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史网 一位思想史家曾经指出：“一切都得从‘五四’讲起。中国现代史好些基本问题都得追溯到‘五四’，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尤其如此”，［（４）］四十年代走红的张爱玲也在后来的文章中说过，“五四”是中国现代史的大背景，不了解“五四”，就不了解现代中国［（５）］。研究“五四”，在我看来，决不能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历史时期来对待。研究和阐释文化变革，犹如研究一个时间的分水岭，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来看待，而也应该作为一种现象，一种象征，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进行形而上的文化分析。“五四”所具有的鲜明特征，使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对“五四”进行一次全面地探讨，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把握大转折时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探讨近百年以来，中国文明的衰败与复兴，都无法绕开这个分水岭。从“五四”的整体研究出发，我准备采取“五四学”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并非想为本来够热闹的学术殿堂，再增加一门界限模糊、纵横曼衍、卮言之辩的学科，把“五四”膨胀为一头庞然怪兽，甚至成为历史神话迷思，使之根本无从把握。而是基于一种历史的考虑，基于一种观念的变革，一种研究方法的更新。从“后五四”时代的语境出发，我的问题是：“五四”作为一种精神神话是怎样诞生的，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五四传统又是怎样左右了几十年来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以及思维和行为模式，我们对五四作科学的理解和判断所依据的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什么动机为人们所领悟并发展起来。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全面地梳理对“五四”种种观念和话语的演变过程，这显然不是本文所能够解决的。这里只想针对历史研究长期袭用的“三分法”和“双半说”进行一点辨证分析，逐步确定“五四学”内涵。
所谓“三分法”，是指中国近百年历史研究中近代、现代和当代史的划分。以此类推文学史的研究也遵照这一“三分法”而被人为地割裂开来。这种划分完全是按政治斗争史的标准，基本上忽略了文学史的内在逻辑发展，忽略了中国文明在现代变革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内在生命力，忽略了传统本身的衰败与创生过程。作为对这种学术惯性的反拨，学术界有人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的概念，出发点即是一种“历史整体性”的考虑。但“常识告诉我们，‘整体性’只能是为了研究上方便所提出来的概念，并没有任何一个思想程式可以完全包摄它。”“所谓历史整体性（必须包括所有的时空）和历史客观性（即假定所有具体事件都可以得到验证）是永远无法真正达到的。”［（６）］从时间上对近百年历史进行统摄打通，只完成了工作的一半，问题在于必须找到一个贯穿始终的历史参照系，一个完整的历史分析方式，否则任何打通的努力只能是形式上的整体，内在逻辑上仍然是条快分割的碎片。我们讲近百年文学是走向世界化和现代化过程的转型期，讲二十世纪文学所面对的种种外在的（政治与文化）冲突和内在的（新与旧）的冲突，讲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悲凉色彩浓厚的启蒙主义精神，都必须回到“五四”。中国现代化的序幕甚至可以说是从第一篇白话小说，第一本白话诗集开始的，一群文学青年和大学教授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主持人，这种特定的“文学情绪”几乎奠定了中国近百年文化启蒙运动的基调。――激情大于理性，浪漫多于现实，梦想超越实践，这种五四精神和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几乎整个世纪，直到八十年代末我们仍然可以寻到它的踪迹。因此我们说二十世纪中国史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五四”的历史，当然不是指其单纯的政治属性，而是指其广义的思想文化启蒙意义。亦即问题的实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为什么一个文学上的变革，而初始仅仅是一个语言的变革，竟然激起整个文化的反省与批判，继而掀起一场整个社会的改造和重建运动？社会学的理论表明，任何变革虽然首先在文化界产生，但只有当它在社会结构内得到肯定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演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文化界的思想启蒙要得以发挥作用，必须把这种变革的观念植根于广大民众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之中，最终又体现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整个社会才得以进步。这个过程决非一个政治事件（如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就可以一蹴而就。按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说法，历史可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三个层次。长时段是一种结构，指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起长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如思想传统、社会结构、文化模式和精神心态等。局势、情状、思潮属于历史的中时段，是历史的周期和节奏。最后，历史的一系列事件属于短时段，指各种突发性的事变。在这三个层次中，研究长时段即各种结构最有意义，因为长时段包括深远的和结构性的变化，而这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标志。将这种历史研究的层次分解法用于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政治事件如戊戌变法、五四学生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等，还是战争如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等都是短暂的时段，而其中贯穿始终的则是长时段的人的思想结构、文化心态、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缓慢而又一以贯之，既有内在的逻辑，又有统一的目标指向，而这正是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真正的对象。中国近百年历史无疑是文化传统和文明模式变迁结构的逻辑展开。“五四学”概念的提出，着眼于历史变迁的整体结构的转换，根本的目的在于打破近代与现当代的人为之分，厘清五四运动的广狭义之分。在“五四学”的范畴里，“五四”，不再是五四学生运动（短时段），不再是新文化运动（中时段），而是指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掀起的旨在变革传统文化，寻求现代化道路，争取民族独立的长达百年之久的思想文化运动和社会结构变革运动，是一场既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又有着深远的历史回声的百年启蒙运动。在这里，正如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五四”是指一种历史的代码，以此为中心，中国百年史可分为前“五四”阶段，“五四”阶段和后“五四”阶段，作为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文化支点，“五四”统摄了整个历史变革的漫长行程。“五四学”概念在学术意义上也将改变历史学与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的相互隔膜，使得百年史研究在一种新的综合视野中产生“史学重写”的强烈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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