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字後面的俗人心理

  來源: 中華讀書報

【南方周末】自由談上我很喜歡讀羅志田先生的雜文，因為欽佩史家的學養，一直想當面請教。讀其『陳寅恪的一名兩制』後，找到了結識羅先生的方式：不打不成交。他在文章中說到『名從主人』。這裏既有主與客，又有字和音的關係，二者交織在一起，似乎不支持羅先生的推論。什麼是『名從主人』，典型的例證就是韓國首都的名稱，我們改『漢城』為『首爾』就是『名從主人』。我們沒有道理為人家的首都起名或不遵從人家現在的名稱。時下關於陳寅『恪』的爭論，不是關於『名』，而是關於『音』，沒有人為陳先生改名。我們都是中國人，一般而言，我們在漢字面前沒有主客之分。但是如果一個字在字典中有兩個音，名主對大家的發音有所希望，便存在一個『音從主人』的問題。而如果字典中只有一個發音，在正式的場合就沒有選擇。偏偏希望大家發一個字典上都沒有的音，只能說是一種霸道。你以為你是這個字的主人，其實不然，你和大家一樣，我們都是漢字的子孫，漢字前的過客。  
　　羅志田先生說：『其實兩種讀音都為陳先生自己所用，不過一以對內，一以對外而已。』這是沒有根據的。一個人的名字，別人念叨要比自己道白不知頻繁多少倍，有的人甚至從不說自己的姓名。所以陳寅恪先生在國內未必面臨非要讀『恪』的時刻，而在用羅馬字注音時實實在在遇到了標音的問題。為什麼陳先生在讀音上不會是一以貫之呢，我們指的是正式的場合。為什麼要將一種專橫的文化邏輯強加給陳先生呢？  
　　羅志田先生文章的結語很有味道：『有時書面史料不一定就比口述史料更可靠―――如果陳家人及其學生都讀若què，而有學者竟能以某種書面史料「科學地」糾正上述人的共同「錯誤」，這是知識的力量，抑或史學的悲哀，還真不好說。』他講的書面史料當指陳先生註冊時的羅馬字。但字典上的不二標音難道不是更大的『知識的力量』。『史學的悲哀』，說得太好了，宏觀上那是陳先生和一代中國史家的最終命運，微觀上那是解析這道文字遊戲時今人在方法論上的狹窄。恪讀作que的歷史透露着什麼，毫無疑問是需要解說的。  
　　que是恪的地方音，有人說是客家話的發音。為什麼地方音很多，大家將一個字典上都沒有的發音獨獨用在中國現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身上，幾乎看不到如此方式用在別人的姓名上。我以為，首先是『套近乎』的心理。que是地方音，也就是陳先生家裏人稱呼他時的發音。最親密的朋友跟隨這種發音是頗可理解的，是親近、不見外的表達。而更外一層的學人，未必能出入陳宅，但能夠頻繁地聽到寅恪密友說『寅恪』時別具一格的發音。最初聽到必會詰問，答覆是：人家家裏就是這麼叫的。於是有了發生學的第二層理由：向他人顯擺―――我知道大師家裏的事情，你們不知道；學問大的人如此讀這個字，這麼讀是有學問的標誌，不這麼讀就丟人了。一個字典上沒有的發音飛落到最偉大的學問家頭上，決非偶然，因為大家敬仰學問，因為漢字和大學問家一樣高深莫測。別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敬畏漢字的，我的大課160人上，每年一度的大名單中必有我讀不出的字。  
　　對大學問家的敬畏、高攀、套近乎、吹噓實際上並不存在的來往、乃至近乎迷信的崇尚，都有庸俗的一面。但是在一個掃蕩和打壓文化的年代，即使是硬幣的醜陋一面也發揮着積極的功能。陳寅恪面臨新政權的最初一刻便道出了最硬朗的話語：要我主持歷史所的工作，該所就不可以設黨支部，請毛公或劉公為此寫個字據。那是一次罕見的、也只能是短暫的客（真巧，又是一個ke字）大欺店。說出這種大不敬的話語後的十餘年間，他一直領取381元月薪，在經濟困難時期每日特供四瓶牛奶，中山大學在其家門口專修一條水泥路供盲翁散步。在那個九丐十儒的年代，這待遇獨一無二。奇蹟為什麼會發生？歸結為父母官陶鑄禮待知識分子恐怕沒有找到根源。因為以陶鑄的文化水準難以判定陳寅恪之高深，陶鑄極可能是從毛澤東那裏聽說了陳寅恪之稀罕，竊以為一定程度上，他是代毛澤東禮遇陳寅恪。  
　　對學者的崇尚是一枚硬幣。硬幣必有兩面。其正面是對文化的尊重和嚮往，負面是人性中庸俗、虛榮的一面，是攀附，是裝門面。硬幣的負面，導致了que的發音，也通過政治家微妙迂迴的心路，一時間保護着中國最後的大師。陳寅恪創造了若干文化奇蹟：失明還能寫書，那年代知識人中唯一全面保持尊嚴的，名字的發音爭論至今。但是這位新舊之交的學術巨子的文化使命―――結晶其畢生所學，註定是『斷腸史』（見其臨終自撰聯語）。如果他完成了使命，後人幾乎一定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談論他。
      作者：鄭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