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華讀書報 對做實證性描述的歷史學者來說，做中西歷史比較不僅有種種困難，似乎也無此需要。不過對社會學家來說，用比較眼光來看歷史完全不成問題，而且還加強了研究的深度和說服力。哈佛社會學家帕特森寫有名著【奴隸制與社會死亡】（Orlando Patterson， Slavery and Social Death: A Comparative Study， 1982），對世界各地不同時期的奴隸制度進行歷史比較研究，試圖以此證明他對奴隸身份的界定，以及他對奴隸制運作方式的探討。派特森教授最有特色的一個觀點是，他把歷史上為帝王服務的宮廷奴隸稱為『終極的奴隸『，以拜占庭和中國古代的宦官為其典型，並解釋了為什麼是閹人擔當了這一角色。卡爾・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因其對世界文明簡單化的理解而一直飽受學者的批評，不過他曾經觀察到古代專制君主利用閹人控制高級官員的現象。派特森更進一步地說，在世界範圍內，古代君主都曾經藉助被閹割的奴隸來擴展自己的權力和抗衡貴族階層的影響。
的確，閹人政治不是古代中國獨有的現象，而且還是一種特殊的奴隸制。在社會學的意義上，派特森超越了羅馬法把奴隸界定為『物『的狹隘性，把奴隸制界定為奴役和社會不平等的極端形態：擁有權力的一方為實現自己的意志而強迫另一方，並完全剝奪其權利；被剝奪權利的一方同時也被剝奪一切正常的社會關係，喪失家庭權利和家族紐帶，甚至沒有延續後代的權利和能力；在任何社會結構中，奴隸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都被嚴重地邊緣化，是卑賤的，得不到尊重的。這一極端不平等人際關係的維持不僅需要暴力，而且需要有直接、持續、赤裸裸的暴力，同時還需要在心理上和文化上造就相應的社會氛圍，以使奴隸能夠認可自己的地位，並使社會主流價值觀能夠認同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人格的如此踐踏。中國學者一般也都注意到，宦官的身份具有雙重性，他們既是皇帝的奴隸，又是朝廷官員。問題不僅是派特森把宦官界定為『終極的奴隸』是否有充分的說服力。更重要的問題是，皇帝為何需要和難以擺脫宦官的政治角色。派特森對這兩個問題的解釋都富有啟發性。
羅馬帝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極其特殊。它是世界古代史上唯一由具有相當發展程度、面積廣闊的民主共和國向專制君主政治演變的一個範例， 並且它的這段歷史得到了充分的文獻紀錄。君主世襲制在羅馬帝國長期以來不甚穩固，官僚制度中的共和國殘留也長久留存。奧古斯都以及其後的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任命自己家奴和繼續處在依附地位的釋奴來負責行政事務（familia caesaris）。對此，傳統的解釋之一是，社會精英認為擔任皇帝的文書和財產管理人是對自己尊嚴的傷害。在共和國傳統的長期薰陶下，他們認為榮譽來自為國家服務，而不是為特定的個人服務，後者被看作是奴隸做的事情，即便服務的對象是皇帝。而羅馬的皇帝，至少在帝國最初的三個世紀，似乎也尊重他們的這種情緒。然而正如派特森通過舉例說明的，皇帝使用自己的奴隸和釋奴來擔任官員在本質上還是由專制皇權本身的性質決定的，奴隸的人格和人權完全不得到承認，所以他們才能完全以皇帝的代理人身份行事。對專制君主來說，他們不僅是最廉價、最容易驅使和最容易控制的，而且也可以為皇帝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被隨時犧牲掉。這些奴隸和釋奴官員的權力具有『寄生』的性質，即他們自己完全沒有權威和社會力量的支持，他們所有的政治影響力都來自他們作為奴隸或者釋奴與皇帝的親近、親密聯繫。他們越有權勢越富有，就越被貴族和上流社會鄙夷。派特森舉出尼祿統治時期佩特羅尼烏斯的小說【薩蒂利孔】為例。小說所諷刺的釋奴特里馬爾基奧曾經擔任重要財務官職。這位前奴隸集合了一切被羅馬元老貴族所蔑視的下賤品行，談吐粗俗、甚至還在談話時剔牙縫間的食物。他不能穿鑲嵌紫帶的元老托加（一種長袍），也不能佩戴元老的金戒指，於是他可笑地佩戴了紫色條紋的圍脖和一枚鋼打的戒指。正是這些被貴族嘲弄的卑賤奴隸和釋奴幫助皇帝管理着龐大的帝國，在踐踏羅馬貴族迷戀的共和國情結的同時，推動了貴族本身奴化進程的完成。這些皇帝奴隸並非閹人，但是他們的很多特性與後來的閹宦相似。
其實所有專制君主都需要有一支具有奴隸特性的官員隊伍，如果不能或者不易得到這樣的官員，他們就直接使用奴隸（包括閹人）來擔任官吏，並且利用他們來平衡和抗衡其他大臣和官員。羅馬帝國之外，古代世界的其他文明也有同類情況，譬如中世紀流行在穆斯林國家、拜占庭和中國的閹人政治。奧斯曼帝國的閹人有侍奉後宮的功能，但也擔任高級的軍事和行政長官。拜占庭帝國信奉基督教，奉行一夫一妻制度，所以那裡的閹人並不承擔看管女眷的工作，我們可以從典型的政治意義上來理解其職責。在談論中國宦官時，派特森主要使用三田村泰助的【中國宦官：近臣政治的結構】（Taisuke Mitamura， Chinese Eunuchs: The Structure of Intimate Politics， 1970. 日文版出版於1963年）。英譯者用『親密政治』來翻譯書名，很貼切地刻畫出宦官與皇帝的關係。拜占庭的情況是，不論皇帝是強有力還是虛弱，他們都在宮廷和國家事務上依賴宦官。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宦官通過與皇帝的親密關係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影響。此外，宦官作為卑賤的奴隸也是拜占庭皇帝在與大臣和貴族的權力鬥爭中可以駕馭和犧牲的替罪羊。然而在根本的意義上，宦官是古代專制政治的必然產物。派特森在這裡引用了基思・霍普金斯【征服者與奴隸】一書（Keith Hopkins， Conquerors and Slaves， 1978）。
霍普金斯提出『絕對的權力永遠和絕對的孤獨聯繫在一起』，並以此來解釋為何在一夫一妻制的拜占庭依然流行宦官制度，皇帝因為至高無上的權力需要被神化，因而需要通過與世俗世界保持距離來建立高高在上的神秘感，被這種至高無上權力封閉起來的皇帝必須藉助宦官來重新建立與外部世界、與貴族等政治力量之間的聯繫。難道非要藉助性器官被閹割的閹人來執行這一政治功能嗎？霍普金斯解釋說，宦官作為閹人的低賤身份使得他們不可能因為自己的權力而與貴族合流，所以是皇帝可以依靠的忠實僕人和政治助手。
派特森並不完全滿意霍普金斯的上述解釋。他傾向於強調宦官是唯一能夠全面滿足古代專制君主政治需求的一個群體，因為皇帝的根本政治需求有三方面：防止官吏和貴族聯合成為對抗自己的力量、建立和維護有效率的行政運作、防止官僚集團演變為具有獨立性和世襲性的勢力。宦官的理想之處在於，他們不僅能夠滿足帝王前兩方面的需求，他們的閹割使得他們永遠不可能成為具有世襲性的封閉團體，他們的下賤身份使得他們永遠必須依賴皇帝。閹人遭萬人恥笑，又因尿道失控滴尿而生惡臭。司馬遷描述自己被閹割後的情況說，『鄉黨戮笑，污辱先人』。拜占庭的閹宦被當時人描寫成 『非男非女，仍然心懷對女人的情慾』，且心理變態，性格怪僻，殘暴貪婪，因而被看作是世間最骯髒之物。派特森最具有原創性的觀點是，這些失去人格尊嚴、令人厭惡的閹宦恰恰是在不同程度上被神化的拜占庭和中國古代帝王需要的特殊奴隸，他們的腐刑不僅導致了他們的『骯髒性』或者卑賤，同時又使得他們具有宗教意義上的『童真『和純潔性，這兩種相反特性的結合使得他們成為被神化皇帝的完美奴隸，能夠接近皇帝，在被神化的皇帝和世俗臣民之間扮演完美的中間人，又不致於威脅到皇帝的崇高地位。這一觀點，我們姑且稱之為『派特森命題』。
宦官的奴隸特性表現在三個方面：不論他們的權力有多大，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權力完全從屬於作為他們主人的皇帝；他們辱先人、絕後代，與正常的社會關係網絡隔絕；他們與所有的奴隸一樣，在社會生活各方面都處於邊緣化的地位，從事自由人所不屑於或者不能夠從事的工作。派特森指出，因為他們是奴隸，他們的人格和自尊可以被否定，但是不可能被消除，他們的內心通常存在着反抗意識。他們『會想到，沒有他們的話，主人是否也將毫無力量。他們會因此斗膽反過來掌控與主人的關係嗎？也就是說，當主人在沒有穿上奴隸遞過來的衣服之前，他們不是赤裸無助的嗎？這時候，奴隸們膽敢試驗一下自己的權勢嗎？『黃宗羲所說的『閹宦之禍『應該就是這種特定的奴主-奴隸關係辯證互動的產物。在派特森看來，在具有神化帝王傾向的古代專制主義政治下，如在拜占庭和古代中國，宦官制度是必然產生的政治奴隸制。由派特森的眼光去看中國古代文人對太監弄權的評論，會發現一些互相印證之處，也會發現一些淺薄的地方。
其一，『閹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為烈也。』的確，宦官弄權不宜看作是專制皇權的異化，而應看作是其必然產物。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強調閹宦弊端的來源在於皇帝多欲，『視天下為娛樂之具』，宮室填滿美女。他認為，這樣造成的宦官眾多之勢離禍亂已經不遠了。然而我們知道，一夫一妻制的拜占庭也有宦官問題。
其二，宦官干政是否是因為他們與皇帝的親密關係呢？在【後漢書・宦者列傳》裡，范曄由天象學說到太監與帝王的親近關係：『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他也深刻地注意到，他們的殘廢和卑賤使得他們容易取得皇帝和嬪妃的信任，建立親密無間的關係。由於是受腐刑之人，他們『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讓皇帝們覺得與之親近沒有威脅和害處，即『推情未鑒其敝』。皇帝因此覺得對他們可以『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和這些完全被否定人格和人權的殘廢奴隸在一起，皇帝可以親昵隨便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漢高祖生病時可以倚靠在太監的膝蓋上休息，漢桓帝可以在如廁時（而不是在會議室里）拜託宦官唐衡誅殺梁皇后宗族。太監甚至還負責年青皇帝的性教育和侍奉他的夜生活。宦官即是宮廷奴隸，奴隸主在奴隸面前無須顧忌顏面，後者就像工具和牛馬一樣，但是又懂得討好和諂媚。
其三，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總結唐代政治得失的時候已經注意到，宦官用權是國家之患，其影響力來自他們與皇帝的親密關係，『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平日裡『甘言卑辭之情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訴有時而聽』，以致『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司馬光的敏銳之處卻在於，他意識到宦官與皇帝唇亡齒寒的關係，不能讓宦官擁有皇帝不能控制的權力地位，但是完全清除宦官就意味着顛覆皇帝的統治，『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他承認宦官中間不僅有賢能的人才，而且有輔佐專制皇帝的特殊政治功能：『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黃宗羲提議減少宮女進而減少太監，最終杜絕宦官因數量眾多而實力膨脹。這一思路不如司馬光的見解深刻。
周良霄先生對專制皇權深惡痛絕。他在【皇帝與皇權》裡精闢地指出：『宦官制度實際上是秦以來專制主義皇權制度的派生物。從政治的角度看，由皇帝個人，采專制獨斷的辦法，統治一個廣袤的東方大國，而自己又身處九重，與外隔絕，他惟一可以依賴的只是供奉在自己周圍、與外界又無奧援的宦者。』那麼皇帝為何要『身處九重，與外隔絕』呢？在這裡，我們可以再度回到派特森命題。正如周良霄先生提到的，皇帝固然一律要依靠實力奪取皇位，但是在意識形態上卻要依靠『神力的迷信『來製造輿論和鞏固統治，因此在賦予自己『隆準龍顏』等等奇征異表之外，還認為自己是受天命治理天下的天子，在祭祀和面對災譴、祥瑞的時候都要突出自己與天的特殊關係。皇帝這種被神化的地位，誠如派特森所指出的，導致了他與閹宦的相互依存，因為皇帝需要通過『與外隔絕』來維護自己的神秘性和權威性，同時又需要借重宦官來與外界溝通，協助他掌控和使用外朝的大臣和官員。
也就是說，按照派特森的理解，不僅弄權的宦官是一群肉體被殘害、心靈扭曲的特殊奴隸，而且在終極的意義上，需要借重宦官的政治都是具有神化統治者色彩的專制主義政治，而且包含有不可磨滅的奴隸制因素。我們倒不必把他的觀點看作定論，但是可以借鑑、討論和爭鳴。那麼，如果專制君主兼有被神化和與外隔絕的特性，即使他們不使用或者習俗上不能使用肉身被閹割的宦官，他們是否也會任命和依賴精神和人格被閹割的奴僕為重要官吏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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