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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拙作有关孔子生卒年月日的考辨后，崔记川老师献疑曰：
余觉中老师您好。文章反复拜读数次，为您求知求真精神所感动。综观所论比缩文更详细，论据更充分。不过论点未曾改变，除对拙作之论质疑外并无新论。我近日俗务缠身未能及时回复请谅。今逐一述之，以切磋为要勿怪。一、言公羊十有一月是用卫历确乏证据。仅根据子夏是卫国人以及有言左传有记事用过卫历是不足以证的。《公羊传》的作者是齐国人。子夏是卫国人不足信。主说为晋国温人，虽有言为魏人、卫人二说。近贤钱穆考定温为魏所灭，卫为魏之误，故生二说。况且左传用卫历记事与子夏有何关系甚觉莫名。二、襄公廿一年杜预言闰八月，大衍历闰二月，王韬亦主闰八月。并以文公元年及昭公二十年为例举证，似理由充分。请问余老师，您能证明到底根据什么闰二月与闰八月吗？能证明符合闰月的条件吗？换句话说按中气置闰是年够条件吗？拙作中已提及秦代仍将闰月放到年底。这是具备连续性的。汉太初历才有中气置闰的。大衍历及春秋长历将春秋经很多年份都中气置闰了。您不觉得这是“穿越”了吗？三、张培瑜先生的是年历法在二月前加一“正”字表示鲁国当年使用了以此为开头的历法。你能论证张先生的判定正确吗？四、拙作中大胆猜十有一月孔子生是孔母亲口所传……。如您细看拙作是在论证了因失闰导致的结果。虽不太详细，确不为孤证。孔子三岁丧父。其生月除孔母所传外您认为有别人吗？大胆猜测只是写作中突出“求”真之意。其余猜测同上，不再赘述。事实明摆着，如非要真凭实证，只能让先师复生，或永远存疑。我认为只要证据足了，证人不说话也无所谓吧。余老师，您文中所引证据能凭您的知识检验其对错吗？这是最关键的地方。不然引用的越多就越复杂。另外一点，您想一想，张培瑜先生既然认定是年二月即是正月的话，理应庚辰朔就是十月啊，为什么其朔闰表将其放到九月？您不觉得是明显错误吗？再有一事，孔子卒年其历在四月前加一个“正”字，据其自己说从前480年后此标注是代表夏历的正月。换句话说，依张先生的算法先师卒月是正月而不是二月。您再仔细看看，核对一下。
余老师您好，看您最近几篇文章好像对八月廿一还是九月廿一有些犹豫。其因皆由王笑冬老师及张培瑜先生朔闰表记录所致。您可百分百地先相信八月廿一确凿无疑。如对2604年法还有些顾虑的话，可参看我的缩文，也有另两法验证。除此之外还有一法可能更具权威性，那就是张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中前468年与411年两年的历法。岁首都是儒略日11月28日。十一月初一都是儒略日9月20日。这与襄公廿一年的编排完全一样。这两年在四月前对应夏历都写了“正”字。说明此月为夏历正月。依此类推十一月就是夏历八月无疑。这也是我才看到的。我相信张培瑜先生比我更有说服力吧。余老师以后就别提九月廿一了，不管是王笑冬老师的误会还是张培瑜先生之失都不要再提了。
感谢崔老师在百忙中细读拙文并不吝指正！现就赐教的几点再略呈己意，以期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公羊》“十有一日”是否是卫历尚无定论，我在文中只作推想，故用了“可能”、“想必”、“恐怕”等字眼，意思就是此说尚乏坚实的证据，不能作为定论。但如要证明“十有一月”一定非卫历，恐怕亦需坚实的证据。哪怕子夏确非卫国人，也不能作为否定“十有一月”是卫历的充分理由，当然，就算子夏确为卫国人，也不能作为肯定“十有一月”是卫历的充分理由。因此，在这一点上我是基本赞同您的看法的。不能将推想作为结论的前提，应是论证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对拙文而言，《公羊》是否依卫历关系不大，先儒一般认为《公羊》的“十有一月”为误记或衍文，故以《谷梁》记的“十月”为当时的鲁历，我也像崔老师与王笑冬老师一样，试图给《公羊》的“十有一月”找一个也有道理的理由，只不过我们三人所站的基点与所找的理由有所不同。王老师以《公羊》为基点，所以认“十有一月”为当时鲁国建子以夏正十一月为岁首的历法，即王文所谓的“鲁新历”，那么《谷梁》的“十月”如何处理？如不说它是误记或衍文，就只好认它为“鲁旧历”以夏正十二月为岁首，才能与《公羊》所记的不相违。这样看确实能将《谷梁》与《公羊》统一起来，但问题在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是建立在“春秋时期的鲁国，‘鲁旧历建丑’与‘鲁新历建子两种历法并行使用”这个推想上。三年前王老师就坦言自己无法证实这个推想，直到如今，他虽然还坚持己见，但仍未能证实这个推想。我们知道，推想是不能作为结论的前提的，否则结论是无法使人信服的，故他的九廿一之说虽有道前人所未道之创见，但亦难以取信于今人。
崔老师好像是站在《谷梁》的基点上，认《谷梁》的“十月”为周历，并用独创的“2604法”验证“十月庚子”为夏正八月廿一，并指出以《公羊》鲁新历的“十有一月庚子”为据，减去两月换算成夏正的九月廿一，是无法与对应的公历10月9日相匹配的，认为这是两个永远无法相会的日子，这应是对王说最有力的否定了。但崔老师却认为《谷梁》的“十月”是周历，而《公羊》的“十有一月”是鲁历。有没有可能《谷梁》的“十月”是鲁历，而《公羊》的“十有一月”是周历呢？实际上先儒绝大多数人都是认《谷梁》的“十月”为鲁历的，那么《公羊》的“十有一月”为周历应是比较合乎情理的推测。因为按商周时的历法惯例，一般皆在年末置闰，而鲁国当时历法较乱，有在三月或八月置闰的先例。先儒推测孔子出生那一年或在二月置闰，或在八月置闰，因此周历此年在二月或八月后会比鲁历提前一个月，即鲁历的十月在周历已是十一月了。这种现象先儒早就发现并论证过了。由于卫历有可能比鲁历规范，置闰一般都在岁末，因此卫历往往就是延续的周历，这也是先儒早就发现的。我推想《公羊》的“十有一月”是卫历，也可说它是延续的周历。但我不说周历而说卫历，是想增加《公羊》记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子夏是卫国人如从子夏出生时期来看，他的出生地温邑应属晋国，但因卫国与晋国接壤，温邑也曾几度易主，温邑在某个时期曾经属于卫国也是有可能的，这或许也是有人认为子夏是卫人的原因。即使这不能确定，但《韩诗外传》有关于子夏与卫灵公的记载，孔子两次在卫国做官，子夏在卫国成为孔子的弟子则是很有可能的，史载直到孔子去世后子夏才回家乡西河设馆教徒，因此孔子去世时子夏应当还在卫国，卫国应以卫历记载孔子的生卒日，子夏或子夏的弟子以卫历来记孔子的生卒日也是合乎情理的。这样在口传中就逐渐形成《公羊》一按鲁历，一按卫历的两种传本。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想，在我看来，这个推想比起王老师与崔老师的推想似乎要合理一些。
崔老师与王老师都认《公羊》之“十有一月”为当时的鲁历，而我则认同先儒的看法，《谷梁》的“十月”才是鲁历。这是我与两位老师分歧的根本点。但崔老师亦想统合《谷梁》与《公羊》，怎么统合呢？既然认《谷梁》的“十月庚子”为周历并换算为夏历八月廿一，就只好认《公羊》的“十有一月”为鲁历置闰滞后，这样减去闰月孔子为鲁国人，生日自然以鲁历为准，此闰月照理是不可减的，就跟《谷梁》合上了。但崔老师的这一结论也是建立在“孔子记录的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是周史的原文”，“《公羊传》作者公羊高与老师子夏关系应更密切，这十有一月必是孔母亲口传于孔子，孔子传子夏，子夏传公羊高。亲口所传，并非衍文”这两个推想之上的，崔老师自己也认为这是自己的“大胆推测”，但大胆推测显然是更不能作为结论的前提的。崔老师虽然竭力反对九廿一，但如还认《公羊》的“十有一月”为鲁历记载，则实质上还是赞同九廿一说的。这也是我不得不再三力辨的原因。此处尚请崔老师三思。
二、襄廿一年鲁历究竟置闰于何月是个关键问题。商周时置闰于岁终是通例，但皆有特例。尤其到春秋时，由于日官失职，历法久坏，往往随月置闰而不定于岁终。《左传》已有文公元年闰三月、昭公二十年闰八月的记载。范景福说：“置闰之法古今有二，一在岁终，一以无中气之月为闰。”姚文田说：“历法以分至为主，必使常居四正之月，然后岁序不衍。故气有盈，朔有虚，则置闰月以齐之。”无中气置闰虽到汉《太初历》才作为定规，但不能说在汉前没有应用。襄廿一年有闰为诸家所共认，只是闰何月有异说。陈厚耀说：“《大衍历》是年闰二月，古历亦同，杜历闰八月。”可见先儒已有异见，而张培瑜先生的历日表则标在岁终。闰二月与闰八月虽不同，但皆在孔子生月前，而置于岁终则在孔子生月后，这一区别很重要。如果是年闰二月，则会形成这样的历日表：
正月小 乙酉朔
二月大 甲寅朔
闰二月小 甲申朔
三月大 癸丑朔
四月小 癸未朔
五月大 壬子朔
六月小 壬午朔
七月大 辛亥朔
八月小 辛巳朔
九月大 庚戌朔
十月小 庚辰朔
十一月大 己酉朔
十二月小 己卯朔
从表中可以看出，如闰二月，则跟闰八月一样，都是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与《春秋》经一致。而张先生置闰于岁终，就成为十月庚戌朔，十一月庚辰朔了，显然与《春秋》经不合，所以关立行、关立言先生在《春秋时期鲁国历法考》中说“江曰桢、郭守敬、张培瑜等片面追求天文学推算结果的准确性，忽略了春秋时期天文学发展的实际水平和‘考证’在历史学中应占有的地位，编注的春秋朔闰表与春秋经传不合，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难免出现替古人重排历表的失误”，不是没有根据的。
有一点需要说明，我在写《孔子生月再辨》时误以为张先生在襄廿一年二月栏下的“甲寅”前注了一个“正”字是表明当时鲁国是将此月作为正月的，但后来查看他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的《凡例》，内中说：“每页顶端横列‘正月’至‘十二月’、‘闰月’为中历月名。正月为含冬至之月建子之月，月名与采用周正建子历法周历、殷历相合。夏历、颛顼历以建寅之月冬至后二月为正月，月名与顶端横列给出的相差两个月。表列‘正月’为含冬至之月建子，相当于夏历、颛顼历的十一月。因排版困难并考虑版面清爽，除特殊情况，夏历、颛顼历的月名不另注出。”看来张先生并不认为此年鲁国以二月为正月，而只是说明二月是含冬至之月，正月还是从乙酉朔开始，这与王韬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的区别只在置闰的先后。
如按张先生的历日表，显然与《春秋》经不合，那么《春秋》经是否像崔老师认为的那样是用周历记的呢？查此表的周历为八月庚戌朔，九月庚辰朔，与《经》亦不合。因此，比较而言，闰二月或闰八月之说显然更为合理，至于闰二月与闰八月究竟哪个更合史实，恐有待进一步考证。从情理而言，此年以冬至前一月为岁首，为建亥，如闰二月就相当于以冬至之月为岁首了，节气马上就可调整过来，这应是最理想的。当然，直到八月才闰也有可能，因到那时节气与平常之年已明显不合了，已到了不得不闰的时候，此时再闰也是合乎情理的。
三、生日为母亲亲口所传自然是合乎情理的，关键是孔母告诉孔子的为何一定是十一月庚子，而不是十月庚子呢？我认同先儒的普遍看法，孔母告诉孔子的是十月庚子，孔子传子夏的也是十月庚子，子夏传谷梁赤，谷梁赤记到《谷梁传》上的也是十月庚子。清儒钟文烝作《春秋谷梁经传补注》，于《序》中说：“二家之中，公羊当六国之亡，谷梁去孔子近，则见闻不同。公羊五传至其玄孙，当汉孝景帝时，始著竹帛。谷梁作《传》，亲授荀卿，则撰述亦不同。公羊为齐学，谷梁乃鲁学，则师承又不同。”从以上三方面的不同来看，我们取《谷梁》的记载应是有充足理由的，而且千百年来先儒也几乎没有取《公羊》而弃《谷梁》的。只要此点认定，则孔子生辰不用考证都可直接推出为夏正八月二十一日，这是最直接、最简便，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否则，如节外生枝，只能越辨越糊涂。此处不可不慎。
四、《左传》记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夏四月己丑。鲁历的夏四月是夏正的春二月，不可能是正月。张培瑜先生的战国朔闰表自前480年后已不再列鲁历，而其时鲁国应仍使用鲁历。《经》言：“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但《传》记此事却在哀公十五年闰十二月，说明鲁历在哀公十五年并未置闰，查张先生的历日表可知是年十二月鲁历是辛巳朔，依此推到哀公十六年的正月是辛亥朔，己卯则是二十九日。因鲁历在前一年的末月未置闰，十二月是大月，则此年的正月为小月，故二十九日为晦日，则二月朔为庚辰，三月朔为庚戌，四月朔为己卯，己丑则为四月十一日，即夏正的二月十一日，换算为西历儒略历则为公元前479年3月9日格里历为3月4日。
但晋杜预的看法却不同，他在《左传注》中说：“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查张先生的历日表前479年周历四月为戊寅朔，则己丑为四月十二日，四月十八为乙未。五月戊申朔，五月十八为乙丑。六月戊寅朔，六月十二为己丑。由此不难看出，杜预的长历实是在哀公十五年岁终置闰的周历，而张先生历日表中的周历却在前一年的岁终并未置闰，而在本年的六月或岁终置闰，由此二者刚好相差一个月。杜预用前一年岁终置闰的周历卫历同来否定《左传》的记载，显然是不对的，其认为的孔子卒日二月十八虽被孔子四十七世孙孔传记入《孔氏家谱》，但终被孔广牧改正为二月十一。王笑冬老师曾根据现代天文日历将孔子卒日定为二月十二，是由于当时不知现代天文日历依周历四月戊寅朔，而不是按鲁历四月己卯朔推算，故多算了一天。
上面已经指出，哀公十六年由于鲁历在前一年岁终未置闰，故鲁历的四月在周历或卫历是三月。而张先生的历日表却没有反映出周历在前一年岁终置闰，以致在四月像鲁历一样也有己丑日。崔老师凭张先生的战国朔闰表中周历四月对应夏历正月，就推出孔子出生那年十一月即为八月也是不当的，因为表中的周历四月据实应作三月，则周历的三月为夏历的正月才是正常的，由此也正好佐证，张先生的历日表在孔子生日与卒日这两年的编排上都出了问题。虽然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的考证，但如不小心亦会把我们引入歧途。
拙作《孔子生卒年月日考辨》因误用张培瑜先生的历日天象表而得出孔子生于九月廿一的结论，发现问题后再写《孔子生卒年月日再考》时已力主八月廿一了：“《谷梁传》所记的十月庚子，应是按鲁国当时的历法使用实际记载的，因鲁历奉行的是周制的历法，而周历的十月二十一日即是夏历的八月二十一日。自古以来，凡赞同《春秋》经传记载的，一般都是这样认为的。”只是当时未看出现代天文日历存在的问题，才加上一句：“如以逆推的日期为准，即以天文学或理想的眼光来看，孔子的生日可依《公羊传》，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换算成夏历则为九月二十一日。”后写《孔子生日考简述》时已有所认识，故特地作了说明：“为何现代天文历法的计算结果会跟《谷梁传》的记载相差一个月呢？原因是现代天文历法表并不是完全根据当时的历史现实编的，因为当时的各国历法置闰与合朔并不规范统一，致使天文历法表很难如实反映出来。”但还是给九廿一说留下一席之地：“不过如果在《谷梁传》与《史记》两种记载之间实在难以抉择时，站在理想的天文历法角度将之定为九月廿一日也未尝不是一个也能立得住脚的选择。”言外之意是遵《谷梁》的八月廿一最好，但认九月廿一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等写《孔子生月决辨》时已不再给九廿一说留任何余地了。当然，现在更是如此了。
黄帝四七一七年庚子岁七月廿七日-八月初一
2020年9月14-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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