詔令類文體（一）：詔書

  : 吳承學　劉湘蘭

　　中國古代文體史話詔令類文體是指古代社會以『王言』即皇帝命令為主的下行公文，也包括那些官方命令性質或告示、曉諭天下民眾的文體。清代姚鼐【古文辭類纂】詔令類序對此有一段總括的說法：『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眾，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皆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傅之。』
　　詔令類具體包括哪些文體？姚鼐【古文辭類纂】詔令類收錄了告諭、令、詔、賜書、策、敕書、璽書、檄等文體。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詔令類則包括：誥、詔、諭、令、教、敕、璽書、檄、策命等。清末吳曾祺的【文體芻言】進一步把詔令類詳分為：詔、即位詔、遺詔、令、遺令、諭、書、璽書、御札、敕、德音、口宣、策問、誥、告詞、制、批答、教、冊文、諡冊、哀冊、赦文、檄、牒、符、九錫文、鐵券文、判、參評、考語、勸農文、約、ァ⑹盡⑸蟮サ熱十多個文體。（【涵芬樓文談】附錄）這些詔令類文體各自有特定的用途，其寫作也有相應的要求。自古以來，許多學者對這些文體的體制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我們擬選擇介紹一些有代表性的詔令類文體，本文先談詔書。
　　詔書，作為皇帝專用的公文文體，已有兩千多年歷史。在封建社會，詔書的發佈關係到軍國大事、國計民生，也體現了封建皇權。劉勰【文心雕龍・詔策】說：『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淵嘿黼，而響盈四表，其唯詔策乎！』因為詔書總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出現，漢代劉熙【釋名・釋典藝】說：『詔書。詔，照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有由也。』以同聲相訓，釋『詔』為『照』。唐代呂向【文選】注曰：『詔，照也。天子出言，如日之照於天下』，呂向引申劉熙說法，把『照』的主體明確為太陽，以『日』擬君主，更形象地說明了詔書既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又兼有教人事理、溫暖人心的功能。所以詔書既有威嚴一面，又有溫厚一面。
　　詔書從其定型到消亡，伴隨着中國封建社會的興亡，所以詔書是研究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史的重要文獻，在中國古代眾多文體之中，具有相當獨特的地位與價值。
　　作為皇帝專用的正式文書，詔書始於秦漢。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改『命為制，令為詔』。漢代承其緒，將皇帝的文書定為四類：即策書、制書、詔書、戒敕。蔡邕【獨斷】曰：
　　制詔，制者，王者之言，必為法制也。詔，猶告也，告教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
　　任P【文章緣起】也明確地說『詔，起秦時』。而明代黃佐【六藝流別】卷七則說：『詔者何也？以言召也。人有所不知，以言召而示之，使其心昭然也，乃通用之辭。漢以後天子渙號，始專以詔名矣。』黃佐認為，『詔』字的原始意義就是用語言昭示他人。在漢以前，『詔』是人們日常通用之辭，到了漢代才成為天子的專用文體。黃佐的【六藝流別】以漢代為詔書文體的代表性時代，該書收錄的詔書，全采自漢代而不及其他時代。
　　詔書既是從前代其他『王言』文體改名而成，它的淵源和原始形態必然可以追溯到更遠古的時代。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中說：『詔策奏章，則【書】發其源。』這是從宗經的角度，比較籠統地把【尚書】看成詔策奏章的淵源。【文心雕龍・詔策】認為詔書源出於軒轅唐虞之時，詔之名出自【周禮】『明君之詔』。吳曾祺【文體芻言】則認為周文王的【詔牧】、【詔太子發】是詔書文體名稱的源頭，他說：『周文王有【詔牧】、【詔太子發】二篇，詔之稱蓋權輿於此。後世相傳秦始皇始為詔，然其文不可得見。漢詔則存者多矣，其文詞典雅，為歷朝之所不及，亦其近古然也。』清末王兆芳的【文體通釋】和近人薛鳳昌的【文體論】皆持類似觀點。從【詔牧】產生的背景與內容來看，周文王【詔牧】是在遭受天荒時，要求官員鼓勵農耕而發佈的命令，類似於後代的勸農詔。【詔太子發】則是周文王對太子發的教育和訓導。吳氏等人以之為詔書文體名稱的源頭，有一定的合理性。
　　不過，吳曾祺說：『後世相傳秦始皇始為詔，然其文不可得見。』今檢嚴可均【全秦文】卷一收錄了秦始皇【詔丞相隗狀王綰】和秦二世胡亥的【詔李斯馮去疾】，可以看作是秦代的詔書。【詔丞相隗狀王綰】一文說：『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壹之。』雖然文字簡短，但其內容是關於統一度量衡制度的詔書，十分重要。
　　【漢書】收錄西漢詔書甚多。文體學家都認為，漢詔是詔書文體體制的典範。由於統一政權需要正規的公文運作，漢詔的寫作與運用也趨於規範化。蔡邕【獨斷】對漢代詔書的形式有簡略記載，文曰：
　　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為詔書。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群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之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蔡邕【獨斷】記載了漢代兩類詔書形態，一類是皇帝直接下達的命令，一類是皇帝對臣下奏議的批示。從現存兩漢詔書來看，蔡邕記載的詔書形式大致可信。皇帝直接下達的詔書起首用語往往直稱官職，如漢高祖的【疑獄詔】即首言『制詔御史』；漢文帝的【即位赦天下詔】首稱『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這種只稱官銜，不呼姓名的現象在西漢詔書中很多。當然【獨斷】所言，也非固定不變的形式。如漢代詔書的起首也有直稱官員官職與姓名的，結尾並不是全以『如故事』結束。更多時候，詔書的結語相當靈活，沒有固定程序。
　　漢代詔書以散體行文。西漢初期，去古未遠，詔書語言質樸無華。尤其是漢高祖的詔書，既無典故，也不講究言辭對仗之美，直白道來，幾近口述。如其【赦燕吏民詔】曰：
　　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g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漢書】卷一下）在這篇詔書中，漢高祖簡單交代了自己發現燕王盧綰有謀反之心的過程及處理辦法。詔文直陳事實，對文辭不加修飾。
　　劉勰說：『觀文景以前，詔體浮雜，武帝崇儒，選言弘奧。』可見從文景時代到漢武帝時代，尤其是漢武帝時代，是詔書文體發展的重要階段。漢武帝獨尊儒術，推崇典雅。他本人也愛好藝文辭章，深受當時辭賦創作的影響。因此，漢武帝時代的詔書句式趨於整飭，尤其注重修飾文辭。昭明太子編【文選】，其選錄文章以『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為標準。【文選】設立『詔』體，只收錄了漢武帝的【求賢詔】和【賢良詔】。可見這兩篇詔書從立意到辭章，都得到了後人的肯定。以【求賢詔】為例，其文曰：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馳而致千裏，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文選】卷三五）
　　這篇詔書立意高遠，氣勢充沛，語言簡潔醇雅，句式整齊而不呆板，具有辭意雙美的審美效果，文學藝術性很高。歷代學者對漢代詔書評價甚高，班固評論西漢詔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漢書・儒林傳】）。姚鼐對西漢詔書更是推崇備至，認為『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古文辭類纂序・詔令】）。他的【古文辭類纂】所收詔書全是漢詔，而且基本是西漢之詔。魏晉時期，詔書的體式沿襲東漢，大致比較穩定。但在南北朝時期，詔書的文體形態又有新發展。與漢代詔書首稱詔告對象的官銜不同，南北朝詔書出現了首稱『門下』的體式。如宋孝武帝劉駿的【沙汰沙門詔】、梁武帝蕭衍的【北伐詔】、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贈徐州僧統並設齋詔】、魏收撰寫的【為武成帝以三台宮為大興聖寺詔】等等，都首稱『門下』。『門下』並非官銜，而是當時政府機關的名稱，並且是中央政權的重心所在。詔書的這種體式，一直沿襲到唐宋以後。據宋張B【雲谷雜記・門下】記載：『門下省掌管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不過，唐宋時期有的詔書也可以首稱『敕某』，直呼詔告對象的姓名。宋代王應麟的【辭學指南】概括了詔書的基本體式：『讓畔攏或雲饒車齲……故茲詔示（獎諭、誡諭、撫諭隨題改之），想宜知悉。』除此之外，從現存唐宋詔令來看，唐宋詔令還有以『佈告中外，體朕意焉』、『佈告中外，明諭朕懷』等語作結的情況，不一而足。明清詔書的開頭多有『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之語，這種體式形成於明初。明太祖初年，規定大朝會的正殿為奉天殿，於皇帝所執大圭上刻『奉天法祖』四字，與臣下誥敕命中必首稱『奉天承運皇帝』。後相沿成為皇帝敕命中的套語。
　　

　　自漢至唐，詔書最顯著的變化莫過於其語言從散體轉變為駢體，風格由古樸趨於雅麗。由於駢體文具有便於宣讀的優勢，唐宋時期的大部分公文文書以駢體文來寫，詔書也不例外。不過唐宋時期的詔書也有用散體來寫的，詔書用駢用散都是可以的，所以宋人呂祖謙說：『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玉海】卷二百二）
　　雖然唐宋時期的詔書以駢體為主，但宋代以後，古文復興，在很多學者眼中，駢體詔書講究對偶辭藻，傷於雕琢，難與散體詔書比肩。宋祁在【宋景文筆記】中說：『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以便快，然不可施於史傳。余修【唐書】，未嘗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唯舍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非所施雲。』詔令本應是史書記載的重要內容，由於是駢體，竟然被排除於史書之外，宋祁對駢體文的鄙薄之意不言而喻。清代學者張謙宜更是認為漢代『文帝諸詔，直露其愛民忠厚之心，令人感嘆。後世改為四六一派，支飾煩言，皆無足稱』（【齋論文】卷三），對四六體詔書一概予以否定。其實，六朝以來，大量駢文詔書同樣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也有不少詔書文辭得體切當，對其價值一概抹殺是不客觀的。
　　詔書帶有很強烈的政治色彩和實用性，而且相當程式化，若從純文學的角度來看，詔書本身並非文學作品。但是，從中國古代傳統文章學的角度來看，詔書卻是古代比較重要的文章之體。它是『王言』，為了表現出莊重與尊嚴，為了獲得更大的權威性，詔書必然在語言修辭上有特別的要求，必須有獨特的文體體制與文體風味。所以【後漢書】卷七五記載陳忠上疏說：『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我們還要注意到，中國古代許多詔書，其實是由專門機構的大臣代擬的。比如兩漢時代的詔書，由尚書擬寫。所以劉勰說：『兩漢詔誥，職在尚書。』唐代的詔令則由翰林學士擬寫。這些大臣，無不是經過嚴格訓練、具有高超寫作技巧的文章高手，甚至不乏文章大家，如宋代的歐陽修、蘇軾都草過詔書。近代文學家、文論家林紓認為詔書措辭以冷靜客觀、簡潔明白最為重要，最高境界當為『持以中正之心，出以誠摯之筆』（【春覺齋論文】）。相對其他身份的個人創作文體而言，詔書為了體現最高的權威性，其語言更應該典雅、純粹、規範和準確。
　　當然，除了語言修辭之外，從文章學的角度，詔書也可給人審美上的感受。詔書作為皇帝專用的文體，除了顯示最高權威之外，針對不同對象、不同事務的詔書，各具有獨特的意味。【文心雕龍・詔策】上說：
　　夫王言崇秘，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恆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伐，則聲存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
　　所謂『重離之輝』、『風雨之潤』、『星漢之華』、『雷之威』、『春露之滋』、『秋霜之烈』形象地說明了不同詔書具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及由此而產生的藝術感染力。宋代樓P編有【東漢詔令】，他在【後序】中說自己『幼嗜【西漢書】，每得一詔，輒諷味不忍釋。噫！一何其沈浸x郁，雍雍含咀，入人之深也』。正是指自己在閱讀西漢詔令時所得到強烈的感受，這種感受，既有政治倫理內容方面的感動，也有文章形式方面的審美享受。又如林紓特別推崇唐太宗李世民的詔書，認為唐太宗的詔書，各具情態，『其中或緯以深情，或震以武怒，咸真率無偽，斯皆詔敕中之極筆也』（【春覺齋論文】）。再如陸贄擬制的詔書令『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權德輿【陸贄翰苑集序】）。作為純粹的公文文體，詔書的這種藝術感染力使其具有與眾不同的審美特質。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