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联合早报 ● 贺凯
审时度势
自从2009年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以来，美不断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日前，美国又高调宣布在亚洲建立导弹防御体系。如何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淋漓攻势，已成为中国能否继续崛起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学术界和政策圈主要有两种声音。一是强调“冷静应对，以不变应万变”，二是主张“主动进攻，寻找军事盟友”。这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足以应对美国的军事攻势。中国的确应当“冷静应对”，但如果一味地消极等待和观察，美国的压力不会自动消失，反而会鼓励目前还处于观望的一些亚洲国家，跳上美国制衡中国的战车。中国的确应当“积极主动”，但寻求军事同盟，似乎条件还不成熟。
理论上，军事联盟的产生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军事盟友间应面对共同的威胁。二是联盟建立后，其军事实力应大体与威胁国相当。但是大多数亚太国家并不视美国为安全威胁。亚太国家多多少少地分享着单极世界格局下的“安全红利”。其次，美国的军事实力目前是无法抗衡的。虽然美国经济还未复苏，其军费开支仍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军费的总和。没有国家愿意公开地用建立军事同盟的方式挑战美国。
中国应当考量如何以柔克刚，化解美国威胁。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一般强调如何通过“正制衡”（positive balancing）战略应对面临的安全威胁。“正制衡”战略主要强调通过建立军事联盟和发展军备建设，以加强自身的军事和战略实力抗衡外部威胁。由于建立军事联盟的时机还不成熟，中国应该积极采用“负制衡”（negative balancing）的战略，限制和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和战略实力。
“负制衡”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军事抗衡和冲突的同时，通过外交军事手段钳制、削弱和消耗美国的军事实力。由于国际政治中强调的是“相对实力”（relative power），而非“绝对实力”（absolute power），中国应更关心自身实力与对手的对比。美国实力的减弱其实就意味着中国实力的加强。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共同通过联合国牵制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多边机制为手段的“负制衡”。冷战中，美国以经济手段拉拢南斯拉夫，造成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也是一种“负制衡”战略的成功案例。
亚洲国家之所以在安全问题上倾向于美国，主要是对美国所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的依赖，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仅仅靠解释和宣传“和平崛起”，中国还不能够消除亚洲邻国的疑虑。贸易和投资的确可以拉近中国与亚洲邻国的经贸关系。但在国际政治中，仅仅靠钱是买不到真正战略伙伴的。中国应当考虑如何为亚洲邻国提供安全上的“公共产品”，以减弱亚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正面接受中国崛起给地区带来的安全红利。
中国应积极通过推动地区“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作为一种“负制衡”战略，削弱美国在亚洲对中国的战略攻势。“安全共同体”是由欧洲学者提出的一种安全机制概念，主要是强调共同体国家间不以武力方式解决彼此分歧。不同于传统上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基石的军事联盟，“安全共同体”强调共同体国家间的“内部安全”。
东盟（东盟）国家已经在2006年提出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倡议，并计划在2020年实现。中国应当积极回应“东盟安全共同体”的想法，设法以“十加一”（东盟加中国）和“十加三”（东盟加中国、韩国和日本）等多边机制为基础，推动建立地区安全共同体。
“地区安全共同体”的建立不但可以减少亚洲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还可以分化和削弱美国已建立的针对中国的军事联盟。如何积极推动“地区安全共同体”，通过“负制衡”战略应对美国的“正制衡”攻势，将是中国外交决策层必须考虑的实际问题。一味地强调“韬光养晦”已不能为中国崛起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了，适当的时候，中国应当考虑要“有所作为”。
作者是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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