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论剑历史门户网 “科”之概念在先秦开始出现，但并不普遍运用。按照《说文解字》解释：“科，程也。”段玉裁注：“《广韵》曰：程也，条也，本也，品也。又科断也。按实一义之引申耳。”[22]何谓“程”？《说文解字》曰：“程，程品也，十发为程，一程为分，十分为寸。”[23]可见，科的本义为“程”，与“条”、“本”、“品”一样，同为类名。《论语・八佾》云：“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孟子》曰：“盈科而后进。”此处所谓“科”，均指“科”的本义“程”、“段”。“分科”一词与“分类”、“分门”相似，但在先秦时并未联用。
可见，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分、别、类、科等概念已经出现，分类、分别观念也较为普遍。正是在这些观念比较普及基础上，当先秦学者考察学术问题时，便相应出现了中国最早之学术分类。
二
先秦时期“分类”观念之产生与发达，与社会分工的出现及逐步细化密切相关。有了社会分工，便有了各职其司的百工，百工各司职守，便会导致分工明确化及确定化。只有当学术作为一种社会分工出现后，才谈得上学术分类及学术分科。对此，荀子在论述“礼法之大分”时有一段精辟阐述：“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24]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已而已矣。”[25]正是因为有了社会分工，才会有各种分职，有了农、商、百工、士大夫、诸侯、三公、天子各自的职守。正是因为有了“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才有专门掌管典籍的史官及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周礼》对百官“分职”作了详细规定，其中论到“史官”时曰：“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达书名之四方，小史掌邦国之志。”可见，西周时已有外史与小史、内史之专业分工。殷周之际开始有了约略的分类观念，并开始运用到典籍目录上。
《尚书・尧典》上所说的尧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定四时成岁”，是“依时”分类的体现；舜命伯禹、弃、契各司庶务，是“依事”分类的开始。《尚书・洪范》所分的“九畴”，显然是一种分类法：“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饷用五福，威用六极。”九畴是大类的名称，五行、五事、八政、五纪、三德、五福、六极，显然是二级分类。这些分类名目所以能够出现，显然是长期观察的经验所致。对此，《周易・系辞下》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舆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既然“八卦”是取法于天、取法于地而长期观察的结果，那么“九畴”及所属的五行、五事、八政、五纪、三德、五福、六极，又何尝不是“取法天地”而长期观察的结果？
殷周时代关于事物分类的观念既然产生，那么作为知识分类的学术分科，自然随之而生。近代目录学家姚名达说：“分类之应用，始于事物，中于学术，终于图书。”先秦时期分类观念已经产生，并且开始用分类之法辨别事物。据《周易・易象》载：“君子以族类辨物。”《周易・系辞上》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又曰：“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周易》实际就是依据“推类”原则演绎出来的。对此，姚名达说：“《易》之为术，纯乎依推类演绎之法以行之。”[26]这就是说，事物分类进一步发展便是学术分类，而学术分类最后必然归宿于作为学术载体之典籍分类。
事物“分别”、“分类”概念出现后，学术分类自然出现。《周易》上关于“道器”的分别，似乎是较早的学术分类。《周易・系辞上》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根据“形上”与“形下”的分类标准，将知识类分为“道”和“器”，这不仅是“道术”与“方术”之区别，也是后来“学”与“术”的分别。这种“道”与“器”之分别，对于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建构产生了很大影响。
春秋以前，各种文献典籍均藏于官府，民间没有典籍，因此“学在官府”、“学术专守”，便成为非常自然的事情。典、谟、训、诰、礼制、乐章等皆朝廷制作，政府设官分职掌管。对此，章学诚曰：“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27]既然“官守学业，皆出于一”，那么《周礼》所置百官，便是某种学业之执掌者。
《左传》云：“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子家语・正论解》亦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古代典籍名称，抑或是学术类名？历来颇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这些均为古代典籍名称，而非学术类名，姚名达则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些有数码之名称，是“类名”而非典籍名称：“著者则以为既有数字，必非书名而为类名，如后世之合称《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艺’，诸子为九流之例。倘此说不谬，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为楚府藏书之分类名称。”[28]这就是说，它们不仅仅是典籍名称，而且同时是“类名”。
从古代其他文献典记载来看，姚氏之说并非没有根据。《周礼・天官冢宰》曰：“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礼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礼记・曲礼下》云：“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尚书・舜典》亦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可见，三代之前已有所谓五典、六典者，并且它们均为藏书的类名，不仅仅是典籍名称。
如果进一步寻觅古代历史文献，则可以发现，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为典籍分类者，并非姚名达之发明。南北朝时之阮孝绪实际上已经有了这种意见。其《七录序》曰：“大圣挺生，应期命世，所以匡济风俗，矫正彝伦，非夫丘、索、坟、典、诗、书、礼、乐，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哉。”[29]将三代之丘、索、坟、典，与春秋之诗、书、礼、乐并称，实际上认它们均为典籍类名。
在“学在官府”、“学术专守”之殷周时代，主要的学术门类便是所谓“六艺”。关于六经与六艺，历来学者有较大分歧。近代有人说：六经为“古代道术之总汇，非儒家所得而私之也。”[30]六艺有广狭之分与大小之别。一般说来，人们将礼、乐、射、御、书、数视为“小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则称为“大艺”。前者是殷周时代之“旧六艺”，而后者则为春秋以后之“新六艺”。
“六艺”之名，始于《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就是说，“六艺”最初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也是当时流行的六种学术。到春秋时代，六艺的内容逐渐演变为诗、书、礼、乐、易、春秋，成为六种古代典籍的传授和研习。章学诚曰：“六艺非孔子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31]这就是说，六艺是“周官之旧典”，在“学在官府”时代，六艺是当时周官职掌之六种知识门类，即当时流行之六门学科。对此，近代目录学家杜定友亦云：“六艺之名肇于周代，卿大夫设六艺以教万民。有五礼之义，六乐之歌，五射之法，五御之节，六书之品，九数之计。而刘《略》一变而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夫刘氏去古未远，而六艺之名已不复旧观，此学与书之不同也。非深明类例之义者不足奏此。”[32]这实际上揭示了“六艺”内容之演变：殷周时代“旧六艺”是指六门学问，秦汉以后“新六艺”变成六种古代典籍；前者是六门学科，后者为六种古代典籍。
孔子删改“六艺”，实际上是指对古代《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种古代典籍的整理，使之成为六门知识学科的教材。孔子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事比事，《春秋》教也。”[33]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六艺”，也是指《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种古代典籍。
殷周时代的“旧六艺”是当时流行的六门学科，是无疑义的，那么孔子删改后的“新六艺”，仅仅是六种古代典籍，抑同时是六种学术门类？从前述孔子所谓的“《诗》教”、“《书》教”、“《乐》教”、“《易》教”、“《礼》教”、“《春秋》教”来看，显然不仅仅是六种典籍，而且同时是六种学术门类。对此，晚清学者刘师培以近代分科观念审视“六经”，认为六经是“孔门之教科书”：“《易》为哲学讲义，《诗》、《书》为唱歌、国文课本，《春秋》为本国近世史课本，《礼》为伦理、心理讲义，《乐》为唱歌、体操课本。”他进而指出：“至《论语》、《孝经》，又为孔门之学案，则孔学之在当时，不过列九流中儒家之一耳。”[34]目录学家刘国钧根据近代分科观念反观“六艺”时，也断定“六艺”是六种分科性学问，相当于近代意义上之六种学术门类：“所谓六艺，犹夫六学科也，故同性质之书，皆可列入。”[35]他强调说：“经部原名六艺，汉志有六艺略。然不曰六经而曰六艺，意者六经在当时为六种专门之学，一艺即是一专科欤。故奏议得入尚书，《史记》得入春秋，皆各从其类也。六艺为古人所治之学科，刘氏集之于一处，殆所以示为学之根本，故继之以小学，即治学之入门也。后人以六艺为六经，于是治学方法上首列之六艺，变为儒家之典籍，此后人之失也。”[36]刘氏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
“六经”一说源于战国时期。据《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曾对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熟知其故矣。”[37]这是古代典籍中最早将“六艺”称为“六经”的文字记载。“六艺”到战国后期开始称“六经”，到汉代逐渐演变为汉儒专门研习的“经学”。《白虎通・五经》对“经”是这样解释的：“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38]五经实际上成为五门求得圣人之道的学问。
“六艺”为何逐渐被尊为“六经”？章学诚认为，“六经之名，起于后世，然而亦有所本也。”所本者何？他解释说：“六经之文，皆周公之旧典，以其出于官守而皆为宪章，故述之而无所用作；以其官守失传而师儒习业，故尊奉而称经。圣人之徒，岂有私意标目，强配经名，以炫后人之耳目哉？故经之有六，著于《礼记》，标于《庄子》。损为五而不可，增为七而不能，所以为常道也。”[39]所以，“官守失传”与“师儒习业”，是“六艺”成为“六经”之关键所在。
同时，“六艺”所以被后世学者尊为“六经”，还因其具有重大之社会教化和知识功用。《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种典籍，各有功用，缺一不可。《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是专讲《诗》的功用。司马迁《史记・滑稽传》载：“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六艺虽为六门学术，但其精神是相通的，是从六个方面体现先王之“大道”。对于六艺“大道为一”观念，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多能体悟。《荀子・劝学篇》曰：“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在荀子看来，“六艺”几乎包涵了人类一切知识，精研“六艺”，便会达到为学之极致、道德之极致，也就会毕尽天地之道：“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广之而可通也，虑之而可安也”。[40]
孔子的这种观念，为后来汉儒所发挥。《淮南子》曰：“六艺异科而同道”，六经贯穿着“德教”[41]。《汉书・艺文志》亦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东汉儒生徐衷唬骸跋韧踔欲人为君子也，故立保民，掌教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教。”他也强调“通”之重要：“通乎群艺之情实者，可与论道；识乎群艺之华饰者，可与讲事。事者有司之职也，道者君子之业也，先王之贱艺者，盖贱有司也。君子兼之则贵也，故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者，心之使也，仁之声也，义之象也。故礼以考敬，乐以敦爱，射以平志，御以和心，书以缀事，数以理烦。敬考而民不慢，爱敦则群生悦，志平则怨尤亡，心和则离德睦，事缀则法戒明，烦理则物不悖。六者虽殊，其致一也。其道则君子专之，其事则有司共之，此艺之大体也。”[42]六艺虽殊，其道则一，名专而内通。
三
《汉书・艺文志》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孔子死后，儒家分化。对于战国时期儒、墨分化情况，《韩非子・显学》有一段精辟论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能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43]这就是说，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即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墨家在墨子死后，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派。
为什么儒、墨两家显学在孔子和墨子死后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分化？唐人韩愈分析说：“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因此，孔子之后儒学分门别派的原因，是由于孔门弟子“各得其性之所近，举其素昔所诵习而崇仰者，转以授之于其徒。而其所授者，又各有其性之所近，杂然殊涂，久之始各得其所宗。孟、荀之学，后世儒家之二大宗也。虽其学出之于孔子，则固孟、荀之所同矣。孟子之学出于曾子，荀子之学出于卜子。”[44]这种分析颇有道理。实际上，天下道术在春秋以后分为儒、墨、名、道、法、阴阳等“百家之学”，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儒家在孔子死后分为八派，墨家在墨子死后分为三派，也是学术分化的自然现象。这种情况说明，春秋战国时期道术分化是非常剧烈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为后世儒者惊叹的“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现象。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春秋以后“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学术分化情景。
殷周时代，学在官府，学为官守，道与艺合一；春秋时代，周室衰微，古代典籍流散民间，私人讲学之风兴起，诸子百家之学勃兴，学术格局及学术形态均发生重大变化。《庄子・天下篇》曰：“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庄子认为，先王之道“皆原于一”，古人道术均备，道术合一而不分离，俱存于“六艺”之中：“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45]这就是说，古之“道术”无所不在，并集中体现在《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种典籍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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