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白銀的主幣化進程：從禁止流通的到主權貨幣(4)

  來源: 中華網論壇

終明一代，北元『蒙古內部均沒有貨幣。蒙古人在朝貢互市所得銀兩，就在當地購買諸生活用品。即使有所剩餘，則攜回『鑄佛或鑄浮屠』。而與元代一樣，明朝也全力為它發行的紙幣--『寶鈔』能為老百姓所接受而鬥爭，但結果一開始就很不理想，明朝初期，皇帝只能把寶鈔發給來朝貢的外國使團作禮物用，或者發給官員作額外的獎勵，前者沒見過這麼精美的印刷品，故而尚把寶鈔當寶貝，後者大概只是把它當獎狀用。
    明政府其實只能採用兩個辦法來解決貨幣信用問題，一個辦法就是建設收支平衡的國家財政制度。即推行寶鈔、嚴格鈔法，打擊商人以銀壟斷市場的行為，禁止民間用銀。同時必須整理財政，整理稅收，努力使得官方認定的貨幣--也就是寶鈔的發行，可以建立在國家切實的財政能力的基礎上。
    而另外一個辦法，就是『開中法』式的，即將貨幣短缺的解決，委之於讓商人乃至外貿商人組織市場，組織社會；而國家則從組織社會中全盤退出。這也就是我們明朝的祖宗所謂『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妙方。但是這樣做，國家就勢必要把經濟命脈委之於商人，特別是那些可以壟斷進出口的外貿巨商，其理由無他，無非就是因為巨商們手裡掌握着大量的進口貨幣，而且，它還終於會造成更為嚴重的後果，就是使得一國經濟依賴於貨幣商人、甚至國外的金融業，變得不可避免。因而，所謂『國家財政』，就是指通過建立準確的國家財政稅收計算和預算，來確立起國家信用，如此，國家就可以通過發行信用來掌握和調控經濟，這乃是立國之本。相反，如果國家沒有準確的財政制度和財政調控能力，甚至沒有發行自主貨幣的能力，而把貨幣供應全然委之於外貿商人甚至外國貨幣市場，那麼也就自然喪失了對於經濟根本上的控制力量，從而也喪失了對於商人階級和他們所壟斷的市場的干預力量，其最終結果，就是國家能力衰落、生產者受盤剝而日益貧困，而獨有買辦商人得利而暴富。
    張居正趕上世界史的大機遇
    非常可惜的是：明代所實行的政策，總起來說是走了後一條路，由於國家所面對的是千百萬零散的、無組織小農，這樣就根本沒有可能通過建立準確的財政計算來合理地發行信用，於是導致了『寶鈔』的失敗，而一旦國家轉而把貨幣供應委之於商人，國家就不能不制訂一系列倚重於商的政策，其中『一條鞭法』則是最典型的明帝國內部商人階級與國家、社會力量大博弈的產物，而一條鞭法之所以成為張居正所說的『勢所必然、勢所必行』，這就是由於隨着經濟的發展、貿易的擴大，固有的貨幣短缺與市場不斷擴大的矛盾日益突出，商人私自出口貨幣和窖藏貨幣的現象愈發嚴重，而國家整理財政和調控經濟的努力，又一直受到基層社會毫無組織能力的限制，一旦大規模的進口白銀成為可能之時，海上貿易線路自然要為之改變，朝貢體系即不能維持，上述這些內外條件綜合起來，國家也就只能向世界貨幣市場和國內掌握着大量白銀貨幣的商人妥協了。萬曆年間一條鞭法的強力推行，在這個意義上，也確實如張居正所說是必然的。--儘管這是一個使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均受損，而唯獨使得沿海地區的商人獲利的政策。或者說，一旦國家將貨幣的來源、甚至財政的主要來源委之於商人和海外金融業，那麼生產者的利益就受到了巨大的損害，國家控制貨幣和經濟的能力終將蕩然無存，社會的整合能力則必然下降。
    明代對於商人、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的出口商人之重視，乃是由於國家希望通過引進白銀來解決財政問題，它鼓勵了商業的發展和對外貿易，但是，這卻是以國家喪失貨幣主權，從而喪失社會整合能力為代價的。對於這種『重商主義』政策的兩面性，有學者這樣指出：
    早在10年前，我們已將鄭和研究與社會史研究相結合，試圖從鄭和遠航與明中葉社會關係的變遷來考察其歷史作用。一言以蔽之，鄭和下西洋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兩極效應，我們嘗試從6個方面論證：朝貢貿易的衰落與私人海外貿易的興起；官營手工業的衰落與民間手工業的興起；大明寶鈔的衰落與『朝野皆用銀』的興起；社會整合程度的下降與海外移民熱潮的興起；正統理學(重農抑商)的沒落與新思想的興起。
    最近幾年我們進行的白銀貨幣研究進一步表明，明代社會的變遷，白銀貨幣化的加速，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轉折點，就發生在成化、弘治年間，而這也是私人海外貿易興盛的時期。鄭和下西洋開始後，大量胡椒、蘇木的輸入『充溢庫市』，明朝以此折餉折俸，特別是折合成文武官員、軍士人等的俸祿，一直到成化7年(1471年)才用完，持續了半個多世紀之久。朝廷以外貨來作為貨幣代用品，以解救鈔法敗壞的危機和貨幣政策的失敗，時人的評價是『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因此，朝廷內部開海禁的建議也直達宮廷。伴隨着白銀的貨幣化，市場不斷擴大，而日本和美洲白銀的大開發，與明朝經濟社會形成互相促進的作用。由於國內不斷增加的白銀巨大需求，拉動了白銀的大量流入，最終把中國和整個世界聯繫起來，中國經濟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上述引文中指出：恰恰是明朝國家治理能力的下降，由於大明寶鈔的失敗、鈔法的敗壞造成的財政危機，才導致了『朝野皆用銀』。這樣的說法，確實是很有見識的。明朝貨幣信用的問題之最終得以解決，靠的不是造就一個可以為自己的經濟發展『供血』的心臟，而是不斷靠外部的貨幣『輸血』來實現的。而大量西班牙美洲貨幣的引進，則使得本來已經混亂的幣制變得更加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