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儒法同構』遇到『三教論衡』 中華文化如何重生?
舊邦新命脫胎於【詩經大雅文王】中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意思為周雖然是歷史悠久的邦國,卻不會在守舊中滅亡,其使命在於不斷革新。馮友蘭先生將其概括為舊邦新命,認為這四個字,中國歷史發展的新階段足以當之:就現在來說,中國就是舊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現代化。我努力保持舊邦的同一性和個性,而又同時促進實現新命。 舊邦就是具有古老的歷史和文化,新命就是在歷史的連續中不斷有新的發展。作為唯一具有連續未中斷的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而又新生的國度,我們一直面臨着文化如何更好地承傳與重構的問題。 中華文化具有強大的自我更新能力 歷史上,正統文化曾多次面臨外來文化的衝擊,但每一次危機最終都成了文化新生與再造的契機。先是在不同諸侯國基礎上混合而成的周朝面臨不同甚至異質文化的融合問題。在反抗商紂的共同目標完成之後,不同於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公制禮作樂,敬德保民,以人為本,修文德以賓服遠人,塑造了早期中華文化的強大向心力與價值認同。同文同種,文化是與種族、血緣同等重要的因素。其後,秦國重法排儒,建立了第一個封建王朝,卻又因苛刑厲法,民怨沸騰,以致二世而亡。漢朝建立後,汲取亡秦教訓,先用黃老,又獨尊儒術。後世王朝承繼秦漢制度,法治與德治兼用,維繫了基本的社會與文化秩序。儒法同構,或曰外儒內法,中華文化在制度層面體現了其相反相成的基本特徵。 隨着佛教的傳入以及道教的興起,傳統的儒法結構在個人生活乃至社會治理層面都面臨着新的挑戰。面對宗教紛爭,先民並未採用戰爭來解決觀念認同問題,而是呈現了諸如三教論衡那樣相互辯難、交流通融的景觀。佛道興起,不僅促進了儒學的更新,也使得佛教開枝散葉、道教分宗立派,各續新命。玄學、禪宗、理學的興起,對於中華民族的人生理念、生活方式乃至邏輯思維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些不同質素的文化,給傳統文化帶來了新的生機與活力。明清以降,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國際貿易的興起,歐風美雨之下,中國傳統文化又面臨着西方文化的強勢侵襲,出現了中西體用之爭,甚至完全西化的主張。經過多次政治革命與文化運動的滌盪,中華文化沒有中斷或摒棄傳統,而是在反思的基礎上着手重構,在充分借鑑汲取西方文明的基礎上不斷將傳統文化轉化為現代中華文明。 由此可見,每一次不同文化質素的融入,都促進了中華文化的重構與新生。在此基礎上,中華文化不是一家獨大,而是開放包容、多元共生的結構。馮友蘭先生曾指出:一民族所有底事物,與別民族所有底同類事物,如有程度上底不同,則其程度低者應改進為程度高者,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生存。但這些事物,如只有花樣上底不同,則各民族可以各寧其舊,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特色。中華文化正是在這種不同類事物的不斷衝擊下吐故納新,甚至浴火重生。 當一種文化形態固化或者與新的實踐脫節時,異質思想文化會刺激其覺醒、自新,進而展開更為開闊的新命。秦漢時期的儒法同構,唐宋時期的援佛入儒以及近代以來的中體西用,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都是不同思想文化在傳統與實踐基礎上融合共生的產物。它們不僅豐富和發展了域外文化,也改善和更新了中華傳統文化,形成了新的體系與傳統。我們講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根本上是源於文化自信,源自中華文化強大的自我更新再造能力。 在傳承借鑑中向前發展 傳統有時會因時過境遷被遺忘,只有被人們重新記起或面對時才變成真實的歷史存在。傳統文化的價值也需要我們去開掘、發現和賦予。當前,國內出現的國學熱、書院熱、非物質文化遺產熱以及對家風、工匠精神的提倡等,就是為了更好地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 在【三松堂自序明志】中,馮友蘭先生說: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雖然已經過去了,但它也是中國新文化的一個來源,它不僅是過去的終點,也是將來的起點。將來中國的現代化成功,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國家。【禮記大學】曾將舊邦新命與日新新民等精神相提並論,指出商湯之【盤銘】就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字句,表明除舊更新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尚書康誥】云作新民,強調要造就一代自新之人。【易傳】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張岱年先生解釋說:世界是富有而日新的,萬物生生不息。生即是創,生生即不斷出現新事物。新的不斷代替舊的,新舊交替,繼續不已。由3000年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一語引申發展而來的剛健日新思想,體現了中華文化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基本精神,激勵着一代代炎黃子孫不斷創新進取,生生不息。 隨着世界政治力量的多極化與經濟一體化的迅猛發展,中華文化持續面臨着不同乃至觀念相左的文化思想的衝擊。其中既有中西體用之爭、古今道統之辨,也有左右之分、激進與保守之別。但無論怎樣,以開放包容、多元共生為基本特徵的中華文化,既不會驕矜自大、固步自封,也不會中斷傳統、全盤西化。相反,在當今世界日趨僵化的價值理念與極端文化思想以及民粹思潮造成的緊張局面中,奉行中和之道的中華文化,不僅可以為世界不同文明的對話與文化的融通提供最佳平台,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尋求共識與方向目標,還可能在不斷汲取不同文明養分的同時,充分激活傳統,實現中華文化的重構與再造。 開放包容、多元共生的中華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可塑性,它不偏激、不走極端、中正平和,體現出與霸權主義、極端思想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徵。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如果不能正視世界先進文化,閉目塞聽,固步自封,中華文化就會喪失前進動力與更新能力。只有在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充分吸收借鑑一切先進的文化與文明,才能在新的挑戰與實踐中融貫中西,新舊合冶,創造出無愧於時代和歷史的偉大文化與璀璨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