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鳳凰網歷史 摘要：本文列舉、分析大量事實和案例（且僅涉及一部分重要的或典型的新石器時代器物及紋飾）說明中國新石器時代器物紋飾沒有受到研究者應有的重視和嚴謹對待。從發掘報告（簡報）到相關著述，從模畫到研究都缺乏嚴謹，沒有真實保障，這是一個普遍現象。當然，在此背景下的紋飾研究及其他相關研究也是沒有真實基礎的，與『科學研究』、還原歷史尚有一段距離。器物紋飾對史前研究、神話傳說研究極為重要，當引起考古學家及相關研究者的高度重視；完整、清楚、明白、準確地模畫、介紹器物紋飾是紋飾研究及其他相關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否則將會對史前研究及其他相關研究進行誤導或形成障礙。
關鍵詞：器物紋飾 真實基礎 史前研究 重要
十八世紀中葉，曾被稱為『考古學之父』的德國人溫爾克曼，所著考古學代表作叫做【古代美術史】。雖然溫氏的『考古學』還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和認識的考古學，但他對古代器物刻畫圖案的理解和應用卻代表和預示了後來考古學對古代器物紋飾認識與研究的一種傾向，即將它們視為古人的美術作品或裝潢。這種傾向的危害性，對考古學尤其是對史前歷史文化研究所帶來的和已經造成的損害，似乎從來沒有人提到和給予關注。雖然現在考古學家大多認識到史前器物刻畫以及文字產生和運用初期的銅器紋飾可能並非原始人類閒暇優遊之美術作品，而常以圖騰、神靈崇拜、生殖崇拜或巫術手段（如張光直）視之，但這種主要憑藉感覺以及運用民族學（或曰文化人類學）資料進行對比而產生的認識，距離古人刻畫、鑄造器物圖案的本意到底有多遠恐怕很難評估，或者相對於『美術』而言，它乃是另一種歧路亡羊。比如對半坡魚紋、人面魚紋、良渚玉器神徽的認識都多達幾十種，其中是否有一種等同或接近古人的本意，恐怕就沒有人能給出一個答案（有一位大名鼎鼎、桃李M天下的著名考古學家就曾對筆者說：『史前器物紋飾根本不可能讀懂，大家都是過猜』）。這兩種方向都意味着對古代刻畫、紋飾不需要也不必要作精確的描述、臨摹以及分析，這就造成考古學著述和研究中對器物紋飾繪畫和描述的隨意性、寫意性、概略性傾向，這種傾向和既成事實反過來又阻礙着人們對它們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後繼的和深入的研究設置了障礙。筆者因為緣份所至，介入了這種器物紋飾的研究，對此算得上是有切身體會。這裡我們以中國新石器時代一些典型器物及紋飾為例，將筆者的了解、感想和認識和盤托出，希望引起考古學家和研究者的注意，不恭之處請海涵和批評。
一、關於人面魚紋盆網格紋
半坡遺址出土的人面魚紋彩陶盆，其口沿用露地線紋作等距離的四方八位式分割，內壁繪畫兩個人面魚紋、兩個網格紋分置四正方位各自對稱，這種網格紋為45度角斜置正方形，每邊作十等分整體上被劃分為100（10×10）格，其四角上又各接一個塗實的等腰三角形（西安半坡博物館編【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圖一二四：17，圖版壹壹伍；1982年版圖84、112）。但是這種100格網紋在筆者所見著述和材料中，幾乎所有的圖式都沒有嚴格、準確地依樣模畫，而是以象徵性、寫意性、概略性的方式繪出，甚至有的很潦草、隨意。這些著述包括：吳山編【中國新石器時代陶器裝飾藝術】（文物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72頁圖）、趙國華著【生殖崇拜文化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94頁圖）、錢志強【試論半坡期彩陶魚紋藝術】（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館編【史前研究輯刊】121頁圖，1988年）、孫新周著【中國原始藝術符號的文化破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118頁圖）、申世放【魚文化初論】（【四川文物】1994年第2期，8頁圖二：1）、謝崇安著【商周藝術】（巴蜀書社1997年8月第1版，310頁圖三五：2）、鞏啟明著【仰韶文化】（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201頁圖二六：6）、蔣書慶著【破譯天書：遠古彩陶花紋揭秘】（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59頁圖一八）等等。大部分圖式都因太小，網格紋畫得不清晰，但約略可以分辨同一件彩陶盆、同一網格紋上畫出八、九格，九、十格，十、十一格或九、十、十一格等；有的已經不是網格紋，而變成了兩個塗黑的小方塊，如【商周藝術】附圖；有的網格紋是象徵性地在正方形內拉幾條對角線及其平行線，完全改變了原圖的畫法和意圖，如【中國原始藝術符號的文化破譯】附圖。人面魚紋盆內壁這種100格網紋，發現之始即被視為魚紋，以後學術界大多也沿襲了這種說法，如：【西安半坡】稱之為『畫在陶器上的網狀花紋，當時用網捕魚的又一證據』（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圖版52說明），【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將半坡彩陶上的鹿紋、魚紋、網紋視為當時漁獵經濟發達的反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61頁），【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認為『半坡類型的彩陶盆內多見魚紋和網紋，也是當時捕魚活動的寫照』、網紋和斜方格紋飾於彩陶盆近口沿的內外壁『達到了最佳的裝飾效果』（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598頁、600頁），【半坡仰韶文化縱橫談】說『一件陶器上的魚網紋飾，由十一條經線和十一條緯線組成，魚網呈標準的菱形』（西安半坡博物館編，文物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100頁），【魚文化初論】則直接將人面魚紋盆內壁的兩個100格網紋稱為『兩張魚網』（【四川文物】1994年第2期8頁）。既然是『魚網』、裝飾，那當然就不是很有必要作嚴格、精確的模畫。
吳山先生編著【中國新石器時代陶器裝飾藝術】不僅將人面魚紋彩陶盆上的繪畫圖案視為裝飾藝術，而且將人面魚紋和100格網紋合稱為『人面魚網紋』；可以看出，後來有些著述和研究中的附圖是直接採用了吳著繪畫，其失誤在所難免。有些研究者注意到人面魚紋彩陶盆口沿紋飾可能與表示四方八位、四時八節有關（如錢志強【試論半坡期彩陶魚紋藝術】，孫新周著【中國原始藝術符號的文化破譯】119―120頁）或認為100格網紋反映了仰韶先民的幾何知識（如鞏啟明著【仰韶文化】201頁），但遺憾的是仍然沒有對100格網紋作嚴謹、認真的模畫和分析。將書慶先生著【破譯天書：遠古彩陶花紋揭秘】是迄今所見注重對彩陶紋飾作結構和數量分析的第一本著作，但他將100格網紋視作『兩個方向線條的交錯之形』，網紋便『成為陰陽交錯之形的符號象徵』，因此對人面魚紋盆100格網紋也沒有作準確的模畫。陸思賢先生在【神話考古】一書中對100格網紋作了專門的分析和研究，認為它與立杆測影、天象曆法有關，即表示夏半年晷影在三段六節之上，太陽通過表木的投影空間所畫斜線，合於五段十節，即十等分，故用10×10=100之數，又將其與『羲和生十日』神話相聯繫，所以他單獨將100格網紋作成一個圖（陸思賢著【神話考古】165頁，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在與李迪先生合著的【天文考古通論】中，陸先生對100格網紋的認識雖然仍然持天文曆法說，但具體含義有了變化，不再認為它與立杆測影或『羲和生十日』有關，而是引【說文】『畢，田網也』，認為它既與田獵、漁獵用的網有關，也是象徵畢宿與雨季的關係，所以人面魚紋彩陶盆內的100格網紋就畫成了寫意性的圖案（陸思賢、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論】70--71頁，}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可見，是否嚴格、準確地對彩陶圖案進行模畫，是與研究者、繪畫者對它的認識和理解有關的。模畫失真，必然對研究有所阻礙，而先入為主的觀念和傾向性認識，則容易導致對原圖模畫的失真。
關於人面魚紋盆內的100格網紋，筆者認為其含義當與天文曆法有關：100格之數表示河圖數55、洛書數45之和，即河圖洛書數理表達方式的一種（河圖、洛書原本是對1―10十個數字的排列形式，源於古人對十月太陽曆的崇拜，參見陳久金【陰陽五行八卦起源新說】，【自然科學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宋人劉牧、朱熹所傳河圖洛書在新石器時代可能已經產生，也可能同時與天象有關，但『河圖』、『洛書』在歷史上有多種表現方式或可以存在各種圖式，朱熹【易學啟蒙】所載河洛未分未變圖即是用100個圓點，排列成10×10的方陣表示。或者可以這樣認為，只要是對100數或1―10十個自然數的規律性排列即是『河圖』、『洛書』，其本質實即對1―10十個自然數、十月太陽曆以及100數的崇拜，因劉牧、朱熹所傳黑白點陣河圖洛書圖式更為正宗一些，古人在上面又附會出許多深奧、豐富的含義，所以成了河圖洛書的正宗圖式）。100格網紋四角上的四個三角形兩兩尖角頂對，實即互相垂直的兩個陰陽交午圖形（半坡魚紋常見的圖式）中間斷開後置入了100格網紋所致；這種處理方式應該是表示河圖、洛書源於十月太陽曆的十個數，而太陽曆與立杆測影有關，這些聯繫與原始人類頗為神秘、混沌的思維方式正是十分吻合。關於100格網紋含義的這種理解，還可以從人面魚紋盆其他紋飾內涵表達得到佐證：陸思賢先生比較系統地研究了半坡和姜寨遺址出土的人面魚紋，認為它們與表現月相有關（陸思賢著【神話考古】121―125頁；陸思賢、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論】68―70頁）。錢志強先生在【半坡人面魚紋新探】中認為人面魚紋盆口沿露地線紋作對稱連接則構成甲骨文、金文中的『甲』、『癸』二字，代表十干，同時口沿露地線紋的四方八位式分布也可能與表示四時八節有關。孫新周先生同意錢先生的認識並認為十干與十月太陽曆有關（孫新周著【中國原始藝術符號的文化破譯】120頁），何新先生也認為十幹當起源於十月太陽曆（何新著【諸神的起源】223頁，時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筆者還認為，人面魚紋盆口沿露地線紋中的四個『|』紋即表示四十數，四個『個』紋為十二數，既與四時八節十二月曆法有關，其總數五十二則與月相周期密合，即一年為五十二個七日。總之，人面魚紋盆的所有紋飾從天文曆法角度可以得到完整而合理的釋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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