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大学学报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沦以生产方式及经济关系等问题作为核心，如所谓某种社会形态，主要指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特定生产关系，而经济基础则是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所以在研究社会形态问题时，虽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要兼顾，但主要关注点还在经济关系的探讨上，其极端乃在研究中出现经济决定论的片面倾向。近来有学者指出中西古代文明在发展方式上的异趋，他说：“在中国古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技术手段或贸易手段的。
所以中国文明产生中的许多新成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结果。这种关系的变化，并不造成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隔绝。”相反，西方文明“是在技术和贸易经济的新环境中形成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1](P11，16，18)此见解颇具启发性，因为它促使人们思考，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如何？
我以为，中西古代文明的主要区别，乃是政治与经济二者在社会文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所致。在中国，经济关系几乎始终处于政治权力的控制支配下；在西方，社会政治结构一般是围绕着经济关系的演变而运行，乃至出现一般所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形态演变系列。但这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如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中国所谓封建社会与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并非一码事。
至于资本主义，则如当今学者所论，乃是欧洲历史发展所导致的一种特殊文明形态，并非世界上所有民族都一定要经历的普遍自然历史进程。所以，由于中西社会历史的具体区别，一定要从分析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入手，而不能完全套用适合于西方历史的社会形态理论比附塑造中国历史，惟其如此，才能总结出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形态的正确认识。
我曾提出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先后经过三个时代，即：
酋邦时代――五帝时期；
王政时代――夏商周时期；
帝制时代――秦汉至明清时期。
据此则先秦时代包括酋邦及王政两大段。所谓酋邦有异于当今流行的概念而有其特定含义。酋即酋长、酋豪、首领之义，五帝是酋邦首领的典型代表。酋邦时代在本质上属于前国家的部族统治时期，但已经具有早期国家的若干属性。如社会已出现分层，权力开始集中，财产已成为追逐的目标并因此引发各种争端。所谓“黄帝时万国”，应即酋邦时代的形势特征。酋邦作为规模不大的族缘共同体，星罗棋布般散居各地。彼此或结盟联合，或结怨攻战，在联合与兼并的过程中演进发展。其时虽存在氏族、部落组织，但父权制家族乃是社会生活生产的基本单位，并在政治、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从《尚书》中的“九族百姓”直至商代甲骨文中的族团组织以及周代的卿大夫族氏，都是父权制家族长期存续的证明。酋邦时代的酋长即当时作为大小不同的家族首领的父家长。夏代开始步入国家，最高酋长转变为王。由于酋邦时代的分散性，亦无由达到绝对权威控制影响下的集中统一局面，所以在王政时代的夏商周时期仍然处于多级君权的分权形态，即天子君之外，还有诸侯君与卿大夫君。虽然三者的地位等级不同，但在各自所辖统治领域即天下、国和家的范围内，作为君的绝对身份，本质上却是相同的。直至秦统一天下，才建立起皇帝专制的绝对集权体制，其他人则一律降为臣民服属地位。所以从酋邦时代萌芽状态的君权，经过王政时代分散的多级君权向着绝对集中君权帝制时代的演变，表现出先秦时代在政治体制演变过程中的前后联贯性。秦统一之后，皇帝制度确立，中国历史开始进入成熟形态的王朝国家体制，而此前的先秦社会，整个可视为中国历史上早期国家由发育到成熟的联贯演进时期。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国家乃至政治体制的发展起点不是别的，乃是父权制家族。其最大影响是把血缘关系、亲属制度的影响带进国家社会之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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