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的性質與得失(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通典】問世迄今已經1190年，人們對它是一部什麼性質的書，認識很不一致。在當時，『頗詳旨趣，而為之序』的李翰就為其『知之者甚稀』而『長太息』。兩宋的數百年間，大都『習焉不察』，皆『以類書目之』[①]。陳振孫雖然認為『非類書』，卻又以其『載古今制度沿革』而視之為『典故』[②]。至明，始謂『政書』。近代以來，稱之典制史，為當今多數學者沿用。其實，稱其為制度史也是『習焉不察』。【通典】分九門，兵、邊防兩門根本不記『古今制度沿革』。尤其『邊防』一門，所記周邊政權，相當於紀傳史中的『四夷傳』、『外國傳』。這表明，【通典】一書的性質並未被真正揭示出來。


    近幾年，對於【通典】的研究中，曾有高度肯定其為『那個時代歷史家對客觀歷史之認識所達到的最高成就』的評價，觸及到該書的性質問題。遺憾的是，卻沒有更加明確和深入的論證。本文特地提出這一問題，與同仁討論。

    一

    杜佑的纂修旨趣和【通典】的邏輯結構充分表明，這部書絕不僅僅是一部制度史。


    首先應當指出的是，杜佑纂修【通典】的目的是從『體要』出發『探政理』，並非為了考察『古今制度沿革』。


    『安史之亂』後，唐政權由盛轉衰，經濟、政治、軍事、邊疆乃至民風民情等各個方面，都發生着巨大的變化。因此，出現了『言理道者眾』的情形。所謂『理道』，即治道，指統治之道，施政之道。道學的先驅們強調用倫理綱常的傳統說教進行教化，以挽救社會危機。杜佑則相反，認為儒家經典、倫理說教多是 『空言』而『罕存法制』，歷代眾賢的著論只列舉『紊失之弊』而缺『匡拯之方』[③]。用這些『空言』說教『振民風』，是收不到救弊的社會效果的。他提出，真正的施政之道應當從已經存在了上千年的『禮法刑政』中去尋找。【進表】清楚地表述了這一思想：


    竊思理道，不錄空言。由是累紀修纂【通典】，包羅數千年事，探討禮法刑政，遂成二百卷。


    顯然，考察上千年『禮法刑政』的沿革，只是杜佑探尋『理道』的手段，並非其纂修【通典】的目的。把握住這一點，研究【通典】才不會本末倒置，先認定其為制度史，再按制度史的框子去指責其分門的『破例』等等了。


    怎麼樣通過考察『禮法刑政』沿革，探得『理道』呢？


    當時，在儒家經典、眾賢著論的『空言』之外，講求『理道』最有成效的便是以史為鑑了。唐初，魏徵以前代亡國之君為戒，規諫唐太宗，使其『善始慎終』，以求『致治』，既有以【隋書】為代表的五代史問世，又有『貞觀之治』的出現，史學的鑑戒功用得到充分發揮。然而，時至中唐，形勢巨變。杜佑要探尋『理道』，就不能再像唐初那樣，僅僅圍繞帝王個人的作為進行勸戒了，時勢要求他必須在更高層次上認識和解決問題。【通典】成書後二年，即德宗貞元十九年（803），杜佑又將其摘錄成【理道要訣】一書。在自序中，他明確表達了自己與以往探尋『理道』者的重大區別：


    隋李文博【理道集】多主規鑒而略於體要，臣頗探政理，竊究始終。[④]


    李文博【理道集】原名【治道集】，後因避唐高宗李治名諱而改，兩【唐書】都著錄在子部法家類。該書今已不存，但【隋書】卷五八記李文博『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性長議論』，『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治道集】商略治政得失，以議論、規諫為主，是可以想見的。杜佑探尋『理道』不在『規諫』而在『體要』，即從『體要』出發去『探政理』，正是其高明之處。第一，這裡的『體要』二字，與【尚書・畢命】中『政貴有恆，辭尚體要』，荀悅『通達體要，以述【漢紀】』中的『體要』二字的內涵不雷同，是指『治政得失』的關鍵在體制，而體制又是寓於社會結構之中的。第二，尤其值得重視的是『頗探政理，竊究始終』8個字。它表明杜佑要從考察『體要』的『始末』中深入地探尋施政的道理，找出帶規律性的東西。這與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有着明顯的承繼關係。不同的是，司馬遷是在社會制度大變革之後提出問題的，認識『變』要容易些。而杜佑是在同一制度自身正在起變化時提出問題的，相對而言，對於『變』較難發現，可他恰恰把着眼點放在了為政的關鍵DD體制變化上，並從這裡入手『探政理』，因而極大地推進了司馬遷的業績。綜合起來就是：不以帝王個人作為的一得一失為規諫對象，而要從『治政得失』的關鍵DD體制的古今變化中探尋帶規律性的施政之道，把『探政理』同反映體制的社會結構的變革緊緊聯繫在一起。


    【通典】的這一旨趣，把古代的史學功用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史學的鑑戒功用雖然觸及到掌握『理道』的決策首腦人物，但畢竟是以一帝一王的個人作為為對象，並未真正抓住『探理道』的關鍵。杜佑從反映體制的社會結構沿革演變中『探政理』，顯然比只看帝王個人作為要深刻得多！史學的鑑戒功用大都表現在新政權建立之初，為實現『長治久安』而引前代亡國為戒。杜佑則是在唐政權由盛轉衰之際，從現存體制中尋求施政救弊之道。因此，為【通典】作序的李翰認為，其『警學者之群迷』處，正是『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權德輿在杜佑【墓志銘】中也稱【通典】『錯綜古今，經代（世）立言之旨備焉』[⑤]。如果把這看作是以史經世的先河，那麼它的基本特點就是在社會流弊日積、政治危難當頭之際，強調從體制中去探尋施政救弊之道，這就形成了與以史為鑑的重大區別。由於這一特點，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以史經世的主張都程度不同地閃爍過光亮。然而，看到體制的弊端，探尋救弊之道是一回事，改變這種弊端，實現社會變革又是一回事。在舊體制未變革的前提下，這種以史經世的主張和史學實踐，對於社會變革來說，只能是一種願望而已。正是這個原因，【通典】從體制沿革探尋救弊之道的旨趣才沒有收到實際效果，因而長期以來一直未被認識，甚至出現種種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