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6）

  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歐洲以公元一七五年為中心，發生了工業革命，繼而出現以一八年為中心的法國革命。從此，歐洲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一個到目前為止在所有地域的歷史上均未見過的新時代。歐洲的近世清楚的跳過了文藝復興階段，飛躍至更高的一個層次。這個訊息的意義與其由歐洲的立場看，反不如由東洋的立場去觀察更為清楚。東洋也有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但沒有這兩個革命。從這個立場來說，我主張把工業革命以後的歐洲作為最近世史，文藝復興階段則作為近世史，以資區別。由文藝復興至工業革命只有四、五百年，西洋史家往往容易疏忽這個階段歷史的獨自性。但歐洲以外的東洋諸國很早便到達了這個階段，只是其後一千多年不停的苦於原地踏步，一直未能飛躍到下一個階段。』『我們在上面以西洋的文藝復興探討東洋的文藝復興現象，認定宋代以後近世史的發展，現在已經到了以東洋近世史的發展去探討西洋近世史的時候。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史一般習慣稱為近世史，但若按我們的說法，工業革命以後的歐洲和以前的歐洲應有重要的區別。』接着宮崎市定從『世界和東洋交通的概觀』『中國近世的社會經濟』『中國近世的政治』『東洋近世的國民主義』『近世的文化』『東洋的近世和西洋的近世』等六個方面全面繼承和發展了內藤的宋代近世說。其中最重要的貢獻有二項，一是通過對【九品官人法研究】為內藤湖南的貴族政治向君主獨裁政治轉變提供堅實的佐證：『從三國到唐朝的中國社會，大體上可以稱為貴族制度時代』，並認為隋唐的科舉制度是從漢代的秀孝制度發展而來，『漢代的秀孝制度是隨後興起的貴族式選舉的前奏。果然，九品官人法一出現，它就被吸收在內，與九品官人法一起做貴族式運作，有時甚至完全被忽視。南朝梁的秀孝制度已經脫離了貴族主義，並開始顯現出與之對立的性格，在北朝就表現得越發顯著，經過北朝到隋朝，隨着科舉制度的成立，它遂成為取代中正制度的制度出現。』[36]從而為君主獨裁政治的轉變奠定了基礎。二是添加了社會經濟方面諸特徵的內容。這是因為二戰以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日本史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正在於強調經濟發展模式是區分社會形態或者是歷史分期的基礎。宮崎市定也確實在『中國近世的社會經濟』着力描述了宋代社會經濟發展所展現諸項近世特徵：


    『總而言之，由隋煬帝開始的大運河，一出現便帶有振興中國內陸交通機能的使命。不過，後來世界的交通漸漸由內陸時代進展至海洋時代。天津、上海、廣東（當作廣州――譯者）等海港因外國貿易變得繁榮，中國的人口和財力亦集中於沿海地區。天津和上海或許不能說是純海港，但如果從船舶的出入要利用潮汐漲退一點來說，也帶有海港的性質。』


    『從經濟上縱觀中國的歷史，由古代至中世是內陸地區中心的時代，而由宋以後至近世變為運河地帶中心的時代，再降至晚晴開始，則是海岸中心的時代。這個海岸中心現象由於是歐洲影響下發生的新事態，所以或當視為最近世史發展的開始。』


    『大運河的機能是交通運輸，所謂運河時代就是商業時代。事實上由中世進入近世後，中國的商業發展得面目一新。』『到了這時，都市內官設的市場已經失去意義，都市幾乎全區商業化。這就是商業興旺隨之而來的必然結果，官廳住宅群的中世都市到了這時變為近世的商業交通都市。這個變化，始於唐末，經過五代，到宋初完成。』


    『在制陶過程中，由采土開始，簸土、造形、賦彩、上釉、以至燒成，各有專門的職工分擔每一道工序。這已經脫離家庭工業的階段，屬於甚至可稱為近世資本主義的大企業。』


    『在這種商業達至極其隆盛的社會情勢下，政府的財政政策亦不得不由中世的政策變為近世的政策。』『租庸調法變為兩稅，承認人民的土地私有，租稅也不單以農地作為賦課對象，而是凡是資產皆課。』『宋代的財政分為向土地課兩稅和對商品的課利。兩稅征b粟絹布，課利征銅錢。所謂課利，除了鹽利以外，尚包括酒、礬、茶、香孳等專賣所得的利益，及向其他一般商品所課的商稅（通過稅與所得稅）。課利雖然最終是消費稅，負擔及於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消費者，也就是全國人民，但直接把這個稅納給政府的卻是商人。由於兩稅和課利在國家的收入上不相伯仲，商人的集稅能力縱或是在特別的保護下，仍然與州縣官相等。從這點來看，也可見宋以後的中國社會實擁有不能簡單視為農業國的特質。農民在數目上無疑占壓倒的多數，但資本卻集中在工商階級的手中。從這一點來說，宋代也有非常近世的性質。』


    宮崎市定在另一篇重要論文【從部曲走向佃戶】[37]中又從貴族社會瓦解後社會階層變動的角度進一步豐富了宋代近世說，他的新貢獻主要表現在四點，（1）貴族所有莊園的農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為原則的新社會的出現。（2）過去門閥貴族獨占的政治特權不被承認，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舉制向萬民開放。（3）由於貴族制被打倒而發生了新的資本主義潮流，財閥、地主階級取代舊貴族，因而產生了教育權、參政權被他們獨占的傾向。（4）既然佃戶變成了獨立的自由民，佃戶在完成地租契約義務後有轉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縛。地主利用佃戶的弱點進行殘酷壓榨，這並非法制上的權利，而是資本主義的淫威。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縛，地主的恣意壓榨和佃戶身份的隸屬性等事實。同時他認為，宋代以後確定了個人對土地的所有權，土地買賣即是出讓具有決定性的所有權，這是尊重契約的表現。以上這些便是近世社會發展的特徵。[38]


    經過宮崎市定的發展，唐宋之間發生的諸多社會變化具有了劃時代的意義，它不再僅僅是晚清中國社會制度、風俗、思想形成的源頭，而是開啟近代社會的大變革。遂成為『今天日本學界的定論，而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唐宋變革』論：『即從唐朝衰亡期經五代至宋朝建立之間，中國社會發生了具有決定意義的性質變化的觀點。』[39]


    『根據宮崎市定的考察，在把中國宋元時代認作近世社會的場合，中國近世社會被認為與西亞、南亞或者歐洲近世社會共同的時代特徵；簡而言之，即可以說是由農村時代向城市時代推進的社會構造的變化，和由宗教時代向學問時代演變的文化形態的變化。』『如果從中國史的立場來定位宋元時代史的話，首先即可定義，這是從五代分裂時代經過宋朝的中國本土農耕地帶的統一，以達到包括游牧狩獵地帶在內的，由元朝完成的大統一的時期。如果重述一遍，這一時期是宮崎市定主張的，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伊斯蘭教期的西亞平行的中國的近世社會形成期』。[40]


    『八世紀中葉到一四世紀中葉，以王朝來說，自唐朝中期到元朝的滅亡，大約只有六00年的時間。但其間中國的政治形態、社會經濟結構以及文化的性格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變化。尤其在八世紀到十一世紀之間的時代有顯著的變革，因此這個時期被稱作唐宋變革期，受到研究者的關心。』[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