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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老师好！您说王笑冬老师已将他原来所持的孔诞为九月二十一汉历改成了八月二十一，这使您既高兴又佩服。我看他在申请书上明确写着“重新考证了孔子诞辰为农历汉九月二十一”。在群聊中他又说： “在夏历体系为九月二十一。汉历体系由于以中气定月份，行‘无中气月置闰法’，不可能在九月二十一。为汉历八月二十一。”看他最后修订的
《圣学天文三字经》中仍有这样的句子： 周建子 殷建丑 新旧历 载春秋 孔子诞 襄廿一 鲁新历 十有一 夏建寅 九廿一 乙酉岁 孔历元 鲁国史 殷士后 新旧历 写春秋
可见，他并未放弃他原来的观点：《春秋》经传是用建子的“鲁新历”与建丑的“鲁旧历”并行记事的。《公羊》用“鲁新历”，《谷梁》用“鲁 旧历”，换算成夏历皆为九月二十一。他并不认为鲁历有在岁中置闰的可能，所以不同意先儒普遍认为的《谷梁》是用建子的鲁历记的观点。无中气置闰是汉《太初历》才创立的规则，因此，他觉得如依汉历孔子的诞辰可算作八月廿一在孔子生月前可以置闰。但孔子是春秋时人，当时鲁国用的是鲁历，学界普遍认为孔子的诞辰当依春秋时的鲁历，怎么能依汉历来算呢？可见他并没有放弃他原来的观点，除非他放弃了他推论的前提：
《春秋》经传是并用鲁历新旧两套历法记事。您问我想让王老师怎么做才满意，我根本没想让他怎么做。学术贵在争鸣，才能共同推动往前发展。各人的视角不同，目的不同，才识不同，德性不同，对同一问题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无法也不能强求统一的。
您又说我从建群以来通过讨论已从过去的九•二一彻底转变为八•二一，这与事实也不甚符合。咱们这个群是 2020 年 6 月才建的，我在 2019年 11 月写的《孔子生卒年月日再考》中已纠正了原持的九•二一之说。这要归功于王钧林先生的提醒。当然我也提出如从理想的天文历法逆推的角度看，九•二一说也是立得住脚的。这一观点到现在我也没有变。依我的认知，孔诞那一年鲁历在孔子生月前置了闰八月的可能性较大，这就是《谷梁》记的十月庚子，如在岁末置闰，就是《公羊》记的十一月庚子。认为《谷梁》用鲁历记，这是先儒的普遍观点，今人董作宾、张培瑜等先生亦如是看。但前人普遍皆认《公羊》的十一月为误衍。因为十月有庚子，十一月不可能有。再说《谷梁》的“十月庚子”从无异记，而《公羊》在唐代就有三种本子，有同《谷梁》的，有记“十有一月庚子”的，有整句话都没有的。既然《公羊》诸本所记不一，以何者为真？所以前人普遍取与《谷梁》相合者为真，这自然是合乎情理的。当然我个人有个推想，因先儒早就发现，春秋时鲁国与卫国由于合朔或置闰不同，记同一事件有时会有一月之差王笑冬老师却由此生出《春秋》并用两种历法记事的猜想，而卫国常常按周历的规矩在岁末置闰，不像鲁国有时随意置闰，《左传》中就有闰三月或闰八月的记载。因此，襄二十一年，鲁历如在王韬认为的八月置闰，而卫历却在岁末置闰，则鲁历的十月庚子即是卫历的十一月庚子。子夏本人长期留居卫国，他传给卫国的弟子如依卫历当然要记作十一月庚子了。但孔子是鲁国人，当依鲁历才是，所以《公羊》有传本同《谷梁》作十月庚子。孔子不可能在经中直接记自己的生日，当是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为了纪念孔子而后加的，有的本子没加上，有的本子依卫历记，有的本子依鲁历记，这是我推想唐时《公羊》为何有三种不同本子流传的原因。
崔老师又说：“既然张培瑜先生这个在当今几近奉为圭臬的大人物都有问题，难道清儒就没问题了吗？关键是有没有能力认识其中的问题！这需要极高的历法知识以及对《春秋》及三传抽丝剥茧的细读，而不是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操作！不是人云亦云，更不能指鹿为马！引用前贤任何一条证据都应是铁证，而不能对自己立论有利就引用，对于与之相反的观点就舍去，要问个为什么！是否有真正辨识的能力很重要！这绝不是民主选举，论证是讲理的，而不是从众的。” 以上的话我基本上是认同的，但限于水平，有时不见得能做得到。比如孔广牧，他的历法知识可以说是极高了吧，但其结论也不见得就正确。人的学识容易偏于一端，某一领域钻得太深了，要是出不来，有时反而会妨碍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
崔老师又问：“关于《春秋》中置闰问题，《左传》曾记闰三月，王笑冬老师认为是周天子历，视频中有个人见解。您认为是周历还是鲁历？当今有没有其它说法？您认为应该是哪一种？看您的观点是鲁历，与后面的闰八月一样，这样属明证。如闰三月属周历，您认为襄公廿一年闰二月或闰八月的推测就有孤证之嫌。”
《左传•文公元年》：“于是闰三月，非礼也。”【注】曰：“于历法闰当在僖公末年，误于今年三月置闰，盖时达历者所讥。”孔《疏》曰： “春秋之世，历法错失，所置闰月，或先或后，不与常同。”关立行先生说：“春秋人将闰月通常设置在十二月之后，即所谓岁终置闰，称为‘归余于终’或‘归邪于终’，并说这是‘先王之正时也’《左传•文公元年》，那时只叫闰月，不称闰几月。这种作法在古六历中被沿袭下来，且一直行用到汉武帝太初元年。但在春秋后期，似可随时设置闰月，这在
《左传》中有明文的记载。这是否因春秋人意识到月份与时令的配合不合理，对指导农事活动不利而进行的一项革新，但因时机尚未成熟，而终未找到合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这说明春秋人当时的做法太超前于他们的时代了。”《春秋时期鲁国历法考》 日人新城新藏在他所著的《中国上古天文》一书中也说：“就《春秋》所载历日而言，年系自十二鲁公即位之年算起，别无疑问。纪月则用太阴历，惟因须与太阳历调和，时时插入闰月，纪日以六十干支，但闰月之插入法，毫无规则，并非循十九年七闰法，春秋期间约应有九十个闰月，惟当时果若何插入此等闰月者，斯乃毫不明了，从而各月朔之干支亦不明，爰以若斯所记述之历日，由今逆行推算，例如当今太阳历之何年何月，自亦不明。” 可见，“闰三月”自然是指鲁历而言，王老师认为是年周王室规定闰三月，而《春秋》非之，显然是大悖情理的。另，《左传•昭公二十年》有闰八月杀宣姜的记载，证明周历的规矩则是须在岁末置闰，但鲁历有时并不依此规则而行。因此王韬认为襄公二十一年鲁历闰八月是有充分根据的。
前日又花了大半天时间细读了崔老师增订过的《孔子生日求真》，很钦敬崔老师的这种求真精神。里面的不少观点我是很赞同的。关于张培瑜先生的春秋朔闰表襄公二十一年在二月栏下的“甲寅”前注了一个“正”字，我在《孔子生月再辨》一文中认为“表明制表者认为当时鲁国是将此月作为正月的”，但在《孔子生卒年月日考答疑》中又认为“张先生并不认为此年鲁国以二月为正月，而只是说明二月是含冬至之月”，后来看到张先生写的《孔子生卒的中历和公历日期》里面说：“鲁历建子八月辛巳朔7.22十月庚辰朔9.19廿一庚子10.9”“根据鲁国当时实际行用的历法，十月庚子应是二十一日。前面已述，秦汉以后我国历法都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又称夏正，与用建子的周正历法相差两个月。化为夏正历法，‘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应为‘八月二十一日庚子’。” 可见张先生自己确实认为当时鲁国是将表中的二月作为正月的。我当初如注意到这一点就不会认同王笑冬老师的九•二一说了。崔老师在增订版中说：“是年鲁历，张培瑜先生在二月前写了一个‘正’字，这表示鲁历的二月应算作鲁历的正月。”看来是符合张先生编表的原意的。
崔老师虽然也主八•二一之说，但论证思路不仅与王老师不一样，与我也不同。在崔老师的心目中《春秋》是用周历与鲁历两套历法并行记事的，还认为孔子修《春秋》既参考了鲁史，还参考了周史。其主要判断依据是襄公二十一年记载了九、十两月连月日食。按现代天文学推算九月有日食，十月没有。崔老师便推测说孔子记“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是参考了周史的记录，而“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是参考了鲁史的记录，并由此证明鲁历比周历滞后一个月。崔老师在增订版中说：“我们前文已反复说过周历与鲁历因置闰不同步而产生的同为一月而两名的现象，按照这样的逻辑，就出现了本来在周历中的鲁襄公二十一年的‘九月朔，日有食之’，在鲁历中就是‘十月，日有食之’。同理，本来在周历中的二十四年的‘七月朔，日有食之’，在鲁历中就记成了‘八月，日有食之’。本来《谷梁传》中用周历记录的‘十月，孔子生’在鲁历中就记成了‘十有一月，孔子生’。”“前面已反复说过孔子所记鲁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月连日食的原因，现在可以认定这几年《春秋》《左传》所记事件是用两套历法，即周历与鲁历，是非常清晰合理的，……周告朔制废后，鲁历与周天子历因置闰不同步产生了月份错一个月的差距。十有一月，孔子生。皆口耳相传，千真万确。试想孔子三岁丧父，说其生月为母亲亲口所传没问题吧！”
据崔老师的这些论述，我们可看出其求证思路：孔子生于十一月庚子必定是孔母亲口告诉孔子的，但十一月不是周历，而是鲁历。鲁历与周历同是建子的周正历法系统，但鲁历与周历由于置闰不同所以有时会有一月之差。襄二十年“周历是年年底置闰，而鲁历是年年底没有置闰”，到了襄二十一年，鲁历直到年末才置闰，由于置闰比周历滞后一年，故周历的十月庚子就是鲁历的十一月庚子。孔子的生日不能依鲁历的实际行用推算为九月二十一日，而应按理想的周历推算为八月二十一日。
与王老师的求证思路相比，二者有以下的相同点：
一、没有经过严谨论证，就以猜想作论证的前提。王老师认为《春秋》以“鲁旧历”与“鲁新历”两套历法并行记事，至今尚未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崔老师也认为《春秋》是用周历与鲁历两套历法并行记事，而以周历为主。这与先儒普遍认为的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的观点不合。鲁国自文公起已不亲到祖庙告祭，也就是说在孔子出生前七十来年，鲁史应当已用鲁历来记事了。所谓周历其时在鲁国不过名存实亡而已，当然像卫国等其他列国可以继续沿用。也就是说，鲁国如不在岁中置闰，所行的历法就是标准的周历，因为在岁中置闰了，那一年的历法与标准的周历就会有差异，当然，由于合朔不同，与周历有时也会有一天的差异。通常认为孔子的诞辰应依鲁历，而不应依在鲁国已名存实亡的周历，故崔老师如坚持认为《公羊》的十一月是鲁历，那么孔子应生于九月二十一才是算年龄不应减去闰月。如此，则崔老师考论的后半部分就否定了前半部分的作八•二一之说。这与王老师的观点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是不该否定九•二一说的。
二、只以理想的天文或历法的逆推为据，无视文献的具体记载。王老师以天文历法表为权威，以为里面的数据准确无误，并没有考虑到天文历法表只是一种理想的逆推表而已，是无法准确地体现出“正自不拘、闰余乖次、有失规范”的鲁历的，故将孔子的卒日公元前 479 年四月己丑按天文历法表的周历换算成夏历的二月十二日，而没有按鲁历换算成二月十一日。卒日的推算虽然他后来已同意改为二月十一日，但他对生日如还坚持九•二一说，则在推算孔子生卒日上他是用了两套标准。崔老师虽然后来看到了现代天文历法表上存在的问题，但由于太注重标准的周历的回推，从而对《春秋》经传的某些记载产生怀疑，或作合乎己意的猜想。如增订版中说：“先看一下鲁襄公十九年的记事，诸家皆定为建亥之年，经笔者反复核验无误，此年正月初一用儒略历表示为 11 月 20 日这样比较直观，再看鲁昭公二十年《左传》：‘王二月己丑，日南至’，那幺正月初一用儒略历表示为 11 月 27 日，这两年间隔为 32 年，这完全符合十九年七闰的规律，那么十九年七闰的规律一般为 2、3、3、2、3、3、3。我们先按这个规律试试看效果如何，已知鲁襄公十九年建亥，且年底置闰，那后两年为鲁襄公二十一年置闰，二十四年置闰，二十七年置闰。”“通过对鲁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年底置闰会发现这四个年份都属于建亥之年。……由于鲁襄公十九年用的是鲁历而不是周历，可以从鲁襄公二十年为始推到鲁襄公二十七年，鲁襄公二十年周历与鲁历的编排基本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周历是年年底置闰，而鲁历是年年底没有置闰，这就是笔者前文所说过的周历与鲁历的公共年份月份。”“按照置闰规律，周历的鲁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都是建子之年。顺便提一下张培瑜先生和清代王韬先儒都把鲁襄公二十四年定为鲁历的建子之年，显然是为了合经，根本没考虑过历法的整体延续性，也都把周历与鲁历搅在了一起，以致这几年中的记事可谓是最乱的、最离谱的。” 查张培瑜先生的春秋朔闰表，襄二十一年，正月栏下是乙酉朔，闰月己卯朔在岁末。但又在二月的甲寅朔前注上“正”，表明鲁国的真实历法是以此月作正月，那么所标的闰月己卯朔当为十二月，而正月栏下的乙酉朔这一月当为前一年的闰十二月。周历则闰在此年的岁末。襄二十四年，鲁历与周历皆无闰，闰在襄二十三年岁末。襄二十七年鲁历以庚戌朔为正月，闰当在岁末的甲辰朔。周历闰在二十六年的乙酉朔。依王韬的《春秋朔闰至日考》，襄二十一年己酉建亥，闰在八月。襄二十四年壬子建子，是年无闰，闰在襄二十三年岁末。襄二十七年乙卯建亥，闰在四月。可见崔老师按置闰规律推断的置闰结果跟张表与王韬的确定并不一致。原因是张培瑜先生与王韬在制表时要考虑合经问题尤其是王韬在这方面要比张先生严谨得多，而崔老师因为有《春秋》经传以周历与鲁历两套历法记事的先入之见，一心想恢复合乎规律的周历以证明自己设想的正确，这样就很难去尊重鲁国当时实际行用的历法，因此，最后得出的结论难免会变成自己否定自己了。
刘咸炘先生在《孔子生年月日决辨》一文的最后写道：“夫广牧明知无说以排二《传》，所据《世本》又单弱，而必从《史》者，吾知其心矣，欲炫其通历法耳。若依二《传》，则经文明著庚辰朔，无须推算矣。黄宗羲、成蓉镜之主《史》，亦此心也。故其言并不能旁考以明二《传》之非，但云以历推之，二十二年某月之庚子，当是今某日耳。夫欲炫历法，何必于此事。诸君历法诚工，而此事二《传》明著月日，经文明著朔庚辰，不劳诸君推算，吾党乃知之也。则诸君强从《史记》，徒劳而不见德于后之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也就是说，孔子生日只要认二《传》记载就行，根本用不到复杂的历法推算。但如从《史记》则需繁复的推算。有才者为了炫才有时会下意识地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样不仅会劳而无功，对人对己都无益处。看来学术问题还同时牵涉到心性问题，我人怎能不以此为戒！
黄帝四七一八年辛丑岁八月十九—二十日
耶元2021 年 9 月 25-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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