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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三）收归铸币权。汉初“纵民”自由铸造货币，由于豪商富民操纵了铸币权，币质差，币制乱。汉武帝为打击富商、控制货币，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更请诸郡铸五铢钱”。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⑤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摧浮淫并兼之徒”，但同时也为了有效地控制金融市场，增加财政收入。
（四）均输、平准。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大农诸官笼天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①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将政府所需和控制的物品，从社会流通过程中划分出来掌握在国家手中，使政府既可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物资和运输，又可随时调节和平抑市场物价，将工商业纳入国家经济的轨道。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②堵塞了他们从商品流通过程中牟取暴利的渠道。
汉武帝时期的上述政策和西汉前期迥然不同。这种强化官营，限制、打击私商的工商政策，使汉初以来腾跃发展的商品经济，落入到了一个间歇期。富商大贾和商业资本一度明显衰退。这时富商大贾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不仅剥夺了他们“为吏”之权，而且“发天下七科谪”，③将商贾谪发充边。在经济上，富商大贾的资本被剥夺，所谓“笼天下盐铁之利，以排富商大贾”。④于算缗告缗运动中，他们拥有的訾财、奴婢、田宅等被政府没收而破产，商贾牟利的渠道被杜绝了。当时，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工商业收归官营，由政府控制生产和销售，私人工商业的经济根基被挖掉。这必然影响到商品经济的发展。
至于官府工商业的情况，史称：“内修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⑤“尽笼天下之货物”，“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①表明盐铁官营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实行官营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当时盐铁经营者官僚化，卖农具的人在城市，农民“弃田远市”，耽误农时；盐铁工人情绪涣散，“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生产积极性不高；盐铁产品低劣，“民用钝弊，割草不痛”，“百姓苦之”，价格昂贵，又强制人民购买，等等。②因此，当汉武帝还在位之时，推行盐铁官营政策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董仲舒便曾上书，要求“盐铁皆归于民”，认为官府不宜与民争利。③一度居官的卜式也说“郡国不便盐铁，而船有算，可罢”，④斗争相当激烈。到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出现了盐铁问题的大辩论。
由于商品经济与地主制经济毕竟有本质的联系，商品经济的发展难以阻止，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加之，昭、宣以后打击私商的政策有所松动，故到后来，私营工商业的元气逐渐恢复。所谓“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⑤随之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富商大贾。例如：“临淄姓伟訾五千万”；“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⑥尤当指出的是，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引入注目的是一些大的工商业主，逐渐勾结在朝官僚、依仗政治权势牟利。如成都的罗裒，开初坐贾京师，又往来于巴蜀经商，“数年间致干余万”。他将钱的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又“擅盐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至成、哀间，竟然成为“訾至巨万”①的大富翁。这说明罗裒是一个“赊贷郡国”的高利贷者，又是“擅盐井之利”的大产业主。他的发财致富，显然是依仗官僚地主的权势而获得的。这就与过去的商贾或产业主不同了。
其次是官僚地主兼营工商业的情况增多。元帝时，“诸曹侍中以上”的官吏，往往“私贩卖与民争利”。②尤其典型的是官僚张安世。据载：他“夫人自纺绩，家僮七百人，皆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霍）光”。③杨恽罢官后，“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④这种事例不少。甚至成帝时的丞相张禹，也“内殖货财”，富而“买田至四百顷”。⑤他们采用“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办法，通过经商发了财后，又将资本投放土地，进行土地兼并。
此外，西汉后期国家对盐铁酒类的专营也受到冲击。当时不仅停止了酒的专营，而且对盐铁的专营也在动摇之中。元帝时一度罢盐铁官，三年后才又恢复，实际上专营开始难以维持。如前面说的成都罗裒，依仗政治权势，“擅盐井之利”。又元、成间，平当“使行流民幽州，言勃海盐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过见称”。⑥汉王朝不得不批准他这样做，而且在派出行使的十一人中。评以“为最”。这种情况和汉武帝之时不大一样了。
三
东汉政权是在地主豪强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个统治集团中有很多豪民、商人地主。刘秀本人就是一个曾经“卖谷于宛”①的商人地主。刘秀母舅樊宏，“世善农稼，好货殖”。②其妹夫李通“世以货殖著姓”。③吴汉乃曾“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④由于他们和商人有密切联系，加之当时以“柔道”为治国方针，因此，东汉统治者对工商业采取了放纵、保护政策。
（一）商人的社会地位不受限制。在东汉的法律上，没有西汉时的那种“贱商”的规定了，当时未见提及有关“抑商”问题。桓谭曾经建议“举本业”、“抑末利”，但光武帝刘秀未予采纳。到和帝之后，官僚、地主和商人三位一体，得到了合法的存在。
（二）罢盐铁之禁。在光武帝和明帝之时，对盐铁的管制极不统一。虽然有过专营，但主要还是私营。章帝时勉强实行了一段时间的盐铁专营，然和帝继位后，窦太后临朝，马上宣布“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⑤又正式废除了专卖政策。从此之后一直到东汉末季，在长时期内，几乎未曾有大的变化。
（三）取消酒类专卖。东汉除了灾歉之年“禁酤酒”之外，一般听任民间私营。当时，酒成为一个重要商业部门，私营卖酒很盛。李固被杀后，其子燮“变名姓为酒家佣”。①崔父亲死后，“因贫困，以酤酒贩鬻为业”。②说明那时酒的酿造和贩卖不仅是私营，而且通常能够以此维持生活。东汉的工商政策。是封建社会前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由于当时政策比较放任和宽松，故商品经济仍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向前发展。
在东汉一朝，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甚多。时人王符说：“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③又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浮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莫如此。”④当时商业活动极为频繁，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上经销的商品种类，除主要的粮食、盐铁、牲畜外，还有冠带巾袍、邛杖枸酱、锦缯金银、舟车机杼之类。
尤其是新出产的商品比西汉为多。如全铁农具、齿轮车轴、百炼钢刀、笔墨纸张等。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和奢侈品充斥市场。人们与市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商人地主化的倾向东汉时期更为明显。当时商人的经济实力很大，既经营商业，又有大批的土地和劳动力。这正如仲长统所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⑤商业资本和土地紧密结合，许多通过经商发财后，大量兼并土地，成为既是商人又是地主，一身二任焉。
高利贷资本继续得到发展。当时有个叫折象的商人，其家“增益产业”，靠经营高利贷“殖财日久”，有钱二亿，家僮八百。”还有的商人高利贷者，家财达“数十亿”之多。每当政府经费困缺时，也往往向他们借贷资财，“以供国用”。这些商人高利贷者，由于资本雄厚，连中家子弟（中等地主），也得为其做掮客或中保，而受到役使。所以桓谭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②他们拥有惊人的财产，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③无耻之极。
东汉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对外贸易颇为频繁。由于边关政策放松，东汉对周边各族及海外贸易得到了发展。关于民族贸易方面，不仅同东、北边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合市”，而且与于阗、焉耆、龟兹、鄯善等西域各地的贸易日益密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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