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論劍歷史門戶網 四、族產：宋朝的族產成為凝聚宗族的重要物質基礎。由於名門望族往往三世而衰，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不穩定，在家產之外，另設宗族共同的族產，就尤為必要。族產的名目繁多，但在農業社會中，主要是田地和宅舍。宋仁宗時，范仲淹首創義田，並且親自訂立十三條規矩，其後子孫又陸續增訂。范仲淹與其兄范仲溫『議置上田十頃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餒之憂』。宋理宗時，范氏宗族有吳縣『義莊田八百九十七畝』，長洲縣『義莊田二千二百七十一畝三角』。[34]此後義田的風氣漸盛，如北宋官員謝景初『有田在蘇、杭，歲入千斛，[35]悉留以給宗族之在南者』。[36]李師中『買田數千畝，刊名為表，給宗族貧乏者，至今號義莊』。韓贄『推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37]一個並未得到官位的士人張鼎『買田三百畝，以待宗黨之貧無歸者，使葬且養焉』。[38]南宋的義田事例更多。
除義田外，如義學田用於扶助宗族的教育，祭田用於祭祀祖先。由於趙氏皇族的人口日益繁衍，宋朝也規定了各種經濟補助措施，其中包括『宗室官莊』。在北宋後期，光是南京應天府『南敦宗院有田四萬四千頃，房廊二萬三千六百餘間，而日患不給』，[39]其規模又非私人族產可比。在宋時的社會條件下，各種族田的經營方式大致都是出租。
五、族塾義學：宋朝專設宗學，使趙氏皇族普遍受教育。私人的族塾義學也有所發展，如南宋後期的宰相趙葵既設義田，『以厚其宗』，又設義學，『辟四齋』，『子弟六歲以上入小學，十二歲以上入大學』，『學規如嶽麓、石鼓』。[40]『李仲永侍郎居浮梁之界田，晚年退閒』，『自立義學』，『招延師儒，召聚宗黨』。[41]官員吳芾『方為義莊、義學、義冢，以俟宗族之貧者，而未克就』。[42]義冢也是一種族產，用於葬宗族的貧苦者。
六、家法族規：宋時有一些成文和不成文的家法、家訓、族規之類傳世。例如宋真宗時，越州『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表其門閭』。此後『二百三十六年』，『其號義門如故』。『裘氏力農，無為士大夫者』。『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為長，有事取決，則坐於聽事。有竹箅亦世相授矣，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族咸在』。[43]裘氏宗族有可能是一個農民的宗族，實際上有一些簡單的規約。著名經學家陸九淵的宗族也『累世義居』於撫州金谿縣。陸氏家族以『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附炊之米』『置歷交收』。『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可改，度不可容，則告於官，屏之遠方』。[44]江州德安縣陳氏義門有一部家法傳世。[45]
七、祭祖：古人重視喪葬，往往聚族土葬，宗族有共同的墓地。如司馬光的宗族，『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但到司馬光六十六歲時，『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祖墓迫隘，尊卑長幼，前後積若干喪，久未之葬』，後來在『祖墓之西，相地為新墓，稱家之有無，一旦悉舉而葬之』。司馬宗族的戶貫在陝州夏縣涑水鄉高堠里，而墓地在夏川鄉。[46]宗族祭祀的另一重要場所是宗廟、家廟或祠堂。皇帝設宗廟，一定品級的文武大臣設家廟，經南宋朱熹的倡導，不夠立家廟的宗族可設祠堂。北宋名臣富弼致仕後，『每早作』，『贍禮家廟』。[47]宋神宗『皇后侄向子騫妻周氏』不信神佛，『但默禱家廟求v』。[48]此類場所其實是將敬祖和信神混為一體。陸九淵的宗族，『每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致恭於祖禰祠堂，聚揖於廳，婦女道萬福於堂。暮，安置亦如之』。[49]
按照儒家的倫理，宋朝的宗族組織和制度強調敬宗收族，倡導宗族內部的敦睦、親善和互助，上述的規制都是旨在凝聚宗族的血緣關係。但從另一角度看，私有制的存在，又不能不成為宗族組織和關係的渙散劑。例如【名公書判清明集】一書，就記錄了不少宗族內部圍繞着財產而發生的各種糾紛，以至引起訴訟。[50]四、宋朝的城鄉基層行政組織
中國古代的聚落組織經歷春秋、戰國時代的變化，[51]大致始自秦國商鞅『令民為什伍』以來，確立了秦漢時代鄉、亭、里的基層體制。[52]但長時期內，城鄉的基層組織看來沒有明確區分，城市基層組織也可稱坊，而坊與里常可混稱，[53]直到唐宋時，城鄉的基層組織有了相當嚴格的區分，這也反映了城市和工商業發展的一個側面。
宋朝沿襲唐制，鄉村中有鄉和里，城市中有坊，但鄉和里更重要的是作為地名和人們的戶貫。今人所用的籍貫，古代其實是區別為籍和貫，前輩學者王毓銓先生對此已有考訂。貫有戶貫、鄉貫、本貫、祖貫等名目。[54]從北宋到南宋，儘管鄉村基層組織有所變遷，從【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看，直到南宋前期，鄉村戶的戶貫普遍用州、縣、鄉和里，只有個別不用鄉或里，而用村、鎮或社，而坊郭戶的戶貫普遍用州、縣和坊。但在南宋晚期的【寶v登科錄】中，坊郭戶貫仍用州、縣和坊，而鄉村戶貫有的只用州和縣，有的兼用鄉，而兼用里者較少。
宋朝鄉村一般是縣之下分若干鄉，鄉之下又分若干里，但也有一縣設一鄉，一鄉管一里或鄉下無里的情況。如宋神宗熙寧時京兆府所轄，多數縣為一鄉一里，少數縣有鄉無里，只有干は睾臀寄舷囟嗍鄉轄有二、三或五里。[55]宋朝制度的一大特點是名實背離，而各地州縣衙門和鄉里的吏制差別頗大。從史料上看，有些地區設有鄉長，[56]另一些記載中又有鄉官，[57]但顯然不是普遍的制度。據北宋的【兩朝國史志】說：『諸鄉置里正〔主〕賦役；州縣郭內舊置坊正，主科稅。開寶七年，廢鄉，分為管，置戶長主納賦，耆長主盜賊詞訟。』[58]所謂『廢鄉』，當然不是取消鄉名，而只是取消鄉的基層行政單位。里正的名目相當普遍地保留下來。在每鄉只有一里的地方，里正和鄉長也不會有區別。在部分地區，擔任里正者不管鄉里的事務，只是準備輪差州役衙前，到宋仁宗時，又明令廢除里正。鄉村基層組織的頭目是戶長和耆長，他們的轄區則稱管。
按宋朝吏制，戶長和耆長都算鄉役，耆長又稱三大戶，乃是沿用後周之制，以本管的三家上戶輪流充任，其下設壯丁。戶長和耆長的管轄區至少在某些地區是不同的。如福州共有６８鄉，３０５里，在宋哲宗時設戶長１３０人，耆長４４３人，則戶長的管大，而耆長的管小。[59]明州定海縣有『六鄉』，而清泉鄉『析為二管，總號七鄉』，[60]五鄉不分管，而一鄉分兩管，似可推論為五鄉每鄉即是一管。南宋湖州德清縣還保留了管的名稱，兩個鄉各轄五里，不分管，四個鄉分別轄十里、十五里和二十里，在鄉和里之間設管，[61]則轄五里的兩鄉也都是每鄉一管。【八瓊室金石補正】卷１１１【宋全等施石獻床記】載有『懷州河內縣清期鄉弟二管西金城村』。紹興府會稽縣有『雷門東管第一鄉』，[62]應是由鄉分管，而後又將管改立為鄉。此外，至少部分地區又將耆長的所轄的管稱為耆，如四川瀘州江安縣原為一鄉七里，後為『一鄉一里八耆三十二都』，八耆包括羅力耆、羅隆耆等，其中一部分顯然是原羅力里、羅隆里等改名。『惟士人應舉，卷首書鄉里名，至於官府稅籍，則各分隸耆下，故結甲日以耆冠都』。[63]據明【喜靖彰德府志】卷８引宋相州地方志所載，當地只是管之下轄村。由此可知，宋朝的鄉、里以及管或耆的關係相當複雜，各地的情況五花八門，難以一概而論。至於『士人應舉，卷首書鄉里名』，可與前述南宋的登科錄互相印證。
宋神宗時，推行保甲法，規定每五戶為一保，五十戶為一大保，五百戶為一都保，後又改為二十五戶為一大保，二百五十戶為一都保，分別設保長、大保長和都保正、副保正。[64]接着，宋廷又下令廢戶長、耆長和壯丁，以保正取代耆長，另設承帖人隸屬保正，以催稅甲頭取代戶長。[65]宋哲宗時，又取消催稅甲頭，用大保長催稅。[66]此後，宋朝鄉村又出現了新的基層單位都保，一般簡稱都，有時也可簡稱保。前述江安縣就是在八耆之下設三十二都。都往往以數字排列，如羅力耆下轄第一到第八都。都攙雜在鄉里之間，又形成了更複雜的關係。如平江府常熟縣各鄉，鄉下分都，都下分里。感化鄉下轄第一到第七都，第一都下又轄虞山里等四里，但有的里又被幾個都所分割。[67]徽州的一些縣是鄉下分里，而祁門縣是鄉下分都。如『歸化鄉在東，其都歸仁、義成、沙溪』，[68]當地的都又不以數字排列。又如慶元府象山縣則是在里下設保，政實鄉『管里一，保十二』，里名美政里，保名烏石保、白石保等。按當地登記的戶口數估計，每保的人口大致相當於一都保，應是指都保。[69]可見都保與原來的鄉里之間的關係，也宋朝的村落多半是自然村，轄於里和都之下。如前述有『懷州河內縣清期鄉弟二管西金城村』。但彼此關係也不可一概而論，宋孝宗時，明州鄞縣有豐樂鄉『管里一，村二』，里名石柱里，村名干坑村和故干村，但通遠鄉『管里一，村一』，里名李洪里，村名環村，[70]實際上是一個村同時又兼有鄉名和里名。明州後升為慶元府，宋理宗時，奉化縣的奉化鄉轄『管、里二，村四：廣平管，鎮亭里，明化村、長汀村、茗山村、龍潭村』，其實是鄉、管、里三者同地而異名。慈谿縣金川鄉『管里四，村三』，里名雲山里、太平里、大川里和求賢里，村名太平村、招義村和千金村，又是里反而小於自然村。[71]再以華亭縣為例，其胥浦鄉『三保、九村，管里五』，則是都保大於里；長人鄉『六保、十二村，管里三』，則是里大於都保。[72]
綜上所述，自北宋到南宋前期，鄉和里一直作為地名和戶貫所在地。但到南宋晚期，鄉，特別是里的概念有所淡化。自宋太祖開寶以後，鄉村實際的基層行政單位大多是管或耆，宋神宗以後又改為都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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