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證分型是辨證論治體系的重要內容之一。在辨證論治體系中,自古即有辨證分型的一類。現代的辨證分型發展很快,不僅成為臨床醫學論文的形式之一,也有很多教材採用了辨證分型的闡述形式。但是,應該看到,辨證分型與辨證論治有質的不同,尚不能代替、更不應該取代辨證論治。
『辨證論治』的由來
辨證論治是對醫生臨床診治病人的操作程式和思維乃至技藝的理論概括。辨證論治是先民在醫療實踐中,歷經神農嘗百草式的隨機治療,而後步入到有治療記憶有針對性的對症治療階段。馬王堆醫書【五十二病方】等所展示的是對症治療的醫學經驗,所稱之病名乃是症狀,以一味或數味藥物的組合來治療。【黃帝內經】中的十二方也如是。對症治療可堪為辨證論治的簡單方式或初級形式。
仲景【傷寒雜病論】標明了辨證論治體系的確立,而且在理論上,比之【黃帝內經】有所突破。【黃帝內經】奠定了中醫藥學的『整體—理論』模式。【傷寒雜病論】則是『案例—綱領』模式,以其條文式的論述,每一條都以實際的驗案為據,而在諸條中又有些綱領式的條文概括病之界域,是為提綱。所以用六經者,是故漢代以前以六經言大道,如天地之無所不包,醫之道也是大道中的一事,理所當然地法用六經,案例的經驗,在條文中理論化了。先述及症狀體徵的證候,之後言及治方,呈方證對應的特點。仲景之書,為辨證立綱領,為施治示方法,可謂『垂方法,立津梁』。
仲景書是經王叔和整理撰次,之後雖然有『江南諸師秘仲景方而不傳』,以及多次離析分編,到宋以後,以【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書傳承,唐宋醫家在臨床及注釋上也多有發揮,但方證對應的理路一直因循習用。直到金元四家魁首劉河間著【素問玄機原病式】,重視病機,相機施方,才有了新的突破。相機施方認為病證的關鍵是病機,辨知病機後,便可選擇或創製適合病機的方劑。某一方劑有其適應的病機,不論是什麼病證,只要與此病證相應,便可使用乃方。可以稱為『病機辨證』模式。正如明代王應震所說:『見痰休治痰,見血休治血,無汗不發汗,有熱莫攻熱,喘生勿耗氣,精遺勿止澀,明得個中趣,方是醫中傑。』按病機用方,各司其屬,是辨證論治的『玄機』。這是劉河間研究病機的一大貢獻,是對仲景辨證論治的發展。這也是金元醫家的一大突破,臨床沿用至今。
仲景著【傷寒雜病論】時,是以『平脈辨證』來概括這一臨床過程的。宋人陳言在【三因極—病證方論】則用『因病以辨證,隨證以施治』來統括。其後的醫家對這十個字不斷精煉,如明代醫家徐春圃在【古今醫統大全】中稱『因病施治』,周之干在【慎齋遺書】中稱為『辨證施治』,張介賓在【景岳全書】中稱為『診病施治』,清代徐靈胎在【醫學源流論】中稱為『見症施治』,後來章虛谷在【醫門棒喝二集】中用了『辨證論治』一詞,至當代『辨證論治』已成為規範性的中醫名詞了。
形成『辨證論治』的具體因素
中醫藥學的臨床操作何以踏上辨證論治之途?這主要與中醫學的理論與民族的思維方式有關。中醫學理論本身就是辯證的,在臨床上也自然而然地辯證運用。【黃帝內經】對病因的認識不是一因對一果的因果決定論,而是多因可一果、一因可多果的選擇論,即辯證的病因觀。作為診病對象的證候,是症狀體徵及其時間空間的綜合。論及病因,如咳嗽,是『五臟六腑皆令人咳』;如痹證,不僅『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乃至鬱熱、氣滯、血瘀皆可致痹;對於不寐證,不僅五藏之虛、氣血之虛可致失眠,胃不和、膽寒可致失眠,營衛循行的動力、節奏的障礙等皆可導致不寐,等等。辯證的中醫理論則要求辯證的臨床操作。形成此辨證論治的具體因素有四:一是動的疾病觀,二是重視疾病的時間因素,三是辨以正名的思辨思維方式,四是任其物宜的操作原則。
【易傳·繫辭】說,『以動者尚其變』是『【易】有聖人之道者四焉』之一。動態的變易觀念,是【周易】以降先秦諸子乃至先民的基本觀念,在醫學中也是【黃帝內經】及醫工們的基本觀念。他們以此觀念動態地對待疾病,審視疾病,並以證候為單元去辨證。先秦時國人另一重大觀念是『貴時』,即重視事物及人體生命的時間因素,【黃帝內經】殊重四時,其臟腑經絡都蘊含時間因素,稱『時間結構』。臟腑具有時間結構是藏象理論的特點之一,這也使得證候具有時間結構,臨證時也須因時之異而辨。
辯證的思維方式是民族傳統思維方式的一大特徵。緣起於先秦的『辨』。孔子講『明辨之』,要『以名正實』地論證。【公孫龍子·跡府】:『欲推是辨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荀子也說:『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易傳·繫辭】更是標舉『辨物正言』。先民在先秦就發展起了『辨』證邏輯。重視動態、重視時間和講求『辨』,中醫學以此重視疾病的不確定性及或然因果,勢所必然地在臨床以辨證候為首務,即辨證。【周禮·考工記】的『任其物宜』是先秦工程學的傳統之一,【靈樞·九針十二原】也援引『任其物宜』之語,以運用於針刺操作,這也是中醫治療操作的原則之一,後世概之為『三因制宜』。在以上4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中醫形成了辨證論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