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心』與『史德』(3)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二 『素心』說與劉知幾的『直書』論

【史傳】篇產生以後，對後世史學界尤其是劉知幾的【史通】產生了很大影響。事實上，劉知幾在【史通・自敘】篇中就曾指出：劉安【淮南子】、揚雄【法言】、王充【論衡】、應劭【風俗通】、劉劭【人物誌】、劉勰【文心雕龍】是其最為重視的六部著作，『固以納諸胸中，曾不d芥者矣。』對此，從胡應麟、黃叔琳到范文瀾、金毓黻、傅振倫、蔣祖怡等諸位先生均有論及。他們認為，劉氏之【史通】，無論在結構、思路，還是在具體觀點上，都與劉勰之【史傳】篇有密不可分的關聯。筆者認為，從思想發展脈絡角度來看，同為不苟於世俗的理論家，劉勰關於史學的分析與歸納，必然會給劉知幾以種種啟示。【史傳】篇對【史通】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而在史家主體修養理論方面，二者之內在聯繫尤為突出。
（一）對史學社會功用的重視 在對史家『直筆』的重要性認識方面，劉知幾與劉勰的探討，都是以對史學社會功用深刻的見解為基礎的。劉知幾認為，從個人角度而言，史學可以給人以啟發、教育，懂得『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從國家角度而言，史學可以起到『勸善懲惡』、激濁揚清的思想教育作用和社會效果。所以，『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4]正因為如此，他才給史家直書的著述態度以極高的評價。在【史官建置】篇中，他把史家分為三個等級：『彰善貶惡，不避強御』之史為上等；『編次勒成，郁為不朽』者為中等；『高才博學，各重一時』者為下等。由此可見，『直書』在他的論述中，乃是一名史家最重要、最高尚的職業道德。而劉勰則在強調史學『奸慝懲戒』的倫理教化作用之外，側重於從『表徵盛衰，殷鑑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的歷史垂鑒觀出發，去認識史學『萬代一準』的深遠意蘊。這種區別是由他們各自所處社會、學術環境的不同造成的。但是，從重視直筆、實錄之於史學的根本意義這一角度來說，二者又是一致的。
（二）對名教的重視 如上所述，劉勰『素心』說之重要特徵是據『理』直書，儒家名教思想是其直筆論的根本原則，在『理』與『事』有所牴觸、矛盾時，後者無疑當服從前者的需要。這一點在【史通】中，得到了更為全面的體現與闡發。【直書】、【曲筆】篇中，劉知幾對直書精神與直述史事的史家以極高的評價，認為這種『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的精神，『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15]。與此相對應，對那些『持諂媚以偷榮』者，劉知幾則給予了無情的鞭笞，認為此乃『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16]可見他贊成實錄、主張直筆的態度之明確與堅定。然而，對維護『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疏既辨，等差有別』的曲筆，他卻表示了相當的保留：『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這與劉勰『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17]的態度相較，其思想上的相通之處顯而易見。劉知幾還認為，『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 ⑥，把史家的直、曲筆直接與其人格高下結合起來，並以此為基礎展開論述。值得注意的是，劉知幾的上述兩段論議，都分別置於其【曲筆】、【直書】篇的開首。由此似可進一步說明，『名教』觀念不僅在劉勰、劉知幾那裏是一脈相承的，而且是不斷被強化的。
（三）『直書』論的理論進展 劉知幾之『直書』論與劉勰 『素心』說相較，其在理論上的發展之處在於，前者在羅列直書、曲筆的現象及分析其產生原因時，無論在內容還是在層次上都進一步具體與豐富了。如他認為史書曲直與史家品格高下、正邪密不可分，與『可為』、『不可為』之時代環境有關，與『事涉君親』的現實相聯等觀點，即是直書論具體化的明確表現。尤為可貴的是，劉知幾還把『直書』論納入到史家主體修養理論框架之中，從而使其內容進一步充實與提高，並使其理論地位得到確認。在與禮部尚書鄭惟忠的談話中，劉知幾首次較為完整地提出了才、學、識的史家修養理論，而其中『識』的內
涵主要即指直書精神，『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如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18]；在【史通】中，直書、曲筆問題被專列單篇加以討論，本身就表明了對此問題認識的深刻與重視。另外，在分析曲筆著史的各種表現時，除了對歷史上較為明顯的曲筆加以貶斥以外，劉知幾還認為，『史之不古，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19]。他通過對【後漢書・更始傳】及【三國志・劉後主傳】等史書記載的具體分析，認為這些不易發現的曲筆，更應引起後人的充分注意。這種把曲筆作史區分為兩種情況的做法，不僅豐富了其理論內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傳遞了這樣一個思路：所謂直書、曲筆，可能貫穿於史家著史的各個環節，後人應通過分析與辨別，進行認真研究。將這一思路與章學誠『史德』論把文章撰述全過程納入考察範圍的做法相較，不難發現其中亦有相通之處。但劉氏之論仍主要集中於據『事』、據『理』直書的層面上，與『素心』說在本?上屬同一範疇，而章氏之說則以更為具體與理論化的形式出現，其識見更高出前者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