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占、曆法與宋夏關係（1）

  : 文史參考

【內容提要】天文曆法在宋與西夏的軍事衝突、交聘往來中起着重要作用，他們認為異常天象是上天意志的表達，這種觀念深刻地影響着雙方的軍事決策與軍事行動；曆法頒賜是治權實現的重要標誌，接受或拒絕宋的頒歷是西夏承認或否認宋統治權力及衡量宋夏關係的一個重要指標。從星占、曆法中我們可以透視宋夏民族關係諸多通常被人忽略的細節。
【英文摘要】Astrology and calendar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iplomaey and war between Song and Tangut. Astrological abnormality influences their military decision process of war.The promulgation of calendar is a sign of realization of ruling.Reception or refusal of Song calendar manifiests Tangnt\'s recognition or denial of suzerainty of Song.It is a standard to judge the relation between Song and Tangut.Therefore,we can know some details of 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Song dynasty and Tangut then through the study of astrology and calenclar.
【關 鍵 詞】星占/曆法/宋夏關係
astrology/calendar/relation between Song and Tangnt

頒正布朔、觀天測象的天文曆法知識，在古代世界是作為『天授』權力資格的象徵，是擁有天命的一種證明。宋夏對這一稀缺資源充滿了競爭，天文曆法之爭的背後實際上是宋夏兩國君主的天命之爭。同時，星占觀念認為異常天象是上天通過天變顯示對軍事策略的態度，並預示了戰爭的勝負，這引起雙方在軍事決策中對天象的高度重視，從而對宋夏關係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星占對宋夏軍事觀念、軍事策略的影響

西夏朝野對天文星占都比較相信，對天象充滿敬畏①。西夏人在翻譯漢、藏佛經的過程中，認識和掌握了佛教密宗的一些觀星術，同時吸收漢地占星術的內容，發展成為西夏民族獨特的星曜崇拜。西夏流行佛教密宗的熾盛光佛崇拜，這就是一種和星曜密切相關的信仰，火星、土星等災星惡曜照臨本命星宮或國家分野時就會帶來災難，必須依照儀軌進行星曜祭祀才能祛災，黑水文獻中【種咒王蔭大孔雀經】、【九曜供養典】、【聖星母中道法事供養典】、【佛說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如來陀羅尼經】及西夏佛教藝術文獻【星曜壇城】和其他相關材料，對西夏的星曜崇拜和壇城法事活動的全過程作了詳細的描述。這種以星曜崇拜為背景的星占術對包括軍事在內的西夏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深有影響。
12世紀，西夏政府還仿照宋設立了全國性的天文曆法機構――大恆歷司和卜算院，前者主管曆法，有定員；後者主管星占，依事設職，沒有人數規定。根據西夏法典【天盛年改舊定新律令】判斷，該機構位於劃分成上、次、中、下、末五等的國家行政機構中的第三等即中等司。西夏王朝對天文星占是極為重視的，每逢異常天象發生，國家星占機構的占卜人員都要作出占卜供夏王決策時參考。
在西夏的對外戰爭中，天文星占常常發揮重要作用，戰爭中發生的異常天象常被認為預示了戰爭的勝負，西夏軍事決策者對此非常重視。德明精天文，相信星占，天文星占對其軍事行動產生了較大影響。1009年十二月，德明出兵侵甘州，恆星晝見，德明因此而退兵；1030年九月，火星人南斗，當時民間流傳『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的謠言，德明很擔憂，出居賀蘭山禳之；1032年七月，鎮星犯鬼，加上大風揚塵拔木，德明對此星象頗感不吉利，因為鬼宿在分野上正屬西夏所在的古秦雍之地，而鎮星(土星)是星占中的災星惡曜，照臨國家分野，代表國家有災難之事。德明就想把這個災難移到涼州身上，故祝曰：『涼州其當之乎？』這是禳解中把災難移到其他地方、其他人上的常用做法。加之此月據【長編】卷一一一記載，太白晝見經月，星占主有兵事，利於進兵。這些天象因素可能是德明決定用兵涼州的原因之一，九月攻取涼州[1]108、128、130。
宋朝也非常重視星占在軍事中的作用。田錫在【上太宗答詔論邊事】中，把星占列為軍事行動中的重要舉措，認為應引起相當重視：『雖天道遠而難知，然昭昭垂象緯者，為陛下言兵之利害也。』曾公亮的【武經總要】是仁宗時編輯的一部兵書，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稱：康定中，朝廷恐群帥昧古今之學，命公亮等采古兵法及本朝計謀方略，凡五年，書成奏御，仁宗御製序。這部書實際是朝廷編給將領們的軍事教材，仁宗序中說：『考星曆，辨雲氣、刑德、孤虛，推步占驗，行之軍中，闕一不可。命司天監楊惟德等參考舊說，附之於篇。』[2]仁宗皇帝御製序認為星占是軍事行動中不可缺少的一環，所以令司天監楊惟德參考前代占星等著作寫成關於占候的內容。其中的星占包括太陽占、太陰占、陵犯雜占、日辰占、五星、二十八宿次舍、諸星占、星變等內容。書中講到對星占的態度：『敘曰仰觀天文，著在圖籍，昭昭可驗者也。七曜所行，經星常宿，次舍陵犯，飛流斗蝕，暈W背穴，抱珥虹霓，迅雷妖風，怪雲變氣，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一方面承認星占在軍事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認為不可牽于禁忌、泥於小數，提出『勝決於人事，參以天變』的原則[2]卷一六，占候一。
宋代許洞的軍事著作【虎鈐經】也專門講到戰爭中對星占的重視：『凡諸星宿，中外羅列，上周天蓋，隱見變化，下應人事；七曜往來，以為經緯，災變之作，實在於茲。凡為大將，不可不詳察星位，以括休咎焉。或興受命之符，或起敗亡之兆，鮮不由此矣。』[3]卷一四，占星統論第一百四十二不僅要知道星象的變化，還要細考其躔度、分野，以辨方位，有利於作出正確判斷：『行師之際，五星伏沒遲順，兩曜盈虧薄食，飛流示變，孛彗為妖，既知之矣，必審必詳所居躔度焉。其躔度既詳之矣，必審所管分野焉，苟如是方可以精別災異，順其舉動而已矣。』[3]卷一六，分野統論第一百五十六某些異常天象對於宋朝對西夏的軍事、國防政策產生一些影響。咸平二年閏三月，京西轉運使朱台符應詔上書真宗論彗星旱災。他認為彗星的出現警示了西夏、遼的軍事威脅，建議在秦隴宋夏邊境置義軍，這樣既加強邊境地區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又節約了軍事開支[4]367―368。
熙寧十年，張方平上書反對神宗用兵西北，歷舉神宗朝薛向、韓絳、王韶、章、熊本、沈起、李憲用兵西夏之事，認為即使凱旋奏捷，拜表稱賀，不過『赫然耳目之觀』，並借日食、星變等天象災異批評神宗用兵[5]7007―7008。神宗對張的直言很感動，但並未聽從。
元v六年十一月庚午，『御批：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太史局等處奏有客星初出，在參宿度。參宿在晉分，今河東是也，竊恐昨夏賊打劫麟府路，殺害人民擄掠人口孳畜不少，朝廷雖體量賑濟，亦慮體量不實，賑濟未得仔細，及將來本路糧食別致闕乏。三省樞密院商議合如何施行，此亦應天一端也。』這是哲宗將參宿的客星天象與西夏在邊界麟府路的軍事進攻和擄掠相聯繫，準備進一步加強對被擄地方進行賑濟；壬申，『呂大防因言：「聞有客星在昴畢間，臣等不敢呼日官問，不知已退未？」太皇太后曰：「未退。」大防曰：「畢主敵兵，恐是今有西事，應見於天，由此觀之，人事不可不謹。」蘇頌曰：「畢主趙地，恐事在北界，亦不可知。」太皇太后曰：「已於上清作道場祈禳」。』[5]11185由於出現客星的異常天象，呂大防認為主西邊宋夏邊界會有戰事，蘇頌認為是主宋遼邊界有戰事，主張加強邊境軍事防禦，即所謂人事不可不謹。這一場景生動地展現了朝廷君臣因天文星象變異而引起關於宋夏邊境軍事問題的討論、決策。
靖康元年八月發生的彗星天象中，大臣也以此論及當時西北軍事策略，指責徽宗時期童貫收取河外湟、鄯、廓三州是好大貪功，認為不可將大量資源用於童貫經營的湟、鄯諸州而削弱陝西軍事力量，陝西是宋夏之間對抗的前沿，是國家軍事的重點和根本，削弱陝西邊境的軍事力量將會使宋在與西夏的對抗中處於劣勢[4]481。
異常天象作為一種不可預知的自然現象，對軍事的影響是多維的，宋夏雙方的軍事決策層都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占星術，相信天象預示了戰爭的進程和結果，所以天象某種程度上影響了雙方的軍事策略和軍事部署。大臣們借天象來發表對宋夏軍事的看法，當然，他們對天象的解讀既有謹遵星占書的篤信，也不排除是借天象來為他們自己的觀點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