音，并不妨碍白话文的写作和理解（虽然有部分汉语拼音会相同，但是使用汉语写作的优势，只是词语符号有差异，如果将相同的汉语拼音差异化，就能解决白话文写作和理解上的困难）。

象形文字与表音文字在语法上有什么区别呢？

象形文字的语法是唯物的，像汉字语法只与汉字五书相关，不需要人为预设，而表音文字的语法，基本都是人设的。

汉字的唯物内涵，主要是指汉字的五书：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是唯物为主，意识为次的。基本上一个汉字代表一种自然事物，事物的特征及属性，决定汉字的内涵，及汉字之间的关系。如“权”，来自于秤砣的会意，“权”的内涵就来自于秤砣的特征及属性，而现代汉语中的“权力”基本上等同于英文中的某词语，已经失去原汉字中“权”的唯物内涵，甚至在自然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事物；又如“能”字，来自于“熊”的转注，其内涵指人的某些性质像熊一样，但现代汉语中的“才能”“能力”，已经失去原汉字的唯物内涵，成为符号，文言文中一个“能”字可以表达出现代汉语中才能、能力、能耐、能人、能够等内涵，而现代汉语中像“能够”这个词，已经无法在自然中找到相对应的事物。“权”字、“能”字在文言文里的行文语法，以其不同内涵而处于不同的位置。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看，原生汉字的一个字，可能同时拥有多种词性，如名词、动词、介词，而现代汉语对于词语词性的人为预设，实际上已经不再以自然事物作为词语内涵的定性标准，而是以人的意识认知作为词语内涵的定性标准。《道德经》：名可名，非恒名。就是说，以人的意识认知，作为词语内涵及词性的定性标准，往往不合时宜。

象形文字及表音文字的语法差异，直接导致了中外文明在本质上的差异：中华文明注重唯物、实践辨证；而西方文明、现代汉语注重唯心、语言辩证。

汉字语法只与汉字五书相关，即使是“之乎者也”，其在文言文中的位置，也是由其涵义确定的，而其涵义又由五书确定，并无所谓的“文言文语法”规定其位置，而现代汉语的“的啊吗”，其在文章中的位置是固定的，由现代汉语语法规定具体位置。近代虽然有学者尝试总结文言文语法，但基本都是对自古以来的文言文进行分析总结得出，并不是人为预设的，而且总结出来的所谓语法，还经常被其他文言文所打破。

现代汉语是现代才出现的，其标志就是汉语口语书面化的实行。现代汉语本身是没有语法的，其语法来源于对英文语法的“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正是由于现代汉语语法的不成熟，现代汉语一开始就与汉语口语有差距（如“你吃饭了吗？”在口语中经常表达成“你吃过了吗？”甚至“吃未？”，这些句式并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越来越大。现代汉语推行的初衷，是意图通过口语书面化，降低文学水准，提高全民写作能力，现在来看，实在是现代版的拔苗助长。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写作机会，汉语口语的发展十分迅速，现代汉语的语法修正速度根本跟不上。可以说，人民群众已经抛弃了现代汉语语法，现代汉语语法沦为鸡肋，而由于汉语口语本身几乎不受现代汉语语法的约束，互联网上许多文学创作，其表现就是“同质化、思想贫乏”。

在文学方面，现代作家用现代汉语基本写不出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基本上不是用语庸俗，就是文旨低俗，白话文的文采评价，竟然要迂回到成语、歇后语、民谚，乃至引用经典等文言文使用频率上，十分典型的“文胜质则史”。在社科研究方面，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理论研究，除非是在国学经典的基础上创新、探讨，或完全囿于西学哲学范畴的辩证讨论，否则，依据现代汉语对事物的概念定义、理论描述，很难发展出适应时代的人文理论创新。现代汉语的推行，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的。

汉字语法与现代汉语语法的差异，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差异，是唯物与唯心的差异，是实证思维与辩证思维的差异，更是文明的语言基础差异。而现代汉语与原生汉字系统的差距，印证了汉字的唯物内涵对于华夏文明的重大意义，可以说，没有文言文，没有汉字的唯物内涵，华夏文明将不复存在。

二、文言文的表里辨证关系

象形文字及其唯物内涵，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论证，现在来看看文章的表里辨证关系，及文言文表里辨证关系的意义。

文章的表里辨证关系，可以用孔子的话来概括：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胜文则野”，是指语法、文体超过作者文学水平及学术能力，一些作者便套用语法、文体，随意拼凑文章。像文言文的八股文，白话文的论文，及古体诗词，此类文体、语法过于制度化，作者往往都会机械地套用语法、文体，随意创作，以致文旨表现出“狂野、浮躁、不实用”的特征，白话文论文，甚至可以直接假设论点出来，然后拼凑论点论证的。

“文胜质则史”，是指语法、文体无法统筹作者文学水平及学术能力，像文言文的骈体文，白话文的现代诗、散文等，由于语法文体相对作者而言，过于简单、随意，创作的著作，竟然不能充分表达作者的意旨，甚至误导读者对作者意旨的理解，这就是古人说的“以文害用”，此类文学体裁的发展，与“以文载道”的背离。历史上，一些经学家，忽略汉字五书，无视汉字文字学，甚至歪曲一些汉字的五书内涵，导致文言文语法遭到削弱，最终注解的经学论说背离经典原旨。最有名的就是王弼的《道德经注》对“眇”字的篡改，其改为“妙”字之后，《道德经》被玄化、清谈化；另一个案例就是程朱理学对“率性”的“率”字，及“中庸”的“庸”字，在训诂上的刻意曲解，“率”字本来是指帅、领、引，象诱鸟入网，但程朱曲解为遵循，这样就使得“率性之谓道”被曲解成与原旨南辕北辙的涵义，原旨是指人的品性有善有恶，人道、王道是指率领人民的品性往好的方向发展，却被曲解为“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那样，人性就有善无恶了，而“性”也被曲解为“心”，并与佛教的“心”衔接起来，但是，如果人性有善无恶，循性而为就可以，还要后面的“修道之谓教”做什么呢？人人都任性而为就好了；“庸”原指“用”，“平常之用”，“中庸”原指“中肯之用”，“教导人性，以归于常器之用”，程朱却误解为“中正的定理”，于是发展出有“理”无“欲”的学说，可见，人为削弱文言文的语法作用，“文胜质”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孔子述而不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担忧文言文语法、文体不足以充分表述自己的“学说”，而宁愿通过言行引导教化弟子。

通常情况下，文言文的表里辨证关系，由于其语法的唯物内涵，而得到一定的保障，以至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文以载道”。

很显然，不管是《道德经》，还是《中庸》《论语》，只要对经典的解读，能遵循经典创作时，相关汉字的当时五书涵义，其学术结论，就得以尽可能地接近原旨。

同理，为了保障文言文创作，所表达的意旨，能最大限度地贯通于历代的学说，我们就需要严格地遵循汉字五书，即汉字文字学。只有坚持汉字的唯物内涵，坚持汉字的五书语法，我们才能做到在不同时空都能通解、通达、通述经典学说。相对而言，那些表音文字所创作的论说，往往会因为词语在不同的天时、地理、人群，出现不同的内涵而无法做到通解、通达、通述，更不要说，唯心的学说，往往与实际、实证相去甚远了。

由此可见，文言文的表里辨证关系建立在汉字五书唯物内涵之上，对于学述创作，在不同时空相互通解、通达、通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恢复文言文，及汉字文字学，显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