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專家吁建立中華思想史新學派通盤闡釋中國歷史演變

社科院專家吁建立中華思想史新學派通盤闡釋中國歷史演變

王震中

一

半個多世紀前，侯外廬創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思想史學派。閱讀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我們有這樣一個體會：思想是歷史的精華；無論是對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社會思想還是對思想家的認識，都需要緊緊把握其所處的社會。幾十年過去了，雖然侯外廬認為中國國家和文明社會形成的時間是在殷周之際的觀點早已過時，已被新的史學研究和大量的考古發現否定，但我們對他提出的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的城市國家論和維新變革論，即他以城市國家作為研究中國古代文明和國家起源的路徑，並認為中國古代文明社會並非像古希臘羅馬那樣脫離了血緣關係，而走的是保留氏族制度的維新之路，等等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發展所走的獨特道路的著名觀點，依然記憶猶新；侯外廬這種力圖探討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的獨特途徑的科學精神，至今有它的現實意義。作為晚輩後學，我們在撰寫中華思想通史時，首先應注意的是社會史與思想史的相互照應，也只有這樣做才會別有一番天地。

古代中國的夏商西周和春秋與古希臘、古羅馬社會相比，在國家形態、國家結構、社會階層、生產方式、生產力，乃至自然生態環境上，都有相當大的差別，從而使二者的歷史發展道路都有屬於自己的特點。在這樣的經濟基礎、社會基礎上產生的意識形態、政治思想、社會思想、倫理思想、宗教思想乃至哲學思想，當然也有相當大的差異。建立中華思想史研究的當代中國學派，就是要在探討中國歷史發展獨特道路的同時，做出理論上的創新；在探討中國從古至今的思想特質及其演變的基礎上，建立中華思想史研究的當代中國學派。

二

建立中華思想史研究的當代中國學派，還應清醒地意識到：我們對中國社會歷史研究有多深，中華思想史的研究就能走多遠。中華思想史中各個階段的思想特質是與各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特點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以先秦史研究為例，與侯外廬出版【中國思想通史】的20世紀50年代相比，今天我們對先秦社會的研究已大大地深入，並獲得了相當多的突破。在這裡，讓我們從先秦史中的原始社會史、夏商西周史、春秋戰國史各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和突破談起。

中國原始社會史研究的深入和突破依賴於中國史前考古發掘所取得的成就。中國史前考古學及其研究的長足發展表現為：

（一）中華大地各地域考古學文化譜系已建立，這不但使得我們在闡述各地社會發展和文明起源時，對各地發掘資料年代和文化屬性的處理上有一個時空坐標；而且對各地各個文化圈的相互交流、影響、交互作用的研究以及比較研究，都能對準焦點，找准可比性，不至於出現時空錯亂。

（二）中國史前聚落考古學近30來年取得突飛猛進的成就，使得我們能夠把聚落考古學與社會形態學相結合來研究史前社會形態的演進。事實上，20多年來，在研究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的課題上，我們以聚落形態和社會形態為主，去整合酋邦理論和社會分層理論，架構起與歐美學者相區別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論，提出由史前平等的農耕聚落，發展為初步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再發展為都邑國家的中國文明起源的聚落三形態演進說，並將中國文明與國家的起源及其發展概括為五個階段：史前平等的農耕聚落形態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態都邑國家（邦國）夏商周三代王朝和王國秦漢以後的帝國。這實際上也是從國家形態演進的角度對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一種探索。對此，有學者評價說，這是與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塞維斯的酋邦理論等理論模式相併列的、具有中國敘事的新的理論模式，是對中國新石器時代以來社會複雜性演進過程的一次深入的有重大學術創新意義的探索。

（三）中國史前考古的一些重大發現，不但對探索原始科學技術、天文曆法等有進展，而且通過它們也可以對考古學資料所反映的精神現象、思想意識形態、原始宗教思想等進行研究。例如，距今5300年的安徽含山凌家灘87M4號墓葬隨葬的玉龜和玉龜內所夾的表示天圓地方和四極八方的玉版，就對研究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和具有樸素辯證思想的八卦的起源提供了史前社會的實物資料。再如，河南杞縣鹿台崗發現的內圓外方的十字形建築物所反映的由測定四方轉換為測定四時（四季）的天文曆法技術，以及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發掘出的觀象台建築和測定日影的圭尺，為探討建立在天文曆法上的宇宙觀以及地中觀念提供了難得的考古學依據。諸如此類，還可舉出許多，這些都是可以說明當時原始宗教思想的重大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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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含山凌家灘87M4號墓葬隨葬的玉片（上）和玉龜（下）。

我們將中國史前考古發現轉換為對中國原始社會思想史的研究，不但填補了中國思想通史研究中的原始社會思想史的空白，而且也成為我們建立中華思想史研究的當代中國學派的一大亮點。

三

關於夏商西周時期的國家形態和結構，傳統的觀點有兩種：一種認為是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另一種認為是邦國聯盟或方國聯盟。與此不同，最新的研究則提出夏商西周是多元一體（多元一統）的複合制的國家結構。具體來說，多元一體的複合制國家結構與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區別在於：作為複合制國家結構內處於從屬地位的侯伯等諸侯邦國，與後世郡縣制下的行政機構或行政級別不同，不是一類，前者是世襲的，後者是由中央任免的；有一些從屬於商王朝的邦國是夏朝時即已存在的邦國，在商時這些屬邦與商王有隸屬或從屬關係，可以受商王的調遣和支配，但並沒有轉換為商王朝的地方一級權力機構，它們臣服或服屬於商王朝，只是使得該邦國的主權變得不完整，主權不能完全獨立，但它們作為邦國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王朝內的國中之國。因此，如果把夏商周王朝定性為與秦漢王朝差不多一樣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顯然不符合歷史實際。而視夏商周王朝是平等的城邦聯盟或方國聯盟的說法，忽視了夏商周王權對於從屬於它的諸侯邦國的支配；忽視了諸侯邦國在政治上不具有獨立主權，在經濟上要向朝廷貢納，經濟資源尤其是戰略資源要輸送到中央王國，在軍事上要隨王出征或接受王的命令出征。也就是說，從屬於王朝的諸侯邦國，以王為天下共主，受王的調遣和支配，但其內部並沒有與王建立層層隸屬關係，具有某種程度的相對獨立性。對此，我們若用複合制國家結構和形態來解釋這一切，問題即可迎刃而解。多元一體複合制王朝國家說這一理論觀點，以【尚書】中內服外服資料和甲骨文、金文中的相關資料作為支撐，解釋了夏商周王朝國家結構中多元一體的問題，還可以把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納入國家結構體系當中加以說明，揭示了夏商周三代國家形態和結構的歷史特點。這一特點既不同於夏商周三代之前和三代之後，也不同於古希臘、古羅馬時的古典社會和西歐的封建社會。

由於對夏商西周春秋社會有以上深入研究和認識，使得我們對夏商西周春秋時期思想史也形成自己獨特的認識。在史料比較豐富的西周社會中，禮的精神貫穿於個體、家族、社會和國家各個方面。據此，我們有理由將禮的思想視為夏商周三代王朝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思想特質，不但闡述夏商周三代禮制思想的演變發展問題，而且在禮制視野中來看夏商西周王朝的天下觀及其統治思想；把王權思想、德治思想、宗法孝道、婚姻思想，都納入禮制的框架之中；對於商周時期有關天命、帝天、祖先、地祗崇拜等宗教思想也與禮制化過程相結合加以研究。對於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和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的思想史特點，也圍繞從禮到法的歷史潮流加以重新闡述。

這樣，基於對先秦社會歷史研究的深入和突破，就會使我們對先秦思想史各個階段特質的把握較為準確，從而使得建立中華思想史研究的當代中國學派的重任，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呈現出來。

四

建立中華思想史研究的當代中國學派，還需要解決中華思想史研究中的通與變的問題。在通古今之變中準確把握中華思想史主線的演變軌跡。

如果從舊石器時代的觀念意識算起，中華思想史研究面對的是幾十萬年的思想意識演變的歷史；即使從新石器時代開始，也要面對上萬年的思想觀念演變。中華思想史主線的演變軌跡，應與社會歷史發展的演進道路相照應。中國歷史道路呈現出不同的社會形態、社會類型的推移和演變，因而中華思想史主線又是由各個歷史階段的思想史主線組成。正像歷史研究要格外關注歷史轉型時期的社會變動一樣，思想史的研究也要對歷史轉變後出現的思想傾向，特別是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加強研究。此外，如果我們以每一類社會、每一種社會形態作為一個大的歷史時段的話，思想史主線的演變又表現為每一大的歷史時段內其思想主線的具體細微的變化。這樣，整個中華思想史主線的演變就是由各個時段思想史主線前後銜接而組成。

以先秦史為例，作為大的歷史轉型期有兩個：其一是從新石器時代末期到銅石並用時代出現早期國家，開始進入文明社會；其二是春秋戰國之際由宗法貴族社會走向封建制官僚社會。在這兩個大的轉型期之內，由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即文獻中的堯舜禹時代）的早期國家（邦國）演變為夏商周王朝和王國，則屬於進入文明社會之後的國家形態和結構一種較小的轉型。思想史的研究若要扣緊社會歷史的轉型變化，那麼在政治思想上，可以看到早期國家誕生之後的國家思想、邦國的君權思想和私有制思想等；也可以看到夏商周王朝時期的王權思想、王權神授思想；還可以看到西周、春秋時期民為邦本的思想。作為當時思想史主線的禮制思想，則經歷了龍山時代早期國家中禮制思想的出現，到由商代的人神關係之禮轉變為周代的人際關係之禮，再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禮崩樂壞和從禮到法的變化。

思想史主線的演變一般都不是孤立進行的，而是與其他各種思想觀念的變化交織在一起的。例如，在中國先秦時期禮制思想演變的過程中，從商代的人神關係之禮到西周的人際關係之禮的變化，就是與周代開始凸顯的德治思想和人文精神相隨而行的。由於商代統治者十分迷信，熱衷於尊神事鬼，因而商代的禮制思想有濃厚的宗教化特點。傳統史學中強調周公制禮作樂的貢獻。周公的制禮作樂實際上是對商代古禮的一種改造，這就是禮與德的結合，從而使周代的禮制思想明顯地包含着敬德保民的思想。周公在西周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得西周禮制走向了德治和教化的道路。這是儒家思想的源頭，也是孔子要克己復禮、推崇周公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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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樂文明

在通古今之變的中華思想史的研究中，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變與不變，也是必須面對的；還必須面對近年興起的國學熱所討論的問題。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哪些是前後一貫的基因性因素，哪些是各個歷史階段的變異；哪些是歷史的精華，哪些是糟粕，中華思想通史有必要對此做出回答。因而，中華思想史的研究完全有理由吸收國學研究的成果，而且吸收了這方面的成果之後，中華思想史的研究還有利於帶動中國歷史文化和傳統思想文化研究更上一層樓。

抓住思想史主線的演變，就是抓住了實質。雖說思想觀念的變化上，有其自身邏輯演進的內在趨勢，但邏輯與歷史是統一的。邏輯與歷史的統一，每每為高明的思想史研究者所遵循。邏輯與歷史的統一，又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方面的統一。在宏觀上，就是與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相統一；在中觀上，就是與歷史的各個轉折點相統一；在微觀上，就是與各個具體歷史社會的特點相統一。因而，建立中華思想史研究的當代中國學派，如果在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研究上以及具體的實證研究上，不能走向深入和突破，這一目標也是難以實現的。

五

理論貴在創新。有一個通盤的闡釋中國歷史演變特點的理論創新，這是建立中華思想史研究的當代中國學派的時代要求。而現在的學術界卻缺乏像范文瀾、侯外廬這樣能通古今之變的學術大師，這也是受幾十年來專業分工過於細化以及研究的碎片化所害。鑑於我們每個人研究領域和學術專長的限制，對於龐大的集體攻關項目整體上的理論創新，現在實際的做法一般是，在有理論頭腦和理論思維的學科帶頭人的帶領和主持下，項目組的成員必須就一系列關鍵性問題的癥結所在加以討論。在這種場合，應當鼓勵學者們站在本專業學術前沿的高度來談問題，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並高度關注自己所面對的歷史時段與其前和其後的關係，從而形成這樣一種局面：即在對每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理論創新的基礎上，形成前後一貫、首尾相顧、學派體系上的理論創新。

建立中華思想史研究的當代中國學派，既是目標，也是過程。這項工程的系統性，既要求學者們須站在理論思辨的制高點，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新征程中作出自己的貢獻；也要求學者們對社會歷史研究走向進行深入和突破；還要求把歷史與現實相對接，為新時代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因此，建立中華思想史研究的當代中國學派的過程，也是全面提升哲學、思想史、史學研究與大範圍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途徑；也是新人輩出，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一項事業。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