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封建 (5)

  來源: 中華文史網

庶民之所以能夠踴躍地給周文王勞作，實際上是把他當作父家長來看待的。這種情感的因素，直到戰國時期才逐漸消失，而代之以赤裸裸的財產與金錢關係，【呂氏春秋】講庸者為博取金錢而精細耕作，戰國後期秦俗認財而不認親，是皆為例。封建土地私有制是封建制的基礎，這是毫無可疑的。對於封建土地占有的特徵，馬克思曾經從行政司法權的角度有過如下的說明：『在封建的土地占有（Feudalgeundbesitz ）之下已經存在着一種作為對人的外在力量的土地的統治。農奴是土地的附屬品（Akzidenz）。土地屬於宗子（Majoratsherr），即屬於長子。土地是歸他繼承的。私有權的統治主要隨着土地占有而開始，土地占有是私有權的基礎。在封建的土地占有之下，主人至少表現得象地產的君主。……土地顯得象它的主人的非有機的軀體。所以有成語謂Nnlle te-rr sans　maitre（沒有無主的土地），這句話就表明領主權和土地占有權的結合。』（註：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第46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此處引文見侯外廬先生【中國封建社會史論】第31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侯先生於此曾參考馬克思恩格斯【經濟學短篇論文集】德文第茲1955年版，對譯文進行了校訂。）在發達的典型的封建制度下，可以認為農奴是土地的附屬，但在封建生產關係出現的早期，與其說農奴是土地的附屬，勿寧反過來說土地是農奴的附屬。在封建關係早期，對於勞動者人身的占有遠比對於土地的占有重要，這種情況歷夏商西周，直到春秋時期還隱然可見。貴族首先注目的是對於人的控制，而不是對於土地的占有。所以馬克思又說：『決不要忘記，就連農奴也不僅是他的住宅所附屬的小塊土地的所有者（雖然是有納貢義務的所有者），且還是共有地的共同所有者。（註：【資本論】第1卷第906頁注191，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在歐洲一切國家中封建的生產， 都以土地分給儘可能多數的臣屬這件事為特徵。同其他一切主權者一樣，封建領主的權力，不是依存於他的地租折的大小，而是依存於他的臣屬的人數，後者又依存於自耕農民的人數。』（註：【資本論】第1卷第906―907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馬克思說明在歐洲的封建制度下，封建主必須由眾多的下屬臣民組織軍隊，否則就自身難保。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對於封建主來說，依附農民與土地是密不可分的。這在西方如此，在古代中國也是如此。所以在周代既有『土田附庸』的說法，又有『附庸土田』的說法（註：周宣王時器【召伯虎簋】載『余考止公附庸土田，多債』。【詩經•口宮】載『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現代專家多以為此『附庸』，即附着於土田上勞作的農民。『附庸土田』和『土田附庸』之載具體地說明了勞動力與土地密不可分的關係。），生產者與土地密不可分地結合為一體。在封建制形成的初期，地租不是採用超經濟的強制來『榨出』的，而主要是在溫情脈脈的氏族紗幕下由農民按照傳統而『自願』地奉獻出來的。嚴格說起來，這也是一種超經濟的手段，但這和地主、貴族手中的皮鞭下的超經濟『強制』畢竟有所區別。


    封建制的本質何在呢？它的基本特徵當然是封建的土地占有關係、地租形態和超經濟的強制等，但其最本質的內容不在於地主、貴族與農民階級的兩大階級的對立，而在於勞動者可以以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身份與勞動的條件相結合，從而生產出社會物質財富，產生出可供剝削的剩餘價值。從人類歷史的發展看，社會的進步常常表現在勞動者有了更多的自由的空間與時間，有了更好地創造物質和精神財產的客觀條件。所謂『自由』，在這裡是一個相對的歷史的概念，是指人的身份而言的。氏族是勞動者的保護傘，但同時又是一種思想上和經濟上的傳統束縛。在進入文明時代的時候，在氏族封建制度下面，農民在一定程度上自覺或不自覺地擺脫了氏族制度與傳統的束縛，取得了某種程度上的自由，可以在這個範圍內自由地支配自己。然而，另一方面，他們又沒有充分的自由，他們還必須自願或不自願地『奉獻』出徭役勞動和一定的勞動產品給氏族（實即氏族貴族），封建的剝削就是在這種形態裡面萌生的。馬克思說：『封建主義也有過自己的無產階級，即包含着資產階級的一切萌芽的農奴等級。封建的生產也有兩個對抗的因素，人們稱為封建主義的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可是，卻沒想到結果總是壞的方面占優勢。正是壞的方面引起鬥爭，產生形成歷史的運動。』（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氏族封建制和宗法封建制也有其『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它們為勞動者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但又不自覺地給勞動者套上了新的枷鎖，使勞動者處於被剝削被奴役的地位。夏商周三代的歷史表明，這後一個方面在不斷發展而占據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