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的中國學術史研究(2)

  來源: 中華文史網

眾所周知,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人在其『脫亞入歐』及『文明開化』的口號下,大量傳入了有關西方的各種書籍,其中有關文明發展或文明史的作品,在東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對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學者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1869年至19世紀70年代下半期左右,日本興起了一股西洋史的翻譯熱潮,不少歐洲文明史析論的著作都傳入了日本,包括了一些對日本文明史學影響較大的吉佐、博克爾、梯也里、米涅、孔德等人的著作。在田口卯吉和福澤諭吉樹起的文明史學的大旗之下,日本學者發表了不少他們對於西歐文明史學的響應文章。這樣,在歐洲文明史學的衝擊下,明治日本史學家對傳統史學展開攻擊,由長期仿效中國轉而學習西方文明。時值梁啓超流亡日本,不必說,自是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和影響。於是他成為了中國的『西學橋梁』,大量而高速地介紹了西方的各種學術思潮和理念學說。
　　1902年,梁啓超著【新史學】,對於傳統史學進行了更為系統深入的批判。在書中他總結出傳統史學的『四弊兩病』。四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兩病即『能鋪述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造成的不良後果是難讀――史籍浩如煙海,一生難以盡讀;難別擇――讀者難以分辨何為有用,何為無用;無感觸――不能激勵愛國心,團結合群力。有如此之多的弊病,史界革命自是刻不容緩了。
　　在批判舊史學的同時,梁啓超還極力倡導資產階級新史學理論。他在新史學的指導思想、服務對象、作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從而構築起新史學的理論體系。在指導思想上,要以進化論為指導,探討人群進化的原因,『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以此來指導後人沿此道路前進,從而獲得更大的幸福。在內容上,要擺脫『帝王中心論』的束縛,將舊史轉化成為國民服務的工具,促進國民互助團結精神的發達,養成國家思想,『助成國民性』。在服務對象上,要擺脫為死人服務的思想,以生人本位的歷史取代死人本位的歷史,要為現實服務,『將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世致用也』。在作史方法上,應儘量剔除主觀偏見,『為歷史而歷史』進行純客觀的研究,即使做不到純客觀,也要在儘可能的範圍之內『裁抑其主觀而忠實於客觀,以史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
　　四、治史方法
　　梁啓超有關治史方法的論述包括了對客體(即史料)的處理方法和對主體(即史家)素質的要求兩方面的內容。
　　『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史料者何?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傳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跡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價值。有價值而留痕者,其喪失之也又極易。因必有證據,然後史料之資格備;證據一失,則史料隨即而淹沉。』史料的概念範疇、價值意義、資格條件都很簡捷地表述出來了。梁啓超認為傳統史學慣於從史書記載中尋找史料,忽略了『現存之實跡』、『傳述之口碑』、『遺下之古物』等文字記錄之外的史料的作用和價值。新史家若能一改其舊眼光,擴大史料搜集整理的範圍,充分利用非文字記錄的史料,令其價值彰顯,則必能使中國史學之面目煥然一新。
　　怎樣搜集整理史料呢?要注意常人所不注意之處,對於常人向來不認為是史料的,『吾儕偏從此間覓出可貴之史料』。那麼,首先『須將腦筋操練純熟,使常有敏銳的感覺每一事項至吾前,常能以奇異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別觀察之興味。』然後『須耐煩每遇一事項,吾認為在世上成一問題有應研究之價值者,即從事於徹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類或相似之事項,綜析比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這就是說,治史者應該有敏銳的洞察力,能發現別人所不能發現的有價值的史料,能以新視角賦予舊史料以新的意義,而且要有耐心,要不怕麻煩,親力親為,進行徹底精密的研究,綜合分析比較所搜集的史料,求得其真實面目和有用價值。
　　史料搜集到之後並不能完全信以為真,還要進行正誤辨偽,即鑑別。鑑別真偽最直捷的方法是舉出一個極有利的反證,但事實上,並非這麼簡單就可以解決,往往是明知史料不可信卻苦於找不到有力的反證來駁斥它。在這種情況下,要保持懷疑的態度,設立假說以待日後考證審定。一般的原則,時代愈遠,則史料遺失愈多,可信者愈少,最先最近的史料最為可信。梁啓超專門提出了一整套詳盡的辨別正誤、鑑別真偽包括辨偽書、辯偽事的方法原則。另外,梁啓超還積極宣傳西方的學術方法,認為培根的經驗歸納法和笛卡爾的演繹推理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礎,非常值得正處於向近代過渡時期的中國的眾學者,尤其是新史家們認真學習和汲取。這些方法對於今日的史學工作者亦是極為有用的。
　　搜集與鑑別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工作,但研究的結果如何,還取決於學者自身的認識能力。因此,梁啓超提出了史家修養『四長』論,四長即史德、史學、史識、史才。
　　史德是說作史的人,心術應該端正,對於過去的人事毫無偏倚,善惡褒貶都力求公正。僅此還不夠,梁啓超認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過於忠實。如何才算忠實?即『對於所敘述的史跡,純采客觀的態度,不絲毫參以自己意見。』當然,純客觀做起來非常困難,也是根本達不到的,我們只能儘量避免誇大、附會、武斷等一些毛病,審慎對待過去的事實,努力把自己的認知態度養成像鏡子和天平一樣,鑒空衡平。
　　有了道德,其次要講的就是學問。歷史範圍極其廣博,史籍卷帙浩繁,一個人的精力畢竟有限,所以凡做史學的人,都要有一種覺悟『貴專精不貴雜博』,想要無所不知,必定一無所知。梁啓超建議作史學的人先選擇一二項專門工作,做完後有餘力再作其它的東西,萬萬不要貪多。同時,有了專門學問,也還要知道一些普通常識。能做到有一專長又有充分的常識最好,既能深入淺出又可觸類旁通。『以十之七八的功力做專精的功夫』,勤於抄錄,練習注意、逐類搜求;『以十之二三的功力做涉獵的功夫』,『如此做去,極其有益』。
　　史識是講歷史家的觀察力。觀察要敏銳,要能察得別人所不能察者。觀察的程序可以由全部到局部,也可由局部到全部。『要養成歷史家觀察能力,兩種方法應當並用。看一件事,把來源去脈都要考察清楚。』要用敏銳的眼光去觀察,避免被傳統的思想和自己的成見所蒙蔽,『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
　　史才專門講作史的技術。『有了史德,忠實地去尋找資料;有了史學,研究起來不大費力;有了史識,觀察極其敏銳,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歷史來。要做出的歷史讓人看了明了,讀了感動,非有特別技術不可。此種技術,就是文章的構造。』文章的構造分組織與文采兩部分。組織就是整理歸納安排材料,包括對材料的裁剪和排列。文采就是寫文章所用的字句詞藻,要素有二,簡潔和飛動。要養成史才,需要多讀――多讀前人的文章;少作――作時謹慎,用心去作;多改――反覆潤色,不滿意就改。
　　其實,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劉知幾最早提出了史學『三長』論,『三長』指的是史才、史學和史識。後來,章學誠又加進了史德,強調史家的心術要正。梁啓超可以說是因襲於他們,但又有自己獨特的認識,從排序可以看出,他對於史德的重視程度非前人所能比及。
　　梁啓超根據自己多年的治史心得,系統講述了研究中國歷史的方法,對於後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一些具體細緻的研究方法,對於今日的史學工作者依然具有指導意義和可利用、可操作的價值。
　　五、對於中西文化的態度
　　『西人稱世界文明之祖國有五:曰中華,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國亡,其文明與之俱亡。……而我中華者,屹然獨立,繼續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於戲,美哉我國!於戲,偉大哉我國民!……吾不得不三熏三沐,仰天百拜,謝其生我於此至美之國,而為此偉大國民之一分子也。』這樣的表述足以窺見梁啓超對於中國古代文明和傳統文化無以比擬的自豪感。然而,面對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學術思想的衰敗,梁啓超開始上下求索,中外探尋,力圖找到一條中西文化的最佳結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