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家孔子】——儒學西傳的奠基之作

作者：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張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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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儒家思想開始傳播到歐洲，儒家的經典著作【四書】開始被翻譯成拉丁文，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開始展現在歐洲人面前。儒家思想西傳歐洲的奠基性著作就是【中國哲學家孔子】。

一

方豪先生在【十七八世紀來華西人對我國經籍之研究】一文中指出：『西人之研究我國經籍，雖始於十六世紀，但研究而稍有眉目，當在十七世紀初；翻譯初具規模，乃更遲至十七世紀末；在歐洲發生影響，則尤為十八世紀之盛事。故我國文化之西被，要以十七八兩世紀為重要關鍵。』中國典籍西譯最重要的就是【中國哲學家孔子】這本書。

【中國哲學家孔子】於1687年在巴黎的最終出版是由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完成的。當時，柏應理在『羅馬學院』（Collegium Romanum）找到了基歇爾死後留下的【中國哲學孔子】部分譯稿，這些譯稿是殷鐸澤返回歐洲時所帶回的。他交給了基歇爾。法國皇家圖書館館長得知這部書稿的情況後，提出要出版這本書。柏應理又在書稿中加上自己寫的序言和他早在中國寫好的【中國年表】。書很快進入了出版程序，並於1687年在巴黎出版。書的標題為：【中國哲學家孔夫子，或者中國知識，用拉丁文表述，通過殷鐸澤、恩理格、魯日滿和柏應理的努力】。

這本書的最終完成者是柏應理，但實際上來華耶穌會士對【四書】的翻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按照美國漢學家孟德衛的看法，來華耶穌會士對【四書】的翻譯從羅明堅和利瑪竇時代就開始了。殷鐸澤首先開始翻譯【中庸】，將其譯為【中國政治道德學說】，而且耶穌會士在華共同翻譯的【大學】【論語】的譯稿也是他帶到羅馬的，他對【中國哲學家孔子】這本書的貢獻不亞於柏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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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中國哲學孔子】形成的過程中，發生了著名的『禮儀之爭』。這一事件是理解【中國哲學家孔子】的重要維度。

在如何看待入教儒生的祭祖、祭孔的風俗和Deus譯名理解上的分歧最早起源於耶穌會內部。對利瑪竇主張『求同存異』的傳教策略第一個發難者是龍華民。四年後，從菲律賓入華的兩名托缽修會傳教士在入華不久挑起了與耶穌會傳教路線的爭論，從而將如何看待中國禮儀的問題由耶穌會內部擴大到了來華各修會之間的爭論。多明我會的黎玉范1643年返回羅馬後向傳信部所提出的報告，最終導致了教宗英諾森十世1645年9月12日所批准的聖諭，禁止中國教徒施行中國禮儀。為回應黎玉范的挑戰，1654年來華耶穌會士衛匡國返回羅馬後提交了報告，兩年後，1656年3月23日亞歷山大七世頒布了【羅馬教廷聖職部給中國傳教士的部令】，在沒有否定1645年聖諭的前提下，也認可了在華耶穌會的傳教策略。

面對兩個不同的決定，在遠東的傳教士不知如何執行羅馬的決定，由此，1659年和1669年11月13日羅馬的聖職部分別下達了關於靈活執行1645年和1656年兩個決定的決議。

【中國哲學家孔子】初步形成書稿是廣州會議，清初楊光先反對天主教，湯若望、南懷仁等人被打入死牢。為此，在各地的23位來華傳教士被集中於廣州。在此期間，召開了『廣州會議』，這是來華的各個天主教修會討論關於中國禮儀的會議。經過激烈討論，來華耶穌會士恩理格和魯日滿、柏應理開始在原先『四書』簡略直譯的基礎上，重新進行了校對和注釋。尤其針對其中譯名的敏感之處以及耶穌會當時所受到的批評，引用中國古籍在譯文中提出反駁，這項工作大概在1670-1672年間完成。

【中國哲學家孔子】成書於禮儀之爭的過程中，作為書中一部分內容的【中庸】，即殷鐸澤的【中國政治道德學說】和批評耶穌會的著作多明我會的傳教士閔明我的【中華帝國歷史、政治、倫理及宗教概述】先後發表於禮儀之爭過程中，從而擴大了爭論的範圍。柏應理1685年回到歐洲，並於1687年出版【中國哲學家孔子，或者說是用拉丁文來展現中國的智慧】。此時羅馬教廷正在調查關於禮儀之爭事件，書出版後也被當作為其批判的對象上報給教廷。

三

柏應理在書的前言中為利瑪竇的傳教路線進行了辯護。利瑪竇的傳教路線就是『合儒易佛』，如他在【中國傳教史】一書中所說：『每月之月初及月圓，當地官員與秀才們都到孔廟行禮，扣扣頭，燃蠟燭在祭壇前面的大香爐中焚香。在孔子誕辰時，及一年某些季節，則以極隆重的禮節，向他獻死動物及其食物，為感謝他在書中傳下來的崇高學說……使這些人能得到功名和官職；他們不念什麼祈禱文，也不向孔子求什麼，就像祭祖一樣……關於來生的事，他們不命令也不禁止人們相信什麼，許多人除了儒教外，同時也相信另外兩種宗教。所以，我們可以說，儒教不是正式的宗教，只是一種學派，是為了齊家治國而設立的。因此，他們可以屬於這種派，又成為基督徒，因為在原則上，沒有違反天主教之基本道理的地方。』從宗教性上，利瑪竇判斷『孔子不是神』，這是說給西方人聽的；從歷史性上，利瑪竇強調儒耶相通，通過肯定原儒，批評新儒家，說明儒耶在源頭上的一致性，這是說給中國士人聽的。

但龍華民並不認同利瑪竇這套道理。他在【論中國宗教的幾個問題】一文中開宗明義就說：『中國的「上帝」（天上的皇帝）這個稱呼就開始讓我覺得有些不妥，因為我到了中國，按照我們耶穌會的習慣讀過儒家的四書之後，發現那些評註者對「上帝」一詞所下的定義是與神性相違背的。』他通過自己對儒家經典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儒教里，除了所有儒教徒都了解的庸俗化的表面教義以外，還有一個專屬於儒教大師的隱性教義。第二個結論：孔子之所以儘可能避免明白清晰地談論鬼神、理性靈魂與死後世界，是因為擔心公眾完全了解自己哲學會導致自己哲學的毀滅，會引起國家的混亂。第三個結論：孔子的上述觀點導致了人心墮落，也抹煞了中國學者的智慧，將它們的智慧局限於可見可觸的領域。第四個結論：由於同樣原因，中國學者陷入了最嚴重的邪惡即無神論之中。』『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古代的中國哲學家也都是無神論者。』

利安當在【論中國傳教事業的幾個問題】中，與龍華民持一樣的觀點：『1656年衛匡國神父在向羅馬方面做報告時說，中國祭孔活動中沒有祭司或是偶像崇拜巫師的介入，也沒有任何偶像崇拜者倡導的內容。而僅僅是學者和哲學家集合在一起，不帶任何其他目的，按照他們的學派通過純粹世俗的政治儀式表達他們對老師孔子的尊敬之情。』『中國人通過類似的祭祀祈求天、地、祖先等神靈。然而即使這種崇拜當時僅僅是世俗性的，依然可能因為2000多年間的道德敗壞和新入風俗，在實踐中卻退化成迷信和偶像崇拜。』他通過自己的考察，得出明確的結論：『孔子以及古今所有的中國人都不曾對真神上帝Dieu有任何認知，他們所知道的都是諸多偽神。他們之所以祭拜這些鬼神，僅僅是為了得到他們的恩惠。官員和平民全都祭祀自己的祖先。中國人根據自己的不同地位分別將這些鬼神中的不同個體視為自己的保護神。每個家族的保護者都是他們的先祖。而孔子則是中國一切學者的保護神與捍衛者。很顯然，中國人相信這些祭禮都是正確的、虔誠的，都是對他們死去親人的宗教禮儀。因此，在他們看來這種崇拜完全是宗教性而非純世俗性、政治性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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