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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是对旧作《孔子生卒年月日考辨》一文的补充与修正。自古以来对孔子生卒年月日的考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原因是由于春秋时鲁国历法闰余乖次，有失规范，致使用历史学角度考证与用天文学角度考证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对不同经典的不同记载作了深入剖析，找出了差异的原因所在及各说的合理性。最后建议民间祭孔的日期可依夏历，孔子的生日可定为八月二十一日，卒日可定为二月十一日，国家或国际纪念日可用西历，孔子的生日可定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卒日可定为公元前479年3月9日。
关键词：孔子生日 孔子卒日 春秋历法 春秋置闰 关于孔子生卒年月日最原始、最权威的记载见以下几种：
《春秋谷梁传》：鲁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辰朔。庚子，孔子生。
《春秋公羊传》：鲁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秋左氏传》：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史记·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综合以上材料，可以确定的是孔子生于庚子日，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在世七十三春秋。
关于孔子生年，《谷梁传》与《公羊传》的记载一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史记》所载晚一年，为鲁襄公二十二年。
《公羊传》传自子夏，经代代口传到汉景帝时著于竹帛，成书年代早于《史记》，而且《史记》还曾引用过《公羊传》的内容。《谷梁传》亦传自子夏，谷梁子得传后作《传》亲授荀卿，传到汉宣帝时大行于世。因此，二《传》成书皆早于《史记》，因其为孔门弟子所亲传，又近孔子，二《传》所载的生年又一致，而且汉代各大儒对此均无异议，因此，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应是关于孔子生年最原始、最确切的记录，不应轻易置疑或否定。
《史记》作襄公二十二年，但不记出生月日，这跟《史记》记孔子卒日年月日俱全的体例不合。考其原因，宋代赵去疾的推论也许不无道理：“今考《春秋长历》，周灵王二十年己酉岁八月置闰，以历法积之，则大雪节当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为十一月朔气。又三四日方为庚子日，是先圣之生已在建子之十一月节气矣。既入十一月节气，则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岁首无疑。《公羊传》之书十一月若误也，而实不误也。《史记》以为襄公二十二年，而又以孔子为年七十有三，亦未尝误也。谷梁氏于年于月皆据实书，公羊氏于年据实书而月以节书，谓有日可表也。司马氏之笔则于年即以节书，三者皆非误矣。”
当然，赵去疾这一推断是建立在《春秋》经传皆用夏正记载这一推论基础上的，司马迁在这一点上是否认同他是很难说的王笑冬先生则猜测司马迁是按《颛顼历》来推孔子的生年，不过赵去疾能于三书记载之异中见同，应该说是独具只眼的，这对我们今天考证孔子生卒年月日是颇有启发作用的。千古以来关于孔子生卒年月日的考证之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能跟考证者的思维方式直接有关。我们已习惯于常见的那种非此即彼、求取唯一正确答案的思维模式了。我们如果换一种思维来论证，可能会给孔子生卒年月日的确定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按赵去疾的推论，《谷梁传》是按鲁国当时实际使用的历法记载孔子生日的，他推论的依据是晋杜预的《春秋长历》里记载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岁是闰八月的。这个闰八月不知是杜预用汉《太初历》逆推的结果汉《太初历》始有无中气置闰这一规定，还是从古史料记载中获得，我们只可作参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年必须置闰，问题是置闰于何月会影响对孔子生日的判断。笔者写于2017年12月的《孔子生卒年月日考辨》一文已收进拙编《万世师表：孔子生平事迹》一书的附录中，采用的是张培瑜先生于1990年出版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的春秋朔闰表中的说法，即是年闰在岁终十二月。如是这样的话，赵去疾就不能说十月庚子已是十一月节气，也不能说《公羊传》所记无误了。因为唐陆德明已发现，《公羊传》有的传本并无“十有一月庚子”，况且，十月有庚子日，十一月不可能有。
笔者近日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查到康熙年间精于天文历法的陈厚耀着的《春秋长历集证》，里面明确提到，襄公二十一年，“《大衍历》是年闰二月，古历亦同，杜历闰八月”。杜预《长历》原书已佚，先儒尝加辑录而成，陈氏则增补成《春秋长历》十卷。杜预推算是年闰八月，陈氏据《大衍历》及古历推为闰二月。即使是闰二月，十月仍在十一月节气，则赵去疾的推论仍然成立。
但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春秋时置闰一般在岁末，而不在岁中。其根据可见《左传·文公元年》的一段话：“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这段话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按周历的正时，岁首起始于冬至，二分二至常居于子午卯酉四正之月，闰月都置于年末。二是鲁文公元年却在三月置闰，这是违背先王的正时的，所以《左传》非之，认为无礼。也就是说按历法的正时规定，闰月必须置于年末，但从现实来看，却不见得如此。清代精于春秋历法的王韬在《春秋朔闰至日考》一书中曾说：“说《春秋》者谓闰月常在岁终，而昭二十年《传》闰月戊辰杀宣姜乃是闰八月，似春秋之季历家渐改其法，闰不必在岁终，如昭二十二年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经》在六月而《传》在七月，以后皆差一月，似鲁历闰六月也。然则闰月不必定在岁终亦可明矣。余尝以《春秋》经传日月互相推校，而知随时可以置闰也。”既然《传》有闰三月、闰八月的记载，而且从《经》《传》记载相差一月的情况来推断也有闰其他月的可能，则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前有闰月当是合理而有根据的推断。
《春秋》经传在记载同一事件时不少地方会有相差一个月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王韬为代表，认为是由于置闰不同造成的，如哀公十五年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传》在此年末之闰月，而《经》却书十六年正月己卯，王韬解释说：“哀十六年春正月当补入己卯，尊表于十五年岁终不置闰月，甚允。盖《传》十五年之闰月即经十六年之正月也，故先儒以为卫历有闰，鲁历无闰，左氏所据者卫历也，经文所从者鲁历也。左氏多得他国典籍，每杂用他国历，书卫事则用卫历，书周事则用周历，书晋事则用晋历，其与《经》同者则据鲁历以参改。然隶事既多，取材又博，往往有失于改正者，故日月或有时与《经》违异，要不足为左氏病也，在善读《经》《传》者自能领略之耳。”这里已说得很明白，《经》《传》之所以相差一月的原因是鲁历与卫历因置闰不同造成的，卫历在前一年年末置闰，而鲁历未置闰，《经》依鲁历，《传》依卫历，故《经》《传》相差一月。我们如从这个角度来看《谷梁传》与《公羊传》记载孔子生日的月份差异，也能找到合乎情理的解释。即是年鲁历在十月前置闰，而卫历也许在年末置闰，故鲁历的十月相当于卫历的十一月，《谷梁传》按鲁历记，而《公羊传》则按卫历记。
按王韬在《春秋朔闰至日考》一书的推算，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岁建亥，“二月一日甲寅冬至，是年有闰”。其表排曰：
正月小 乙酉朔
二月大 甲寅朔
三月小 甲申朔
四月大 癸丑朔
五月小 癸未朔
六月大 壬子朔
七月小 壬午朔
八月大 辛亥朔
闰八月小 辛巳朔
九月大 庚戌朔
十月小 庚辰朔
十一月大 己酉朔
十二月小 己卯朔
凡鲁历中以冬至所在的月份为正月的，王韬均标为“建子”，即以夏正十一月为岁首。凡以冬至前一月为正月的，王韬标为“建亥”，即以夏正十月为岁首。如以夏正十二月为岁首的则标以“建丑”。在整个春秋期间，发现建子最常见，建丑也不少，而建亥的年份并不多。孔子出生这一年按王韬的推步正好是建亥，因为此年的冬至为二月一日甲寅，照理应以此月为正月，那就是正常的建子了，正因为正月提前了一个月，所以要在岁中置闰以调时令。如果正月不提前，闰月就可置于岁末，这样十月也正好是庚辰朔，跟《谷梁传》的记载也是相合的。
这里涉及到《春秋》以何种历法记载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春秋时各国同时存在着古六历的夏历、殷历、周历等几种历法，认为“春秋时期的鲁国，鲁旧历‘建丑’与鲁新历‘建子’两种历法并行使用”，“我们推测，用‘鲁旧历’与‘鲁新历’记载的大部分原始史料由于鲁国的社会动荡而散佚。少数散落的史料后来被孔子整理成了《春秋》，完成了第一次结集。”笔者在写作《孔子生卒年月日考辨》一文时是认同这一推测的，再加上在查考张培瑜先生编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的春秋朔闰表时，发现《春秋》经记的“十月庚辰朔”要在表中所列的鲁历十一月才能找到，因此判定此年的《春秋》经与《谷梁传》是用建丑的鲁旧历即殷历记录的，而《公羊传》则是用建子的鲁新历即周历记录的，从而得出与王笑冬先生一致的结论，即孔子诞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鲁旧历十月或鲁新历十一月的二十一日，换算成夏历则为九月二十一日。当时曾将此文呈正于《孔子研究》杂志主编王钧林先生，王先生建议论文应对春秋时鲁国同时并行两种历法并记事这一点作出论证。因当时我对天文历法尚甚生疏，所读的有关春秋时期天文历法的著作与文章也不多，而春秋时如何用历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一时能论证的，我当时问王笑冬先生能否论证，他也说论证不了，我便暂时放下此文，也未作进一步的研究。
今年10月初，王笑冬先生提出在我们考证的孔子生日到来之前他要来京就孔子生日考证问题与我作一个对话。我这才认真看了看两年前写的旧作，虽然此文已收进2018年出版的拙编《万世师表：孔子生平事迹》的附录中，也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至今似还不见有人提出别的质疑，我想还是自己给自己找漏洞吧，一找果真找到了。
《春秋》经传记载同一事件不少地方会有一月之差，这是先儒早就注意到的，王笑冬先生通过对《春秋》经传记载的36个日食的日期考核也注意到了，但对相差一月的原因，先儒一般认为是置闰或合朔不同造成的，而王笑冬先生则认为是不同历法交错记载的结果。我在考辨孔子生日那一部分是以王笑冬先生的《春秋》以不同历法交错记载说为依据，故将孔子生于十月庚子推为夏正的九月二十一日，而考证孔子卒日那一部分则是以江永的列国自行推历由置闰不同而造成《经》《传》日月常有参差说为依据，故根据鲁历的记载推为四月十一日，而王先生则根据周历推为四月十二日。如查天文软件，儒略历公元前479年3月9日相对应的周历日期正是四月十二日。如查张培瑜先生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战国朔闰表，得到的也是与天文软件同样的结果。细检战国朔闰表，在公元前479年这一年中，表中已不列鲁历，只列周、殷、夏、颛四历了。但此时是鲁哀公十六年，鲁国应当还是使用鲁历的，《左传》一直记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张培瑜先生的战国朔闰表是从公元前480年起始的，为统一起见，便不再列鲁历了。如列上鲁历的话，公元前479年的正月应是辛亥朔，而周历却是庚戌朔，也就是说鲁历的合朔要比周历晚一天，晋杜预的《长历》合朔同周历，故杜氏认为四月无己丑，只有五月才有，认定《左传》的“己丑”乃“乙丑”之误，而按鲁历，正月辛亥朔，二月庚辰朔，三月庚戌朔，四月己卯朔，己丑则为四月十一日。从战国朔闰表看，鲁历与殷历是一致的，而殷历是建丑的，如依王笑冬先生的假说，此年《左传》应是用鲁旧历记才是，那么换算成夏历应是三月十一日，而我换算成二月十一日，王先生换算为二月十二日，显然都是按周历建子算的。这一点，我的结论与江永是完全一致的，江永在《乡党图考》中早指出了杜预的错误：“四月己丑当为十一日也，时鲁历与卫历不同，蒯聩入卫事《传》依卫历在前年闰十二月，而《经》书此年正月己卯，是鲁历前年不置闰，故此年正月有己卯。正月既有己卯，故四月己卯朔，十一日为己丑。杜云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非也。”
值得注意的是江永此论用鲁历与卫历对比，而不是与周历对比。大概在江永看来，当时鲁国与卫国用的都是以冬至为正月的周历，但由于到春秋时周天子势衰而未能给各诸侯国统一颁历，各国因自行推步历法，故在合朔与置闰上各有不同，因而出现各国的日期有不一致的情况，这一情况也反映到《春秋》经传当中。关立行与关立言先生著的《春秋时期鲁国历法考》也是持这一观点的。他们认为“鲁国的历法、周王朝的历法尚属‘周制’的历法，正月建子，冬至应在正月”。但有的年份冬至提前到十二月、十一月，他们认为是“超闰”即不当闰月而提前闰了月一次或两次造成的。有时冬至又被推迟到二月，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失闰”即本当闰月而未及时置闰一次造成的。他们还认为“先秦古六历至早也不过是在战国时期才创制出来的”，“虽具体年代尚待考定，春秋时期尚无古六历却是不争的事实”，推断司马迁所说的“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这句话中的“夏”、“殷”、“周”指的应是“夏制”、“殷制”、“周制”三种不同的历法制度，认为“‘鲁国的历法’绝不可能是后世才创制出来的先秦古六历之一的‘鲁历’”，“‘周王朝的历法’也不可能是先秦古六历之一的‘周历’。‘鲁国的历法’和‘周王朝的历法’都是周制的历法，二者基本上相同，也有不同之处”。此说应当也属于一种推想，但比起《春秋》经传是用不同的历法系统交错记载的说法似更合乎情理，也有更多的学术支持。我们如果认同这一看法，则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谷梁传》所记的十月庚子，应是按鲁国当时的历法使用实际记载的，因鲁历奉行的是周制的历法，而周历的十月二十一日即是夏历的八月二十一日。自古以来，凡赞同《春秋》经传记载的，一般都是这样认为的。
由此也可看出考证孔子生卒年月日之难，正如《春秋时期鲁国历法考》所言，春秋鲁国历法是“一部正自不拘、闰余乖次、有失规范的历法”，“两千年来，历代研究春秋历法、编注春秋朔闰表的学者层出不穷，一些外国学者如新城新藏、薮内清等也在这方面作过大量工作，但迄今见到的春秋朔闰表均未能臻于至善。有些学者，如杜预、赵东山、陈厚耀，特别是如顾栋高等囿于单纯追求历史学考证的方法、观点，缺乏天文学方面的造诣。顾栋高仿杜氏长历所辑春秋朔闰表，与春秋经传似可相合，然而与推算不符，不足以令人信服；另一些学者，如江曰桢、郭守敬、张培瑜等片面追求天文学推算结果的准确性，忽略了春秋时期天文学发展的实际水平和‘考证’在历史学中应占有的地位，编注的春秋朔闰表与春秋经传不合，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难免出现替古人重排历表的失误。陈垣先生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编注了大量的古代历表，但对春秋时期之历表却感到无力完成，以致在其《二十史朔闰表·例言》中发出‘秦以前历法无考’的感叹！研究古代历法要对当时的天文学发展水平、历法学状况有较深入的了解，要具备历史学考证的观点，更要具有历史学考证的功底，只有以天文学推算与历史学考证有机结合并贯彻始终进行春秋鲁国历法研究，才有望重现一部既与春秋经传相合，又与推算相符的完善的春秋鲁国历表。”笔者通过为时数月的孔子生卒年月日的考证深有同感。
考辨至此，关于孔子生卒年月日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如以鲁国实际使用的历法为准，即以历史学或现实的眼光来看，孔子的生年月日当依《谷梁传》，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换算成夏历则为八月二十一日，换算成西历儒略历则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孔子的卒日当依《左传》与《史记》，为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换算成夏历为二月十一日，换算成西历儒略历则为公元前479年3月9日。如以逆推的日期为准，即以天文学或理想的眼光来看，孔子的生日可依《公羊传》，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换算成夏历则为九月二十一日，换算成西历格里历则为公元前552年10月3日。孔子的卒日仍依《左传》与《史记》，换算成夏历为二月十二日，换算成西历格里历则为公元前479年3月4日。如从尊重历史事实这一角度来看，笔者倾向于将孔子的生日定为八月二十一日。考虑到尊重国际惯例，换算成西历时，笔者倾向于用儒略历，定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考虑到今后国际社会共同纪念孔子诞辰的方便，国家层面将之定为10月9日可能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一方面避开了由于当时春秋历法的混乱致使经文记载有异而造成的日期争执，另一方面又由于经文记载了日食，有可靠的天文学推算作支持，应是最无争议的选择。此外，建国后凡纪念孔子诞辰几周年的算法都是按公元前552年算的，如今年的孔子诞辰周年算法为2019+(552-1)=2570年。如按公元前551年算，则是计算出问题，因为不存在公元0年，故在纪念年与出生年相加后需减去一年。因此，采用《春秋》经传的记载，既有明确的经典记载的依据，又可避免孔子诞辰周年计算出现错误的尴尬。至于过去不少人赞同的，或者现在仍为许多人遵行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即夏正八月二十七日，西历格里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由于缺乏经典记载的直接依据《史记》只记年，未记月日，是后人将《史记》的年与《谷梁传》的月日拼合起来的，而且按《史记》的生卒年计算，孔子的寿龄是七十二周岁，与《史记》自身说的七十三岁不符。详见拙作《孔子生卒年月日考辨》，是不宜确定为孔子生日的。
笔者认为今后民间祭孔的日期可依夏历，孔子的生日可定为八月二十一日，卒日可定为二月十一日。国家或国际纪念日可用西历，孔子的生日可定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卒日可定为公元前479年3月9日。
黄帝四七一六年己亥岁十月二十九日
2019年11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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