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大河報
在宋代都城，有着特別的茶俗，就是『支茶——七家茶』。北宋東京市民大多有這種俠肝義膽，鄰里街坊之間互幫互助，經常以茶為紐帶。凡是外地人被欺凌，必挺身而出加以救護，有新街坊喬遷新居，左鄰右舍前來送茶湯，問寒噓暖，極為感人，這在徐興業的長篇歷史小說【金甌缺】中有極為生動真切的描寫。
宋茶繼承了唐茶，但極大地發展了唐茶。
就繼承而言，最為明顯的特徵就是貢茶。何謂貢茶，簡而言之就是給皇家生產、製作的御用茶——專門給皇帝種的好茶，特好的茶。
以往都說歷史是由勞動人民創造的，這話很正確。但有時候如何創造，向哪個方向創造是不由普通群眾決定的，而是由最高統治者決定的，貢茶就是這樣。
宋代貢茶制度是建立在唐代基礎之上的，只是把貢茶生產基地由浙江顧渚遷到了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甌）。宋代恰值中國歷史上一個寒冷期，太湖冬天冰封，顧渚的新茶趕不到清明節前送到汴梁，而建安新茶走水運完全可以讓東京的皇帝老兒及時喝上節前茶，『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因此皇家貢茶的生產基地就搬到了福建建安。
宋代皇帝在喝茶上格外講究。建安貢茶最初只製造一種茶，就是後世很有名的龍鳳團茶。早期的宋茶和唐茶別無二致，都是餅狀、團狀，也稱餅茶或團茶，就是現在常見的普洱茶餅那個樣子。但貢茶既然是皇家御用品，自然做工格外講究。龍鳳團茶因產自建安龍山和鳳山，所以其茶餅上雕刻有精美的龍鳳呈祥圖案。
早期的龍鳳團茶規格較大，直徑有3寸的、3.6寸的。公元1043年，蔡襄做了福建路轉運使後，化大為小，改制龍鳳團茶為小龍鳳團茶，直徑不過1.2寸。
『濃縮的就是精品』。『小資皇帝』宋徽宗趙佶在【大觀茶論】得意地宣稱：『本朝之興，歲修建溪之貢，龍團鳳餅，名冠天下。』
當時的小龍鳳團茶產量極小，『專擬上貢，雖近臣之家，徒聞而未見』。身為朝廷重臣見多識廣的歐陽修在【歸田錄】中記載：『其品精絕，謂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以至於當時的王公將相都有『黃金可求，龍團難求』之感嘆。
龍鳳團茶、小龍鳳團茶已經讓後世仰望了，但據史料記載，在神宗年間，又造出了一種密雲龍德貢茶，『其品又高於小團之上』；哲宗時，『又改密雲龍為瑞雲祥龍。徽宗趙佶，崇尚白茶，於是白茶遂為第一』。（【北苑貢茶錄】）
宋代貢茶就是以這種『後茶把前茶拍死在沙灘上』精神一步步推陳出新的。新品一出，前茶即降為凡品，以致宋朝北苑貢茶的名目愈來愈多，舉不勝舉。到宋高宗時，貢茶已經細分為十綱：『第一綱曰試新；第二綱曰貢新；第三綱有十六色：龍鳳勝雪、白茶、萬壽龍芽、御苑玉芽、上林第一、乙夜清供……第五綱有十二色……』
宋代貢茶制度牛到如此程度，以至於後世茶史學家已經很難逐一去考證這些『綱』與『色』具體都是什麼樣的茶。到了明太祖時期，一向以『仇富』為己任的朱元璋終於毫不留情地廢除了唐宋以來的貢茶制度。
散茶使得民間飲茶風盛
貢茶再精緻，水平再高超，也不過是為了滿足皇家的奢侈品需求欲望，最終只能留在史籍資料中供後世瞻仰，而真正傳承下來的，不是貢茶那樣的團茶、餅茶，而是散茶。
散茶，古籍中也叫葉茶、草茶或末茶，基本上已接近現在我們日常所飲用的茶葉了。散茶，在唐代已經出現，劉禹錫在【西山蘭若試茶歌】中說『自傍芳叢摘鷹嘴，斯須炒成滿室香』，但這種炒青、蒸青的制茶工藝還不是主流。
到了宋代中期，團茶生產雖然仍占據主導地位，但散茶的生產已經逐漸取得優勢。有宋一代是典型的市民社會，飲茶之風開始在底層市井之間風靡，價格低廉的散茶在民間大受歡迎，因其製作工藝簡單、攜帶方便、飲用方式多樣，不僅受到普通百姓的歡迎，連一向喝慣了團茶的上層文人士大夫也開始關注散茶。
歐陽修在其【歸田錄】中說：『自景v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遂為草茶第一。』
宋茶有別於唐茶的最顯著特點，就是不僅有宮廷茶文化，更有市民茶文化。唐代民間雖有飲茶，但並不普及，飲茶圈子大多限於皇家和文人階層，唐代史料和詩詞中鮮有對民間飲茶的描述，宋茶則不同，和高不可攀的團茶相比，草茶更能讓引車賣漿者接受，民間飲茶者眾多，茶肆開始在城鎮大規模普及。
茶肆，也就是茶館、茶樓、茶店，唐代雖有，但真正興盛是在宋代，茶肆大規模在城鎮普及，是民間飲茶之風盛行的最有力標誌。
北宋大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描述了東京虹橋一帶的繁華景象。其中既有掛着招牌的茶肆，也有邊喝茶邊看雜技表演的市民。這些市井百態的記錄，真實表達出北宋時期民間茶肆已經成為普通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清明上河圖】記錄的僅是東京繁華一角，茶肆的興盛，在諸多宋代史料中仍可窺斑見豹。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載，北宋時，汴京城內的鬧市和居民聚集之處，各類茶坊鱗次櫛比，潘樓東街巷的情況是：『潘樓東去十字街，謂之土市子，又謂之竹竿市；又東十字大街，曰從行裹角。茶坊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舊曹門街北山子茶坊，內有仙洞、仙橋，仕女往往夜遊吃茶於彼。』
宋代茶肆不僅多，而且分布密度大，並由此開始與酒樓並列。茶肆的客人們五花八門，林林總總，『上而王公貴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賤隸之所不可闕』。
除了一般的茶肆之外，還出現了上述晨開曉歇和專供夜遊的特殊茶肆。茶肆所提供的服務也更加多樣化。據【夢粱錄】記載，宋代茶館除賣奇茶異湯外，冬月還添賣七寶擂茶，暑天添賣雪泡梅花酒等。
茶肆的人氣之盛，也使很多其他行業紛紛以開茶肆的名義拉攏生意。【夢粱錄】中記載：『大街有三五家開茶肆，樓上專安著伎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節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髏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張七相干茶坊，蓋此五處多有炒鬧，非君子駐足之地。』
茶肆之盛，是飲茶之風民間盛行的見證。茶肆紮根坊間，讓宋茶跳出了唐茶宮廷之風的窠臼。
茶，終得源於民間，而歸本於民間。
紮根民間形成茶俗文化
茶，源於民間，歸本於民間，這也讓宋茶在民間發揚光大。
宋茶文化有別於唐，就在於其濃郁的市井特色。唐茶文化主要在貴族文人之類的上層社會打轉，是高雅的，而宋茶文化則包含了底層市民的方方面面，儘管缺乏唐詩宋詞的讚美與謳歌（相對於唐茶而言），但更接近於現代人的生活，認識起來也更親切。
宋茶紮根於民間，形成了獨特的茶俗文化，這些與茶有關的習俗有些如今還在沿襲，有些雖不再沿用，但後人並不陌生。
茶進入習俗領域的第一步就是茶、果並列，用以祭祀。茶、果進入祭品行列，早在南北朝時期就有了，但宋代最為普遍。宋人陳景沂所著【全芳備祖·後集】記載：『覺林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首草帶，供佛以紫茸香。』這說明當時要拿最好的茶來作禮佛茶。到了南宋時期，茶、果已是皇家祭祀的標準用品，據【中興禮書】描述：『紹興十三年七月初五，禮部太常寺言：「所有每位合用供養茶、酒、果、蠟燭、燎草等下臨安府排辦。』
茶進入普通人生活領域後，果茶待客已經成為習俗。宋代詩人徐積在【謝蔣穎叔】一詩中說：『便著青衫迎謝傅，更無茶果薦杯盤。』宋人洪邁在其【夷堅支乙】中也說：『焦氏以此候之，傾家出迎，具茶果延濘，經歲常然。』
隨着不斷演化，『客至點茶，客去設湯』成為中國古代待客之禮。據【南窗紀談】記載：『客至則設茶，客去則設湯，不知起於何時？然上至官府，下至間裡，莫之或廢……蓋客坐既久，恐其語多傷氣，故其欲去，則飲之以湯。』
在宋代都城，有着特別的茶俗，就是『支茶——七家茶』。北宋東京市民大多有這種俠肝義膽，鄰里街坊之間互幫互助，經常以茶為紐帶。凡是外地人被欺凌，必挺身而出加以救護，有新街坊喬遷新居，左鄰右舍前來送茶湯，問寒噓暖，極為感人，這在徐興業的長篇歷史小說【金甌缺】中有極為生動真切的描寫。
但這種茶俗絕非小說虛構，而是有史料為依據的。【東京夢華錄】記載：『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措動使，獻遺湯茶，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門。』
大宋南遷之後，大批中原人逃到杭州一帶，互幫互助的風尚得到了傳承和發揚，『支茶』風俗演化成『七家茶』風俗。
據【西湖遊覽志余】記載：『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諸色細果，饋送親戚比鄰，謂之「七家茶」。』這種分饋鄰家茶湯的習俗蘊含了古代淳樸的睦鄰之義，據說這種習俗至今仍在蘇杭一帶民間流行。
宋茶特有的茶俗文化至今影響着近現代人的生活，比如『三茶六禮』婚慶習俗的最終定型，就是在南宋時期。
宋茶文化是一種真正融入了普通人生活的文化，至今我們仍能感觸到它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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