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译解》13.18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

论语译注

13.18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注释：

1、攘：顺手而盗。其虽也算盗窃，但属为眼前之物所诱，临时起意而为，故与真正的盗窃，性质有所不同。

邢昺《论语注疏》：“有因而盗曰攘。言因羊来入己家，父即取之。”

刘宝楠《论语正义》：“高诱淮南注云：‘凡六畜自来而取之，曰攘也’。”

2、证：告发。皇侃《论语义疏》：“言党中有人直行，其父盗羊，而子告失羊主，证明其父之盗也。”

3、隐：掩匿，不扬其过失。

歧义：

“直躬者”有两说。

一说，指正直行事之人。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直躬，直身而行。”

二说，躬是人名，因其素以直行，故人称“直躬”。郑玄注此云：“我乡党有直人名弓（躬），父盗羊则证其罪。”

今取第一说。

白话试译：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者，他父亲攘偷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者，不同于你讲的正直者：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疏解：

一、

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现代社会重视法，认为法律高于一切，宣扬法不容情。但这与中国的儒家传统不符。

例：地节四年（前66年），汉宣帝下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依照儒家的观点，在法、情、理之间，理是最高的，法与情谁高谁低？则要看具体的情境——谁符合理，谁就高，故有“引经断狱”之说。

二、

见父盗羊而不检举，有违公义；而若检举，则悖人情。遇此情况，该如何做？叶公赞同伸公义，抑父子之亲情；孔子主张，尊父子之私情，而抑公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那么，到底是公义重要，还是私情重要？难道孔子重私情而轻公义？非也，夫子既重公义，也重私情。

公义与私情，不能笼统而论。公义，有大有小，可分出许多等级；私情，也有亲有疏，可分出许多等级。

父子之情，为人伦至情，在私情中属最高等级。《白虎通.诤谏篇》云：“君不为臣隐，父独为子隐何？以为父子一体，荣耻相及。”

而攘人之羊，属于轻罪，社会危害程度较低，告发它的公义层级也较低。

为了较小的公义，而损害至大的父子亲情，属不宜之举——儿子若为了名声检举攘羊的父亲，是私心胜孝心；儿子若纯因公义而检举攘羊的父亲，则悖人情之理。

实际上，人情中也有公义。父子不相隐，是以法律之小公义，损害人情中的大公义。皇侃《论语义疏》引范宁语：“若父子不相隐讳，则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

假如父亲不是攘羊，而是要杀人放火，儿子哭谏不能止，又为之隐，则属以私情害天理——既陷父亲于大不义，又给社会酿成大的灾祸。

因此，公义与亲情不可偏，偏于一端则悖理。例如：有人一讲公义，便一公无私，略尽人情，疏漠父母兄弟；而一讲人情，便私情泛滥，徇情枉法，不顾公义。

桃应问孟子：“舜是天子，皋陶是执法官，如瞽瞍（舜的父亲）杀了人，该怎么办？”

孟子答：“把他捉起来罢了。”

桃应问：“那么，舜不阻止吗？”

孟子说：“舜哪能去阻止呢？皋陶有这个职责。”

桃应又问：“那么舜该怎么办？”

孟子说：“舜视弃天下如弃破草鞋，他将偷偷背着父亲逃跑，去海边藏匿起来，一辈子高高兴兴，快乐得忘掉天下。”（《孟子.尽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