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注的史學意義(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裴松之為【三國志】所作之注，既不同於傳統史注的切音注義之作，又不同於後世的補史、考史、評史之作。學者們公認其為注史新路，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新路除引出南北朝時酈道元【水經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等同類形式的注書外，唐宋之後，史注仍以切音注義為主，如顏師古的【漢書注】、李賢的【後漢書注】、王先謙的【漢書補註】和【後漢書補註】以及民國盧弼的【三國志集解】等，並未沿襲裴注新路而多依傳統路數。裴注所提示的著史要義主要被著史家和評史家所吸收，而其史注形式間或保留在史著之中，如杜佑的【通典】自注，司馬光的【通鑑考異】、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等。因此，『注史新路』的評定並未能完全揭示出裴注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的實際作用。本文擬從裴氏對史學、史書、史家、史料四方面的認識，進行具體分析，從而說明裴注在我國史著的豐富、完整、客觀性的形成發展中所具備的史學意義，進而論定其在我國史學批評史上的重要地位。
對史學的認識

裴氏在【上三國志表】中說：『臣聞，智周則萬裏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粗跡。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
這是一段典型明確的歷史鑑戒論，體現了裴氏對歷史鑑戒作用的深刻認識。他先從常理說起，認為一個人能思慮周備，則萬事之理自然有序；懸鏡高遠，則所照之物盡顯鏡裏。對歷史的認識，人們雖盡性探微，亦未必識透其中奧秘，但從其連綿發展的啟示中，還是可以揭示其大致規律的。因此，欲取得周備的識見，還需聽取周圍的嘉言美談；要培養敦厚的道德，就應以前人為借鑑。依據此理，他對宋文帝提出了治國的勸諫：您雖通曉典籍，深愛探究玄理，但還應關注近代史事，廣泛地考察歷朝的興衰得失，以求取得對歷史發展大勢的綜合認識，並垂留後世，用以啟發教育後人。
對史學鑑戒作用的認識，同期的史家亦有類似闡述，而裴氏之論尤為典型。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認識，已從傳統的對人物的褒貶，擴及到對治國措施的探討了，史學已偏重在為當今治國提供政策借鑑，史學家的評論已具有政策指導的性質了。這是時代的需要，是史學這一形式更符合戰亂之治國需要的必然結果。因為在魏晉南北朝之政權更迭，風雲變幻莫測的形勢下，統治者如何掌握好天下大勢，施之以有效的措施，極需有正確的思想指導，而比之於儒學、玄學等純理論的說教，史學更具深切着明的特點，因此，史學在這一時期迅速發展起來，史家對史學的認識也就更全面深刻了。
魏晉南北朝史學的長足發展，首先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與提倡。第一，他們要借鑑古來為政的經驗教訓。三國各政權均重視讀史。如孫權『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為部下開列的閱讀書目中，史書竟佔到七分之四［１］。曹氏父子亦『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2］。諸葛亮飽讀經史，論事常引古代史事作為借鑑，尤其對漢代掌故可謂爛熟於胸。就連武將關羽，亦『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3］。
少數族逐鹿中原能否取勝，往往取決於漢化程度，故學習漢文化成為各少數族當權者的當務之急。史學比之於儒經的繁瑣，玄學的深奧，佛學的虛渺，最易閱讀也最能解為治之急。後趙石勒為羯人，起兵初仇殺漢人，後改變政策，利用矛盾拉攏漢人，恢復九品中正制給漢人地主以參政的機會，實行屯田發展農業生產，很快強盛起來建立了政權。他的成功與熟讀史書分不開。據【晉書・石勒載記】云，其於軍旅之際常令儒生讀史書給他聽，並按自已的理解談論古帝王善惡。就此看，史學不但使當權者獲取了經驗教訓，而且提高了其文化素養。
第二，當權者需通過著史來確定自己的歷史地位。在政權林立並頻繁更迭的情況下，撰寫國史的目的主要有二，一為頌揚祖德，說明本政權上奉天命下遂人願的合理性，二以史著互相攻訐爭當正統，如北謂南『島夷』，南謂北『索虜』等，史著成了政治鬥爭的有力工具。
出於以上所述需要，每個政權建立伊始，便設置史官、史館，編寫前代與本朝史。社會上私人著史亦成風氣。這樣，史家輩出，史書種類全，數量多，歷代難以相比。史著的繁盛促使目錄學分類發生重大變化，四分法將史部書獨立成類，且置第二位，一改經學附庸的地位，在整個封建文化中佔有了顯赫的位置。與之相適應，『史學』一詞出現了。從歷史知識中獲取治國良策的後趙，一建國便設置了負責經學、律學、史學的專門官員，隨後劉宋政權又下令設儒、玄、史、文四學，成立國子學，則以經史為主課教授，正式成為國家進行文化教育的教學科研機構，史學與經學在學術領域中取得了同等地位，進入了思想理論探討的層次。人們對史學的認識，已由從單純的歷史比附，發展為從行動過程去探討其思想認識，這是一種學術的升華，意味着我國史學研究的深入，史家素質的提高。
裴松之便生活在這樣的史學環境中。我們所引其對史學鑑戒作用的論述，正是其從思想史的角度所發表的對史學社會性質和作用的認識，代表了當時的理論高度。『智周』、『鑒遠』的道理，說明通過歷史知識可提高人的智能，形成『體備之量』；通過學習先人的模範行跡，可修養道德，達到『畜德之厚』。從此引出對當權者的提示，要『降懷近代，博觀興廢』，以收取『總括前蹤，貽誨來世』的社會效應。雖與『疏通知遠』的傳統鑑戒觀一脈相承，但應看到，在倡行史學研究的歷史階段，裴氏的論述，實已帶有理論探討、哲理思辨的色彩，反映了當時史學理論研究的深入。而裴氏對史學理論的探討，在其為【三國志】作注過程中，對當時史書的總結，史料的處理，史家的要求上，均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從而使其注書工作帶有了明顯的史學批評的特點。

對史書的總結

史書是史事的載體，史書如何記載史事，使人們從中看到所記社會的全貌和特徵，顯然是史學批評應當探討的重要內容。對魏晉南北朝出現的大量史書，從纂寫上進行總結，構成了這一時期史學批評的重點。南朝梁人劉勰之【文心雕龍・史傳篇】是這一時期進行史學評論的專篇，他對反映三國時代的幾部史著多不滿意，唯獨對【三國志】加以稱讚，認為『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歷】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略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肯定【三國志】而批評其他著述的觀點，顯然受到了裴氏的影響和啟發，早於劉勰近百年前，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中，就指出『壽書詮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但裴氏比之劉勰，更有『愛而知其丑』的辯證觀點，他同時也指出壽書『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的問題，正由於這一不足，使裴氏對其所愛之書進行了一番修補改進的工作，當然，在修補改進的過程中，不僅僅針對壽書，同時也涉及了反映三國時期史實的所有著述，從不同的層面和角度進行了總結與批評。
裴氏的修補改進工作可分作四個方面：補闕、備異、懲妄、論辨。在上表中他說：『按三國雖曆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記注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廖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辨。』這種參照同期各家著述，以當時最好的史書作為批評主要對象的做法，本身就說明了裴氏所提出的問題，帶有相當的普遍性，而裴氏所作的工作，也就帶有了普遍的指導意義。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脫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５０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後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裴注以１８０字的篇幅闡明了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後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充２００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２３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家世，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１２００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明創造，有關指南車、翻車、連弩、發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產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說一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並皆抄內、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於注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蝟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一段，說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對象，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注】中，錄有王沉【魏書】褒美甄后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並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注】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吳書・諸葛恪傳注】引胡沖【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
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家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因與本論題關係不大，故略而不論，評論史書，則有總結同期史著優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容之一。裴氏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於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