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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論劍歷史門戶網 在城市方面，宋時雖打破了前代坊和市的嚴格區分，仍將坊作為基層行政單位。城市人口的流動性大於鄉村，城市又打破城牆的限隔，向城牆外擴張，官府對城市的管理相當普遍地在坊之上設廂，有的大城市甚至設兩級廂制。開封城內八廂，城外九廂，每廂下轄若干坊。後來又在廂之上設四個都廂。[73]【元史】卷６２【地理志】也記錄了一些宋代城市設廂的情況，如饒州『舊設三廂』，安吉州『舊設東、西、南、北四廂』。太原府城有朝真坊、法相坊等，[74]四川夔州設宣化坊、刑清坊等十八坊，王十朋曾為之賦詩。[75]南宋晚期，上海也設立了拱辰坊等四坊，[76]實際上成為城市的雛型。
北宋前期到中期，前已引證【兩朝國史志】所說，『州縣郭內舊置坊正，主科稅』，而宋朝仍沿襲舊制。宋神宗時，『廢戶長、坊正，其州縣坊郭稅賦、苗役錢，以鄰近主戶三、二十家排成甲次，輪置甲頭催納，一稅一替』。[77]實際上，坊的頭目不一定叫坊正，如福州一帶則有坊虞候。[78]宋欽宗手詔中提及『城郭差坊正、副』，[79]可知坊正和副坊正仍是普遍設置的。
廂一般設置廂官和廂吏、廂典，特別是在大城市，廂官的資序較高。[80]城市的防火是個大問題，按【慶元條法事類】卷８０【失火】規定，『諸州、縣、鎮、寨、城內每十家為一甲，選一家為甲頭』，負責防火。又如南宋時，福州在廂之下設社，用以防盜和防火。[81]
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城市的廂和坊，鄉村的管、耆和都全是基層行政組織，其職責離不開治安、催稅、戶口和家產的登記等事務，但也有諸如賑濟、防火、水利等地區性公共事務。如北宋名臣蔡襄規定，福州『諸坊只得管本地內爭鬥、火燭、奸盜、賭錢、殺牛公事』。[82]南宋後期黃震規定，撫州『應諸坊、廂委系貧乏妊婦無力養育之家，訴於臨產之時，經坊長保明申上，支保產米一石，會子五貫』。[83]事實上，基層鄉胥、坊正之類的事務是相當繁雜的。宋太宗至道時，懷州『河內縣裡正等申超分析到緣河兩岸使水二十村，二百二十五戶，澆得田土約六百八十餘頃』，[84]這是里正參與水利的記錄。北宋前期，『綱運每有拋失官物，久例取憑地分村耆並全綱人照證，結軍令罪保明，除破官物』。[85]參加科舉者也須由『鄉耆保驗』，『村耆察訪行止』。[86]如此之類，都是宋朝鄉胥、坊正事務的一鱗半爪。
官府選拔基層政權的頭目，一般是注意委任富有者。北宋規定『第一等戶充里正，第二等戶充戶長』，『耆長差第一、第二等戶』。[87]保甲法規定，大保長和都、副保正都要選『物力最高者』。[88]又如南宋福州城內和城外草市，在廂之下設社，『以有產業人充社首、副』。[89]上述規定都反映了宋朝政權的階級屬性。
鄉村和城市的基層行政單位頭目，『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污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期會追呼，笞比較』，『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為奸，或匿賊以規免』。[90]在傳世的宋代史料中，他們一方面是上級官吏的勒索和凌蔑對象，甚至有傾家蕩產者，但另一方面又舞法弄權，魚肉鄉里。這兩方面的現象都體現了中國傳統基層行政的特色。五、宋朝社會的文化教育層次和士大夫
與前代相比，宋代社會的文化教育層次顯然有所變化。這主要是隨着印刷術的推廣，教育的發達，城鄉的識字率有相當提高，識字的士人數激增。但是，這種情況也不應誇大，總的說來，在宋代的物質生產水平下，仍然不能擺脫統治階級文化教育層次較高，而被統治階級文化教育層次較低，文盲率很高的狀態。當然，上述的總估計又不應絕對化，因為富貴者未必文化教育層次都高，而貧賤者未必文化教育層次都低，故本文在開頭已經提及，今人事實上不可能以文化教育層次的高低劃分階級。
在傳世的史料，宋朝的社會下層有『極貧秀才』，需要救濟。[91]如開封城裡有個馮貫道，『舉進士不偶』，『以訓童子為業，二十餘年如一日』，『月得錢不過數千，曾何足以寬衣食計』，[92]張九成在南宋初中狀元前，『家貧，水菽不給，寓鹽官東鄉，作村教書』。[93]宋時鄉村教師生活往往相當貧困，有個『唐教書』，即使在楊麼水寨，也只是充當『不系出戰人』，因為『飢困』，又向官府『歸投就食』。[94]陸游的詩中曾描寫一個鄉村教師：『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着面看人。』教【百家姓】之類『村書』，[95]不需要高深的文化，但此人雖然窮困潦倒，還是深居簡出，自視甚高。[96]
從另一角度看，在宋朝的統治階級中，即使是高官，也未必都有文化。如北宋名將楊業『不知書』，卻是『忠烈武勇，有智謀』。[97]南宋大將劉光世雖是將門之子，然而在嚴州烏石寺題名時，『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98]韓世忠『生長兵間』，『不識字』，直到罷兵柄後，才學習填詞。[99]除了科舉出身外，如進納、蔭補等出身者，也有相當部分文化水平不高，『世祿子弟』『至有全不識字而僥冒中選者』。『河北路買官之人，多是市井庸猾』，此類『屠酤市販之輩』，文化素質也可想而知。[100]
關於文化因素，不能不涉及士大夫一詞。我曾與韓國的李錫炫先生討論韓國學者感興趣的士大夫問題，認為宋朝的士大夫與官戶，甚至官戶中的文官都不能混同或等同，更不論將士大夫與地主階級混同和等同。
士大夫在古代大致是指官吏，如【周禮・考工記】說：『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荀子・君道】說：『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但有時也作文士，如【韓非子・詭使】說：『今士大夫不羞@泥醜辱而宦。』有時又作軍隊的將士而言，如【史記】卷１０９【李將軍列傳】說，李廣『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司馬遷評論說：『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此處的『士大夫』其實也可點斷，作『士、大夫』。
士大夫一詞沿用到宋代，其詞義並無大的變化，看來與近代的知識分子一詞有相近之處。一般說來，可以指有學問的讀書人，也可以指官員中的某些文官，卻不能包括其家屬，這與官戶作為一個家庭，顯然有別。如【陳亮集】（增訂本）卷３５【陳性之墓志銘】說：『一日，與鄉士大夫過予，自命行庖具飯。』【方元卿墓志銘】說：『譜諜之不明久矣，卿士大夫能譜其世家，使始末可考見者，蓋僅有之，而況崛起田廬，能由其所起之祖，至或一二百年而不墜，是亦可尚已。浦江真溪之方氏，自其諱聳者以有家，至其子超，孫允修，資日以鉅，遂為邑之望族。』看來宋人或可用『鄉士大夫』和『卿士大夫』兩詞，用以區別有無官位。沒有官位者也可稱士大夫，這又是與官戶的一大區別。【續資治通鑑長編】卷２２１熙寧四年三月戊子載宋神宗與文彥博的談話：『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此處的士大夫一詞當然是指有官位者，但由於宋朝的官員有複雜的出身和流品，如前所述，除了文官與武官之別，即使在文官中也有各種出身，有的文化很低，顯然不能統稱士大夫。宋朝的武官也不能與現代意義的軍官等同。此外，有些文士由於各種原因，又不能擁有文官的頭銜。
北宋末到南宋初，曹組和曹勛父子其實是標準的文士，曹組『宣和中，以x門宣贊舍人為睿思殿應制，以占對開敏得幸』，充當宋徽宗的文學侍臣，向皇帝進獻【艮岳賦】和【艮岳百詠詩】。曹勛『用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為武吏如故』。曹勛『不閒武藝』，也從未參加軍事，卻以武官的序列升遷，最後官至節度使和太尉。[101]另有一個韓公裔，『初以三館吏補官，掌韋賢妃閣箋奏，尋充康王府內知客』。北宋後期，三館是秘書省的別名，在秘書省充吏胥，往往須有較高的文化要求。宋高宗生母韋氏原先在宋宮中的地位不高，最高只是位居婉容，在嬪之列，直到宋欽宗命康王趙構第二次出使時，才下令將韋婉容升遷龍德宮賢妃。所謂『掌韋賢妃閣箋奏』，乃是後來的追述。在韓公裔充任箋奏時，至高也是稱掌韋婉容閣箋奏，還不一定是官的差遣，而有可能只是吏的差遣，但文字能力顯然較強。[102]按宋時的制度和慣例，吏胥出身的官員，在官場中是受到某些岐視的。韓公裔雖然攀龍附鳳，卻還是以武官的序列升遷，後來官至節度使，死後贈太尉。[103]
由於宋朝長期實行文官政治，確立了重文輕武的傳統，文武流品區別森嚴。宋人稱『近時文士鄙薄武人過甚，指其僚屬，無賢不肖，謂之「從」』，[104]至有『士大夫多恥從軍』之說。[105]南宋初有兩個陳桷，『秦會之（檜）為相，高宗忽問：「陳桷好士人，今何在？可惜閒卻，當與一差遣。」會之乃繆以元承為對，云：「今從韓世忠，闢為宣司參議官。」元承、季任，適同姓名。上笑云：「非也，好士人豈肯從軍耶？」』[106]唯有科舉出身的文官，才算是當之無愧的士大夫，武官當然不算士大夫。甚至士大夫在軍中充當幕僚，也被視為降低身份，而受到嗤笑。如曹組、曹勛父子和韓公裔之類武官，在今人看來，是可以歸入士大夫之列，但在宋時的一些科舉出身的士大夫眼裡，只怕也難以認定他們是自己的同列。
由此看來，士大夫可以作為研究宋朝社會文化教育層次的一個名詞，但要作為一個階級的觀念，只怕是不妥當的。士大夫可以橫跨官和民兩個層次，卻又不能用於指武官，甚至某些文官，故使用士大夫一詞，似宜慎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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