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何寄望“狂狷” 刘梦溪论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

在中庸一词还没有被污坏之前，什么样的人有可能达到这一高度呢？孔子说：唯圣者能之。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聪明，可是如果选择中庸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大约连一个月也坚持不了。对此孔子很失望：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当然，他自己也坦陈做不了圣人。小编也认真想了下，就算孔子的理想能实现，满世界都是依乎中庸的圣人，这个世界会不会太乏味呢？如果做不了所谓的圣人、君子，那么做什么样的人也会很有趣呢？

如果读《论语》，你会发现孔子有好多次被某一类人所奚落，简直是被欺负得没脾气，比如接舆、长沮、桀溺，然而孔子似乎又很理解他们。自先秦以降，这种被孔夫子称为狂狷之士代不乏人。更有意思的是，就连孔子本人，在哀叹中庸不能实现、中行不得而遇时，也寄望于狂狷。

那么，孔子所说的狂狷，有什么可爱之处呢？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狂者，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个有趣的话题。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在《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一书中，对中国历代的狂者、狂者精神以及国民性格进行了深入剖析。经梦溪先生本人授权，凤凰国学将独家刊载此书的部分章节。以下为第一篇：《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韩文版序言《孔子为何寄望狂狷》，文中分标题为编者添加。

孔子为何寄望“狂狷” 刘梦溪论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梦溪。

孔子为何寄望“狂狷” 刘梦溪论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

刘梦溪著《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

本书作为中心题旨展开的对狂者精神的书写，是我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精神轨迹的一部分。中国自纪元前的汉代中期开始，直到清朝末年，前后两千年的时间，儒家思想始终占据社会的主流位置。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在人的性向品格的取向方面，主张以中道为期许、以中庸为常行、以中立为强矫、以中行为至道。但他的这一思想在他所生活的春秋时期并不行于时。即如中庸之说，孔子在力倡此说的同时，已经感到了施行的困难。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的《中庸》一书，是专门阐述中庸义理的典要之作，宋代思想家朱熹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成为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列的儒家经典。

《中庸》频引孔子原话，一则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意即中庸是很高的思想境界，一般的人很难做到，即使做到，也难于持久。二则曰：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此论似更为悲观，翻译成现代语言无疑是说，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聪明，可是如果选择中庸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大约连一个月也坚持不了。所以孔子非常失望地承认：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至于此道何以行不通？孔子想到的理由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聪明的人、智慧高的人，往往超过中道而走在前面；不够聪明的人、智慧不那样高的人，则落在了守中的后面。同样，品格优秀的人也会超过中道，而操行不端的人则达不到中道的要求。可惜很多人不懂得这其中所包含的奥妙，孔子不免为之惋叹，他称此种情况就如同人莫不饮食，却鲜能知味一样。看来真的是道其不行矣夫了。可是孔子仍然不愿放弃中庸理念所包含的人生理想，认为依乎中庸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格，即使遁世不见知也不应该后悔。

《不得中行而与之，故孔子寄望于狂狷》

然则什么样的人有可能达至中庸的品格呢？孔子说：唯圣者能之。这样一来，无形中提高了能够躬行中庸之道的人群的层级，不仅社会的普通人，甚至道德修为可圈可点的君子，也难于达到此种境界。孔子失望之余的一线期许是，看来只有圣人才能真正做到依乎中庸。问题是，揆诸春秋时期各国的实况和士阶层的状况，能看到几个可以称得上圣人的人呢！连孔子自己不是也不敢以圣自居吗？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而且有一次感慨至深地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同前）这等于说，在孔子的眼里，现实中其实并没有圣人，能够见到君子已经很不错了。结果如此美妙的中庸之道，在人间世竟是没有人能够践履的品格。我们的孔子终于明白了这个矛盾重重的问题，为何不能最终显现出解套的光亮。他不得已只好愤愤地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孔子的意思，是说治理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实现治平并非没有可能；高官厚禄的诱惑很大，但也可以做到坚辞不就；刀刃虽然锋利，必要时也还有人敢于在上面踏行；只有守持中庸，却无论如何没有做到的可能。

正是在此种情况下，孔子提出了打破原来宗旨的新的人格性向建构方案：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中庸不能实现，中行不得而遇，只好寄望于狂狷了。狂者的特点是敢想、敢说、敢做，行为比一般人超前；狷者的特点，是不赶热闹、不随大流，踽踽独行，自有主张。狂者和狷者的共同特征，是特立独行，富于创造精神。如果对狂者和狷者试作现代的分梳，则狂者体现的更多的是意志的自由，狷者代表的更多是意志的独立。尽管求之学理，独立是自由的根基，自由是独立的延伸，两者无法截然分开。

置于诸位面前的这本规模不大的书，就是从疏解孔子的狂狷思想开始的。

孔子为何寄望“狂狷” 刘梦溪论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

李白诗曰：我本楚狂人，凤歌嗟孔丘。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狂狷气质几成文人性情的一部分。（画/卢沉）

《狂者精神张扬时则文化兴》

我在本书中提出，孔子的狂狷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革新的甚至革命的意义。特别是士阶层以及秦汉以后社会的知识人和文化人的狂者精神，事实上已经成为艺术与人文学术创造力自我发抒的源泉。我通过对狂者精神的历史考察发现，凡是狂者精神得以张扬发抒的历史时刻，大都是中国历史上创造力喷涌、人才辈出、艺术与人文的精神成果集中结晶的时代。而一旦狂者敛声，狷者避席，社会将陷于沉闷，士失其精彩，知识人和文化人的创造力因受到束缚而不得发挥。这也许就是西方思想家何以要把疯癫和天才联系在一起的缘故。希腊的圣哲柏拉图说过：没有某种一定的疯癫，就成不了诗人。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没有一个伟大的天才不是带有几分疯癫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更是对这种现象作了专门研究，详析古往今来各种天才与疯癫的案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天才无一例外都具有某种精神上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同时就带有些轻微的疯狂性。他援引薄朴的话：大智与疯癫，诚如亲与邻，隔墙如纸薄，莫将畛域分。并且补充说：这样看起来，好象是人的智力每一超出通常的限度，作为一种反常现象就已有疯癫的倾向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页266） 是的，天才的思维特点恰恰在于与众不同，在于反常。反常和反中庸可以作语义互释，因为复按各家义疏，大都认同庸者，常也的诠解。

不过孔子的寄望狂狷，实带有不得已的性质。孟子对此看得最清楚，当一次面对弟子万章的提问：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他回答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尽心下》）可见狂狷在孔子心目中是退而求其次的选项,也可以说是被困境逼出来的思想。

然而人类在学理上的发明，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逼而获得突破。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是忠恕仁爱，即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教育思想则为有教无类，也是要赋予每一个人以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学说的伟大之处，是当礼崩乐坏的由周而秦的社会转型期，重新发现了人和人的价值。作为自然本体的人的特性，他固然没有忽视，所以提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的绝大命题。但孔子最为关注的，还是人的性体如何在社会关系中得以展现。仁者，人也（《中庸》引孔子语），即为孔子人学思想的全提。在孔子看来，人只有在二人以上的和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彰显出人的本质特性。所以人需要知礼，需要懂得处身文明秩序中的自我的身份。必不可少的途径是诉诸教育。通过教育的手段，使每个人都成为有教养的文明人。孔子设定的具体目标，是使人成为文质彬彬、坦荡无欺的君子。他给出了君子应具有的种种品格特征，诸如严谨好学、不忧不惧、不拉帮结派、不以人废言，即使发达富贵也不骄矜，而是以义为旨归、行不违仁，以及能够知命、成人之美等等。跟君子相对应的是小人。小人的特点是不知命、不知义、斤斤计较、唯利是从，整个身心言动都是反忠恕仁爱之道而行之。归根结底，小人无非私也，君子无非公也。

孔子把人的性体品相分为中行、狂、狷、乡愿四个级次。他最不能容忍的是乡愿，称之为德之贼，即正义与德行的败坏者和虐害者。孟子解释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孟子梁惠王下》）可谓得义。乡愿的特征，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总之是阉然媚于世也者（《孟子尽心下》）。揆之世相，乡愿是小人的性体属性，君子则反乡愿。孔子所以深恶乡愿，在于乡愿具有似而非者的诡貌。正如孟子引孔子的话所说：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愿，恐其乱德也。（《孟子尽心下》）可知乡愿之立义，其乔装伪似、阉然乱德之罪也大矣。难怪孔子不仅蔑称乡愿为德之贼，而且取譬为说云：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论语阳货》）将乡愿与偷偷摸摸穿墙越货的盗贼为比，可见圣人之恶乡愿已经到了何等无以复加的地步。

然则乡愿所似者为何耶？没想到竟是孔子最为期许却又无法做到的中行。本书之写作，在我个人可为一大收获者，是发现乡愿和中行极有可能发生不正常的关系。此无他，盖由于乡愿的品相性体貌似中行。而乡愿和中行在对待狂、狷的态度上，不可避免地会结成联盟。此正如《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所说：乡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讥狂狷。（《文史通义质性》）于是人的性体的四品取向，如果以价值理念的进（狂）、立（狷）、守（中）、反（乡愿）为宗趣，则排序应变为：狂、狷、中行、乡愿，而不是原来理解的中行、狂、狷、乡愿。狂者和狷者对思想革新和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犹如大地之于翱翔天空的雄鹰，大海之于涛头的弄潮儿，绝非其他选项所能比拟。人类文化人格的精彩，其要义亦在于不媚于世。中国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说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亦即斯义。所谓媚于世，就是通常所说的曲学阿世，乃是学问人生之大桎梏也。

历史的哲学命题原来是这样：一个社会如果无狂了，也就是人的主体意志的自由失去了，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停滞了。但狂有正、邪：狂之正者，有益于世道人心；狂之邪者，亦可为妖。所以需要裁之。正是在此一意义层面，中庸、中道、中行可以成为节制狂狷的垂范圣道。它可以发出天籁之音，警示在陷阱边冥行的人们，左右都有悬崖，前行莫陷渠沟。太史公岂不云乎：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其实宇宙人生的至道，都是可参可悟而不可行的绝对。本书此一意义层面亦不无辨正。孔子狂狷思想的提出，使中国的圣人和古希腊的圣者站在了同一个水平线上。东西方共生的所谓思想文化的轴心时代，也许本书叙论的案例可以为之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证据，说明虽然文化背景悬隔，思维的心理是相通的，正所谓东圣西圣，其揆一也。

我不了解韩国的情况，不敢期待贵国的文化人士会对本书产生共鸣。但有机会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阅读和和指正，是令人想往的。这要感谢本书的韩文译者韩惠京教授和李国熙教授，通过他们既忠实于原著又能化入化出的译笔，使我的这本小书得以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并有机会与读此书的陌生朋友一结文字因缘，自是乐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