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宋代在我國封建社會中所處地位的考察(5)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三
宋代產生了理學，它究竟說明了當時社會的什麼問題？應該如何對其進行評價？在這方面，恐怕更難取得一致意見。目前我國多數研究者認為，理學的形成最明顯不過地說明宋代社會已處於僵化、腐朽的狀態，迫切需要從思想上維護行將衰亡的封建統治秩序。而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學，是以『天理』為最高範疇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它從哲學高度論證了地主階級統治的合理性，強化了封建的綱常倫理，妄圖挽狂瀾於既倒。因此受到統治者的青睞，成了宋以後統治者的御用工具。
我個人認為，這樣分析理學產生的社會原因和評價其歷史作用，是值得商榷的。
前面說過，宋代曾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社會生產力有長足的進步，階級關係方面也出現了新的變化，整個社會不是走下坡路而是充滿活力地繼續向前發展。只是由於金兵南下、土地兼併及下面還要談及的社會倫理關係混亂等問題，給社會發展帶來巨大阻礙和困難，迫切地需要加以解決。因此，有宋一代的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呈現出一派活躍景象。雕版印刷業的發達，又為這種繁榮提供了有利的物質條件。可以這樣說：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中又一次『百家爭鳴』的時代。它的昌盛興旺，除了人們交口稱讚的『三大發明』而外，還表現為當時政治、思想、科學、文學方面都出現了新潮流，我認為，不妨稱之為『四大運動』。這四大運動是：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政治改革運動、以朱熹為代表的新儒學運動、以沈括為代表的科學技術運動和以歐陽修為代表的古文運動！毋庸置疑，這四個方面的運動都是為鞏固和改進封建統治秩序服務的，其成員都是為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而殫思竭慮。理學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故揭露其階級實質，至屬必要。不過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這些運動又有它產生的必然性、合理性，它們對當時的社會發展起過不同程度的進步作用。倘若我們對於王安石、沈括、歐陽修的學說與成就給予充分地肯定和高度的讚揚，而將朱熹的新儒學擯斥入另冊，認為它只是謬誤與反動的思潮，恐怕是有失允當的。
在一篇短短的文字裏，我們無法對博大精深的理學做出全面的分析與評價。這裏只想結合宋代社會的具體歷史條件，說明它為何具有歷史進步性的一面。
首先，新儒學的社會基礎是品官地主。
前面說過，品官地主取代門閥地主的支配地位，是地主階級內部的新陳代謝，是歷史的進步。過去許多論者認為朱熹所代表的是大官僚、大地主，或者說他代表的是中小地主，看來理由都是不充分的。事實上，有宋一代的一大批頗有作為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界人物，包括范仲淹、包拯、歐陽修、王安石、沈括等人，都是品官地主的成員。他們原來的出身，有的顯赫，有的低微，在躋身品官地主行列後，對宋王朝的政治文化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也往往與最高當權者和官僚集團中的腐敗勢力形成尖銳矛盾，發生鬥爭。新儒學可以說是在品官地主內醞釀形成的一種思潮，是品官地主的思想理論體系。它經歷了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等人，至朱熹時最後完成。朱熹以一布衣，於十九歲登進士第，二十二歲除泉州同安主簿，後知南康、漳州、潭州等地，長期的地方仕宦生涯使他較為了解社會的實際情況，體察民間疾苦，提出過許多匡世濟時的政治、經濟主張。為實行這些主張，他並不顧及個人安危，始終不渝。譬如，紹熙五年（1194年）寧宗繼位，熹被拜命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按規定是進講【大學】，朱熹便利用這個機會敦請皇上：『反覆訪問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寧宗聽後，十分惱怒，斥道：『初除某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對他的諫進，全然否定：『朱某所言多不可用；』[23]結果將朱熹逐出宮廷。後來，韓腚欣咳ǎ進一步打擊朱熹，稱道學為『偽學』，這時他的處境非常危險，自稱『頭常如粘在頸上』[24]但他仍不甘沉默，『草封事數萬言』，欲再進諫，因弟子紛紛勸阻，方『取奏稿焚之』[25]。朱熹登第五十年，出任中央與地方官只有十二年，生活經歷十分坎坷，主要是許多政見與當權者不合，或者觸犯了某些集團的利益。從政不得志後，朱熹輒全力從事授業與著述，其學說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
其次，理學的產生，直接受到了當時發達的科學技術的影響。從人類認識史角度說，這是個巨大的進步。
我們知道，漢武帝時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定儒家思想於一尊，使儒學權威化。但是，這時的儒家思想也就被粗俗化，即只是用神學迷信的色彩加以塗飾。因此到了魏晉時期，儒家的地位便大大動搖。唐代統治階級希圖用提倡佛、道的辦法，以代替或輔翼儒學的統治，但未取得成功。這時一些思想家開始醒悟到只有儒家一套經世濟民思想，才是治國安邦之本。因此自韓愈始，便積極致力於恢復儒學正統地位的運動，而完成此項事業的，則是宋代思想家。由於宋代科學文化發展高潮的推動，一批思想家才有可能擺脫『天人感應』及『讖緯之學』的神道說教，力求更科學地從宇宙本體上考察世界、說明世界，提出了理、氣及其演變規律的學說，使整個儒家學說建立在哲學理性的基礎之上。因此，就人類認識史而言，這應說是個巨大的進步。對此，或有論者頗持異議。這裏，我們不妨再看看李約瑟博士對理學的產生與自然科學關係的見解。他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一書中說，漢代以前『迷信習俗大行於中國，一如所有其他古代文化。占卜、星命學、風水學、相術、吉凶日之選擇，火及鬼神之說，皆為中國古代與中古思想家之一般思想背景。』但是，『中國富批評精神之人文主義，到宋代（西元十世紀到十三世紀）而極盛，此時各類自然科學與技術活動力達於頂點，對宇宙探科學觀之偉大哲學成就（即理學），亦肇端於此時，此殊富意義。人文主義運動與哲學運動幾乎同時開始於十世紀末葉――此時歐洲遠不能望中國之項背也。』他還說，宋代確係中國科學最絢爛的時期，『大體說來，西元一○○○年到一一○○年間，是理學先驅相繼崛起的期間，其後百年適符朱熹的一生，而該運動的機勢則歷久不衰，一直延續到宋朝覆亡，約於西元一二七五年。』他進一步認為：『理學家的世界觀顯然是與自然科學的世界觀極為一致。』『富蘊科學物質的理學，此後便與理論、實用科學的各項活動齊頭並進，大放異彩。』[26]把上述一番話說得再簡明些，就是：宋代自然科學與技術活力達到了頂點，因而出現了對宇宙採取科學見解的偉大成就，即理學。這是當時歐洲所遠不能及的。理學家的世界觀與自然科學的世界觀極為一致。這裏還要說明一下，深入探討理學與自然科學關係的，非止李約瑟博士一人。日本學者山田慶兒便著有【朱子的自然學】一書[27]，對朱熹的自然科學見解及其哲學思想進行了詳密的考述，他稱朱熹是『被人們遺忘了的科學家』。李約瑟、山田慶兒等的研究，當然不是海外淡瀛。朱熹自幼年起即愛思索天體的奧秘，成年後注釋過丹經之祖的參同契，其著作中頗多天體與氣象等的論述，近年在福建還發現了朱熹研究自然科學的遺址和墨跡[28]。凡此種種都表明了理學的產生與當時自然科學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