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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科技日报 四、郑和航海图内容之概述
本图为一平面图，呈长带状，纷歧错纵之航路，蜿蜒曲折之海岸，均绘成平行，不计方向，只用曲线由右向左引申表示之。沿途诸岛屿、山脉、庙舍、树木等，全用绘山曲线法画成，地名书于中间，诸国名则外加一方括号，航线用虚线划于海中，沿线标明更数方向。
图中开始部分为南京至长江口，其次自长江口南航，沿中国海岸，至交趾界共九页，约为全图之二分之一，对沿海形势，海防要冲之地，驻兵之多寡，无不详尽备载，在现存各明代海防图中，恐无有如此准确详明者，故欲研究明初三朝之沿海防务，是图确具有极重要价值焉。亦更足证明非谙军务及海防者，不能绘制本图耳。
本图之后半部，其南洋及印度洋各国，包有三佛齐帝国崩溃后，原有属领之麻六甲、苏门答腊、锡兰等小国。印度洋西岸，沿阿剌伯海，至波斯湾口诸国，其记载亦特别详尽。盖因自爪哇击溃三佛齐帝国后，仅统属其首都所在地，其余原属各国，各自分立，成为散乱状态，而郑和奉命出使，目的在开辟海上交通，与印度、波斯湾、阿刺伯各国，媾成海上联盟，对雄据葱岭以西，中央亚细亚，兼有印度伊儿汗国、钦察汗国一部，且有向东侵明之帖木儿汗帝国，采取半月之外围攻势，一旦该国攻明，图收挟击之效。故而郑和悉心经营之，因之纪录亦详。其非洲东岸，为其次要，除木骨都束外，仅见图而不见航线。
本图又因航路为主，各国地势为附，故自图中所见者，仅为各国海岸之侧面且如山水画，不若现代航海图利用平面方式，可直接检视所经诸国全部地域，但自本图中亦可衡量之，先将其中航线依起航地，罗针方位，航行距离等，重新描绘于今之平面海图上，即能显示无误。此一航线，自南京开始，东出长江，复沿长江而南，经海南岛而达越南，由越南再南航至泰国、婆罗洲、爪哇、马来亚、及苏门答腊；复自苏门答腊人印度洋，经缅甸、印度半岛、锡兰岛、波斯湾、阿剌伯半岛、红海湾、而至非洲东岸。故自平面海图中检视其所经之海面，约包有我国南部，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及印度洋全部。
自新描绘于平面海图之航线观之，其体貌恰似英文第二十一字母 V字，其顶点位于马来亚之尖端，与爪哇北岸之中部。盖自南京出长江后，罗针方向大部偏向西南，及过马来亚半岛尖端，或爪哇北岸之后，罗针方向复大部偏向西北，直至波斯湾而止。再以此平面海图与原图对照，原图航线为横亘直线，故马来亚半岛之东西两岸，被分裂成同一直线之海岸，反之在爪哇岛，其北岸形如一直线，而原图中已被折叠成倒 A字形之东西两岸，又V字航线之左半，几全部归人印度洋，故在印度洋以内之各支线，亦形成由东而西之横亘状态，至于印度洋本身，其地势则若英文第十三字母M字，在原图中则已改变成M形，诸种情形皆由原图作法，并无南北东西四方位，仅依据航线本身，前后左右及远近大小以定其位置使然也。
《武备志》是图，因系刻本，显示图形粗劣，初视之，易生模糊杂乱之感，若细心研读，详考其中注录，则语意朴实，前后分明，无甚误失，盖由航线上，标注针位及航行指南，借以分别图中之方位，且航线附近诸国地势与岛屿沙洲，皆能依赖其说明，以判别其位置，航行时亦可据之稽考航进之状况也。此种作图法，其所表示之图形，皆随航线之位置而定，故以关系位置法名之，在我国古代海图中，如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元《海道绎》，明《筹海图篇》，清《海图闻见录》等，皆类似之，所不同者，上述诸图全凭其经验或想像，随意记之，藉知某地之约略位置，而本图则不然也，虽于尺幅之内，其图示各点，皆能符合实用，又以航线为主，辅以针位及航行指南，然后即确知各地在航线上之某一位置耳。
本图非仅利用关系位置收录大海洋于尺幅之内，且利用山水画之透视法将诸国海岸侧面图形，按航行之前后程序加以描绘，使本图于航海实用外，可供常人认识海岸情势，尤其重要者，于接近航路处，描绘特详，一若今航行术使用各重要地区之放大海图，其不重要或不常见者，多加以收缩或简略之，一若今航行术使用之总图。故本图既可视为航海图，亦可视作山水地志图。本图除纪录诸国名与地名外，尚有特殊物之标注，如桥梁：载于国内部分图内，尤以皇城附近为最多。河流：各国沿岸均有之，因航迹未到，多作收缩描绘。山岳：此等图形多在陆岸之内，可供航行时方向目标用。树木：多见于名胜之地，如皇城之钟山，锡兰佛寺等处。岛屿：皆为航行针路之重要者。平州：皆为航行针路之重要者。城墙：如皇城是。寺庙：全图载之甚多。城市框：主要之城市或国名均加以框之。沙滩：露出海面而又与航行有关者，皆标注之。巡司：明代之民兵守望哨及检查哨。危险区：礁石沙滩杂乱之海域。宝塔：全图载绘甚多，塔高人云，可作航行方向之指标，宋方信孺南海百咏“番塔”条曰：“半天缥缈认飞，一柱轮困几十围，绝顶五更铃共语，金鸡风转片帆归。”官厂：官办之船厂，供修造船舰，储藏器材与补给物品用。王城：国王宫廷之所在地。千户所：考明制千户为世官九等之一，皆有袭职。千户所者，为驻守海军之一单元，统兵约千余。其指挥所亦然也。过洋牵星图；海图后附过洋牵星图四幅；第一图自南印度往波斯湾口，第二图自锡兰岛回苏门答剌，第三图自苏门答剌往锡岛，第四图自波斯湾口到南印度。所谓“过洋”者，即航过大洋之意也。
五、郑和航海图对中西交通、地理学与航海学之贡献
考中西文化之交流，启始甚早，而成效显著者，当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西元前122年)，张骞之使西域，彼经匈奴西境，至大宛与乌孙，欲结盟以拒匈奴强敌，而间接则开辟亚欧间之交通。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班超再使西域，都护西域三十有六国。又派甘英西使大秦(当时罗马)，虽阻于安息，但已至地中海之滨，更直接打开亚欧之交通。三国之际，吴从事朱应、郎中康泰，奉吕岱之命，南宣国化，沿林邑(安南)、经扶南(柬埔寨)、林阳(泰国)，渡金边大湾(暹罗湾)，沿乌文国(马来亚)而北上，达恒河口南下，至斯调洲(锡兰岛)而还，著有《扶南异物志》及《扶南传》两书，备述所见文物，开中国与南洋交通之先河(见日人驹井义《明之所谓孙权之南方遣使》一文)。东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至义熙十年(414年)，法显求经于中、南两印度及狮子国(锡兰岛)，并白海上航归，著有《佛国记》一书。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至十九年(645年)间，有玄奘者，西逾葱岭，经西突厥，往印度求经，自帕米尔高原而南，越大雪山，又北印度，而中印度，至东印度、南印度，转西印度，最后复由葱岭而归国。除翻译佛经外，并著有《大唐西域记》一书，详记所历诸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为中国遍游五印度之第一人。法显玄奘两度人印，打开中国印度文化之交流。元太祖西征后，欧人受到东方文化之直接影响，从耶律楚材之《西游录》，长春真人之《西游记》与意大利人马哥孛罗之《游记》均可求得例证，且增长中国人地理学之知识。国人地理知识固然增加，然多限陆地者，其海洋知识仍未超过唐宋时期者，但至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后，国人对海洋知识有新之发展，即人至划时代时期，尤其是郑和之《万里航海图》，缄位篇(见海图之标注)，与随郑和出使之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诸书，更是无可评价之海洋学、地理学与航海学知识。中国地理之发展，历代虽可寻出典型著作，代表其一时代中国之地理学知识，如最古之《山海经》，周之《穆天子传》，汉之《史记・大宛传》，晋之法显《佛国记》，唐之玄奘《大唐西域记》，宋之赵汝适《诸番志》，周去非之《岭外代答记》，元之汪大渊《岛夷志略》，明末清初之程百二《方舆胜略》，潘光祖之《舆图备考)，徐继畲之《瀛环志略》等书，但郑和时代之航海图与诸书，仍具有特殊贡献且非他书所能及者。兹再比较分析之，当更见明显也。
考《山海经》充满神话，甚难征信，《穆天子传》虽较进步，仍属半神半实之间，《大宛传》则详于中央亚细亚至西亚地理，《佛国记》则增长中国人对印度洋、南洋之知识，《大唐西域记》详载葱岭以西及印度地理，《岛夷志略》总括唐宋以来，中国地理学界对南洋，印度洋之地理，而郑和之航海图则是中国地理学上，关于海洋地理之世界地图，亦是我国航海史上最珍贵之文献，增加中国对阿刺伯、红海、印度洋与非洲东岸地理知识。而其他诸书始终未超越波斯湾，故而，则郑和航海图使中国对世界地理知识，确是百尺竿头又进一步矣，亦使我国在地理学界放一异彩。其后，明英宗天顺间(1457至1464年)之《大明一统志》，嘉靖间(西元1522年至1566年)之郑晓《皇明四夷考》，黄省曾之《西洋朝贡典录》，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张燮之《东西洋考》诸书，仍未能超越郑和航海图之范围，所附诸图亦未及郑和航海图之精确实用。中国悠久文化，西方科学之文明，多遵循该一航线彼此交流，是故郑和航海图于中西交通上，世界地理学上、海洋学上，我国地理学上与航海史上，确有不可抹杀且值得吾人所自豪之价值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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