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譚元壽高調門唱戲 低調門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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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5歲的譚元壽最後一次登台演出【定軍山】。光明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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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京劇老生流派經典演唱專場在京舉行，『譚門三代』譚元壽（中）、譚孝曾（右）、譚正岩（左）同時亮相舞台。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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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元壽在京劇電影【沙家浜】中飾演郭建光。光明圖片

在戲曲界，譚家是絕無僅有的傳奇。

譚元壽的高祖譚志道，是譚家入京劇行的第一代，他出道時，京劇甚至還沒有最終形成，當時被稱為徽調。1847年，譚志道的獨生子出生在北京大柵欄地區，他就是譚家最著名的人物——譚鑫培。

譚鑫培創始的『譚派』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個京劇流派。20世紀初期，京劇已風靡全國，京劇界甚至形成了『無腔不學譚』的局面。

1905年，譚鑫培主演了中國的第一部京劇電影——【定軍山】。那時，上至皇宮貴族下到市井百姓，都讚嘆『國自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叫天兒』。這個『叫天兒』就是指譚鑫培。梁啓超曾說，『四海一人譚鑫培』。

譚鑫培的第五個兒子譚小培，是譚門第三代的掌旗人物，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培養出了又一個『譚派』響噹噹的人物——兒子譚富英，即譚元壽的父親。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很迷譚富英的戲。

『我記得1950年，父親等人在朝陽門內陸軍醫院禮堂合演【武家坡】。毛主席得到消息後特地趕來觀看。我當時在後台伺候父親，聽說毛主席來了，扒開台簾一看，正趕上毛主席把煙掏出來，給了我祖父譚小培一支，他自己拿一支，然後拿上火柴，給我祖父點煙。當時，周圍人都特別吃驚，說從沒見毛主席這樣主動給人點煙。父親唱完戲後，毛主席還說「我在延安就聽到你的聲音了，現在到北京親自看到你的戲，確實唱得非常精彩」。』

譚孝曾是譚元壽的長子，也是『譚派』第六代傳人。而今，譚孝曾的兒子譚正岩，已成為『譚派』的第七代傳人。

學戲

1928年，譚元壽出生在北京大柵欄大外廊營。10歲那年，祖父譚小培把譚元壽送入富連成第六科『元』字科坐科，並留下話『該怎樣管教就怎樣，不必手軟』。

科班就在離家不遠的西珠市口路北45號（現晉陽飯莊），但按科班的制度，學生平時不許回家，一年只能放三天假。臘月二十七演完封箱戲後放假，除夕晚上必須返回科班，準備大年初一的演出。

這是富連成30多年的老規矩。

譚元壽回憶說，在富連成科班的七年學徒生活，簡直就是『七年大獄』。七年中，他回家的時間加起來不過十天。

科班講究『打通堂』，一個人淘氣，全班同學都跟着挨打，趴在板凳上挨竹板，常常是挨了板子之後下不了板凳，譚元壽都是由師兄弟抬下來的，走路都難。

可是，該練功的時候還要練，該拿頂的時候還要拿頂，根本沒有專門休息養傷的時間。

譚元壽師從雷喜福、王喜秀、張連福、王連平、茹富蘭、劉盛通等名師。正所謂『嚴師出高徒』。有一次，跟着雷喜福先生學【受禪台】，這齣戲有一大段『二黃』唱腔，連續唱十五個排比句『欺寡人』。雷先生打學生特別狠，在京劇界是出了名的，所以，譚元壽一見雷先生就緊張。

雷先生讓譚元壽背唱詞，剛一點名，他就發怵了，什麼也想不起來了。

雷先生當即拿起板子就讓他趴下。譚元壽只好趴在板凳上，然後，板子就朝他的身上打去。

七年科班受的苦，譚元壽無怨無悔，唯一遺憾就是科班沒有開設更多的文化課程。富連成也有文化老師，但都是晚上練完功才開始上課，老師水平也有限，七年裡他學會的也僅僅是【三字經】【百家姓】。

但是對於富連成，譚元壽一直充滿感激。

紀念富連成成立百年時，譚元壽說，不可否認，清末成立的富連成，是歷經幾十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舊科班，用今天的眼光來衡量，有許多不足。然而，它之所以能夠培育出那麼多挑班的、挑梁的，或者優秀的人才，必然有它值得我們吸取的經驗和教訓。

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譚元壽認為富連成的成功主要在於這『三件法寶』：

一是嚴格教學。這主要表現在『打戲』和不分親疏這兩個方面。不要說譚家和富連成的葉家、簫家是親戚，就是葉家和簫家的親兒子，不但要挨打，甚至要加倍。『打戲』貫穿到富連成教學的每一個環節，有效地克服了學生的惰性和散漫。今天的教學嚴禁『打戲』和體罰，但是那種嚴格執教的精神確實需要後來人學習和繼承；

二是注重舞台實踐。演出是科班最重要的必修課。在譚元壽的記憶中，富連成科班沒有一天不演出。一年到頭，從來不許回家，沒有一天不上課，沒有一天不練功。因為表演藝術一方面靠教學，一方面靠感悟，許多藝術的『奧秘』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三是教學中『文武昆亂』的兼學、並重。崑曲是『百戲之祖』，非常適合奠定規範的基礎，可以使學生更好地學習皮黃戲。譚元壽說，當年自己武戲學演【長坂坡】【連環套】，文戲學演【空城計】【烏盆記】。因為有了【長坂坡】的底子，唱【定軍山】時就不會因為開打而造成負擔。有了【空城計】的底子，演【連環套】時就不會因為胡琴一響就發愁。

後來，譚元壽出演【野豬林】【打金磚】【沙家浜】，甚至在80歲時依然演出【定軍山】，這都不能不感謝富連成科班『文武昆亂兼學』的教學方針。

演戲

程硯秋先生和父親譚富英帶着譚元壽唱【汾河灣】，開始了一個孩童的演出生涯。

那一年，譚元壽才5歲。

當時，在北京的開明戲院、天津的中國大戲院，譚元壽與父親譚富英、名旦王幼卿同台演出【汾河灣】。不久，在上海黃金大戲院的海報上，也出現了他與譚富英、程硯秋同台演出【柳迎春】的廣告。

演出海報均以大字寫着：譚鑫培玄孫、譚小培令孫、譚富英令郎、五齡童譚百歲在今天【汾河灣】或【柳迎春】中客串薛丁山。

每逢演出，5歲的譚元壽便身背彈弓，手持長槍，一出場就贏得滿堂彩。

尚小雲先生見到譚元壽時，他才8歲。尚先生跟他說：『等你長大了我帶着你唱戲！』

雖然，這個願望未能實現，但譚元壽與尚長榮先生合作了30多年。

在科班演出時，譚元壽就已擔任起大軸戲【大溪黃莊】的一號角色——褚彪，而且還演出了文戲【戰樊城】【群英會】，武戲【洗浮山】【長坂坡】等。

虛歲十七這年，譚元壽出科，正趕上變聲，就在家調養並繼續學業。

譚元壽心裡一直有個謎霧：自己雖然迷李少春，可是畢竟是『譚派』的正根，父親怎麼那麼積極地讓自己跟李先生學戲呢？

父親的解釋，譚元壽至今銘記——

『什麼是譚派？誰好，就學誰，這就是譚派。古往今來的大學問家都是學無常師，要博學就要轉益多師。你曾祖常說這麼兩句古話，叫作「江河不擇細流，泰山不棄細壤。」你曾祖是金奎班坐科，你爺爺是小榮椿坐科，我的開蒙老師是陳秀華先生。當時你曾祖在世，後來又把我送到了富連成，都是你曾祖的主張。出科後，你祖父就帶着我去拜余叔岩先生。我們都不能只靠家學，閉關自守是學不出來的。就說你曾祖，他的老師就有餘三勝先生、程長庚先生、王九齡先生、孫春恆先生等，不下十幾位先生。學習了各個流派，最後學成了自己的譚派。路總是要越走越寬，不能越走越窄。』

這一番話，道出了『譚派』之所以根深葉茂且具有長久生命力的『秘籍』。回憶當年跟李少春學戲的情景，譚元壽說，李少春是自己的『偶像』——

『我敬他為師，他支持我鼓勵我，他演【野豬林】我也演，他演【打金磚】我也演，他演猴戲我也演，沒有服裝他借給我用，他教導我唱文戲要講究勁頭兒，武戲也同樣要講究勁頭兒，等等一些藝術經驗，直至「文革」中他把我接到家中給我和孝曾說戲。當然傳承李派藝術不是我一個人，還有李光、祝元昆、馬少良、李浩天、李寶春等，我們一起把李派藝術傳承了下來。』

就在譚元壽猶疑自己如何繼承『譚派』藝術的關鍵時候，祖父譚小培和父親譚富英為他指出了一條出乎他預料的發展道路，那就是根據自身條件和興趣，多學、多看、多演，自由發展，大膽闖練。

此後，譚元壽曾先後隨葉盛蘭先生創建的金生社、葉盛蘭京劇團等搭班演出。荀慧生先生也特邀譚元壽參加他的劇團，為他配演二牌老生。

這對於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來說，是至高的榮譽。

譚元壽20歲那年，梅蘭芳先生親自打電話請他從上海趕回北京，陪梅葆玖在北京唱第一場戲。在家中，梅蘭芳給譚元壽和梅葆玖說【打漁殺家】【大登殿】。

這是譚梅兩家深厚情誼的延續，也被譚元壽視為一生中的幸事。

後來，譚元壽在上海為抗美援朝募捐義演，連演了15場【野豬林】。其間，周信芳先生專程來看譚元壽的戲，並請他到自己家中做客。

周信芳對譚元壽的演出予以高度評價，還特別提示他如何運用眼神和身段，說這兩點是體現人物的關鍵，鼓勵他向老祖宗學習，文武兼備。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譚元壽就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京劇團，隨團赴朝慰問志願軍。

戰場條件艱苦，部隊只能用防空木材搭建臨時舞台，或在山坡剷平一塊土地，譚元壽與京劇團戰友們就在這樣的場景下出場演出。

三個多月的演出中，天氣漸冷，達到了零下二十多度，但譚元壽仍要穿着單薄的抱衣抱褲，在又冷又硬的土地上摸爬滾打。

在譚元壽赴朝期間，父親譚富英也接到了赴朝慰問演出的命令。而彼時，譚小培先生已病入膏肓，他把譚富英叫到床前說：『豫升，自古忠孝不能兩全。國事為大，不用惦記我。你就放心走吧。』

譚富英拉着父親的手說：『您一定要等我回來！』便毅然奔赴朝鮮前線。

雖然，父子倆在朝鮮戰場互相牽掛，卻始終沒有見過一次面。譚富英所在的慰問團到達丹東時，家裡傳來譚小培先生逝世的噩耗，而譚元壽一直不知道祖父逝世的消息，當他回京獲悉此事後，顧不上回部隊換衣服，便急忙奔赴家中。

譚元壽來到供奉祖父遺像的靈堂大喊：『爺爺，我回來了！』淚水奪眶而出。他正要下跪磕頭，發現自己還穿着軍裝，遂立正致以軍禮。

入戲

20世紀50年代，譚元壽隨父加入了北京市第一個國營京劇團——北京京劇團，成為一名文藝工作者。

『在北京京劇團，馬連良先生親自給我說戲，張君秋先生器重我，從演韓琪到楊六郎直到後來跟他同演【龍鳳呈祥】的劉備，裘盛榮先生主動邀請我同他一起演全部【將相和】和全部【連環套】，使我的藝術水平有了質的飛躍。』

這一時期，譚元壽演了很多現代戲，【秋瑾傳】【智擒慣匪座山雕】【草原烽火】……他扮演的徐錫麟、少劍波、巴圖等藝術形象至今仍存在老觀眾的記憶中。

最值得一提的是【沙家浜》裡的郭建光。為塑造這個角色，譚元壽與趙燕俠等主動申請到部隊鍛煉。在那樣的特殊環境中，他逐漸感受到了革命軍人的思想面貌，找到了劇中人物舉手投足的生活依據。

【沙家浜】有一場戲是郭建光與沙奶奶敘家常，有給沙奶奶運送稻穀、掃地等細節的展現。由於長期演出傳統戲培養出來的颱風，譚元壽的表演還是給人一種端着架子的感覺。

為了演好這一系列動作，譚元壽仔細觀察勤務員掃地的姿態，並反覆模仿。就這樣，經過不厭其煩的揣摩、排練，一個鮮活、立體的『郭建光』形象『立』了起來，成為譚元壽所演的角色中，分量最重、也最完美的藝術形象之一。

1971年，京劇【沙家浜】被拍攝成彩色電影後，幾乎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文革』後，京劇一度衰落，觀眾稀少，上座率越來越低。北京京劇團的譚元壽和團長趙燕俠根據當時的文化部部長黃鎮和北京市委書記段君毅的意見，組成了自負盈虧的實驗小組到全國各地巡迴演出，取得了經濟上和藝術上的雙豐收。

同時，譚元壽更是帶頭推出了一出又一出的拿手戲。

當年，李少春演【打金磚】是一絕。如今，譚元壽的【打金磚】深得李少春及其父李桂春的精髓，『劉秀』演得精彩至極。

唱功上，譚元壽韻味好、感染力強，耐聽，尤其見功力的那幾十句唱中的『改三年，為三月，改三月，為三日，改三日，為三時……』聲情並茂，層次鮮明，節奏感強而又渾然一體。

舞台上，鑼鼓催起震人的音律，譚元壽急促上場，左遮右掩，在繁重的唱段中，一正，一反，接連兩個『吊毛』，起得高，落得輕，恰如風掃落葉，一掃而過，『硬殭屍』，落地無聲，袍巾蓋面，不偏不倚，乾淨準確，引人入勝，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最後一個『搶背』，衣巾仍正覆蓋臉上，動作輕便，難度很大，純熟、洗鍊、優美。

觀眾看呆了。一個因怕鬼索命、魂魄俱裂、肝膽皆嚇破的劉秀『活』現眼前。此時，乍一兩位冷靜、清醒的觀眾報以掌聲，接着全場為之轟動，繼而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從此，這齣【打金磚】成為譚元壽的代表作。

1972年，譚元壽受到周恩來總理和美國總統尼克松的邀請，參加了歡迎和歡送尼克松總統的盛大宴會，這是他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改革開放後，京劇迎來了希望，全面恢復了傳統京劇的演出。

譚元壽由此迎來了自己京劇舞台藝術上的又一個高峰。

1997年7月1日零時，五星紅旗在香港特區冉冉升起，此時的譚元壽正在香港新光戲院演出【大登殿】。

譚元壽說，自己曾無數次赴港演出，而這一次卻非比尋常，觀眾的掌聲格外熱烈，這不僅是送給演員的，更是送給祖國的。

人品

『京劇的創始人之一，我的曾祖父譚鑫培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為京劇老生行當整理和改編了近百出劇目，流傳至今，他老人家創造了京劇第一個流派，拍攝了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他開創的譚派藝術是我們這些後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遺產。』譚元壽說，自己跟隨了父親譚富英一生，其光輝燦爛的藝術巔峰是自己攀登的目標。

直到晚年，在完成了『音配像』工作之後，譚元壽仍堅稱，自己的藝術水平無法與父輩相提並論。

有一次，幾位新聞界和學術界的朋友看望譚元壽，他懇切地說——

『我今天拜求大家一件事情。今後，你們對別人怎麼稱呼我不管，但是千萬不能在我的名字前面使用「藝術家」三個字。因為在你們看來，我父親是藝術家，四大名旦是藝術家，把我與他們放在一起，一視同仁也稱為藝術家，這實在讓我無地自容了。』

數年前，南北京劇三代名家會聚上海，有的青年演員恨自己生不逢時，羨慕老藝術家成名早，有人就問譚先生是哪一年成名的。

應該說，這是個非常棘手的問題。譚元壽卻不假思索地說：『我現在也沒有成名呀！』

回答看似輕描淡寫，實則驚嘆四座。

譚元壽總說，自己的水平與堪稱藝術家的老一輩相距太遠了——

『父親完整地繼承了譚鑫培、余叔岩先生的藝術體系，成為正宗老生的標杆，他的人品對我一生影響最大，他總教育我做人要忠厚，唱戲要高調門，做人要低調門，要學會吃虧、讓人，對別人「厚」，才有自己的「道」，才有後代子孫的「道」，我一生悟出其中至深的哲理，這些做人之道也始終指導了我一生。』

『我一生沒有做過對不起人的事，但我對不起一個人，那就是陪伴我一生的愛人。她替我孝敬祖父、祖母、伺候父親、母親，照顧弟弟、妹妹，為自己養育兒女，看護隔輩人。她伺候了譚家五代人，我最感到對不起的，就是她，我只有好好活下去，繼續為京劇效力，才是對她最好的回報，這也是我愛人的最大心願。』譚元壽說。

2003年，『非典』肆虐京城。此時，譚元壽接受了黨和國家給予的光榮任務，趕排了京劇【非常家庭】。

譚元壽帶着兒子、兒媳、孫子赴抗擊非典第一線慰問演出，共演10場，深受醫務工作者歡迎。那一年，譚元壽已經72歲高齡。

在譚元壽舞台生活八十年座談會上，回憶自己走過的藝術人生，這位老藝術家感慨良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今的半個多世紀裡，黨和國家始終給予了我以及「譚派」藝術七代人崇高的榮譽和強有力的支持和關懷，譚家才有了七代人從事京劇老生藝術的奇蹟般的歷史。』

譚鑫培的陵墓於2005年被國家定為文物保護；在共和國成立之初，譚小培就被聘請為中國戲曲學院十大教授之一。

譚富英是新中國成立後最早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文藝界人士，並被推選為全國人大代表。2006年舉行的譚富英誕辰100周年紀念活動，規格之高，影響之大，在京劇界實屬罕見。

譚元壽的兒子譚孝曾已是全國政協第十、十一、十二屆委員，並被聘為中國京劇優秀青年研究生導師。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譚孝曾出席座談會，現場聆聽了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黨給予譚家的殊榮，也是京劇界的殊榮。

譚元壽的孫子譚正岩畢業於中國京劇優秀青年研究生班，並獲得過中央電視台全國青年演員大獎賽金獎，現在是京劇界重點培養對象。

『譚家祖祖輩輩沐浴着黨和國家的厚恩，這些榮譽不單單是給予譚家的，也是給予我們京劇界的。中國老百姓發自內心常講的一句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今天我要講，沒有共產黨就沒有譚家的今天，也沒有京劇的今天。』

這些話，都是譚元壽的肺腑之言。他說，真誠地希望京劇人發揚『擁抱着取暖，牽着手過河』的精神，發揚好中國傳統文化，弘揚好京劇藝術，多出精品力作，多出優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