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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奇虎歷史 談到明代的啟蒙史學思潮，不能不提到李贄 ，因為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啟蒙史學家。『李贄讀書治學，追求不求甚解，注重宏觀思考；強調自得，『以我觀之始得』。關鍵的是，李氏論史，有市民思想和基礎。[15]李贄生活的嘉、隆、萬時代，正是江南商品經濟較為發展時期，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使江南地區產生了新的生產關係，市民階層逐步成長。新生產關係的產生，必然會產生新思想，即市民思想。新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滲透，就出現了市民文學藝術和市民史學等。李贄生活在東南沿海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其家族又有經商傳統，這些大小環境的薰陶，就使李贄思想打上了濃厚的市民思想烙印。可以說，沒有明朗化的市民思想作基礎，李贄就不能成為中國第一個具有啟蒙色彩的歷史學家。啟蒙史學思潮反映的是市民思想，因而他必然會為廣大的人民接受，因而促進了明代的史學真正走進了市民階層，對史學的普及功不可沒。
啟蒙史學流派是符合史學近代化趨勢的，中國史學如能順着這條路走下去，是很有希望的。可惜，條件還不成熟，時代還不允許啟蒙史學存在。李贄的思想是一種『空谷足音』，和同時代的西方啟蒙思想較合拍，而在中國，則超前了近3個世紀，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多跟不上。最後，李贄成為中國啟蒙思想發展道路上的祭品，也是情理當中的事，但他畢竟出現過，從李贄開始，晚明的史論史考以嶄新的面目出現於世人眼前。張大齡【玄羽外編】、賀祥【史取】、張燧【千百年眼】、王志堅【讀史商語】、鍾惺【史懷】等，都是很有新意的史論作品。其中的鐘惺，對綱常的衝擊，僅次於李贄。『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
(四)官修失敗，實錄的廣泛傳播，促使晚明私修本朝史
在上一節中，我提到了官修正史的失敗，促使了明代私修的發展。如果說官修本朝的史促進了這一時期私修本朝史的發達，那麼嘉靖到萬曆時期兩次重錄各朝實錄的工作尤是促進私修本朝史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
嘉靖十三年至十五年，政府下令重修實錄，前後歷時二年。到萬曆中期（16世紀末）實錄似乎是不公開的。但1588年，內閣中的副本由於經常使用而磨損破爛，政府下令重抄。只有當這件工作在1951年完成後，實錄的稿本或它的有些部分才在皇宮外流傳。以後富貴人家想擁有一部實錄的抄本以顯示門第，為抄寫而付出的費用持續上升。由於這種需求，實錄的原本經常謄寫，但因為這些抄本主要是作為商品而不是完全是為了學術目的，抄寫經常不準確。在許多情況下，抄本擁有者把涉及他個人或他特別感興趣的事件，按照自己的愛好對原文進行修改、壓縮或補充，出自原本的抄本就有了這樣的改變，當然也就或多或少地背離了原本。
實錄的大量流傳，為私修本朝史提供了資料之便：另外，它也刺激了人們私修本朝史的欲望。因為官修實錄的記載受當時政治時局、人緣關係影響，存在許多失實的現象。比如太祖實錄曾修三次，『在第三次修改當中，纂修者秉承朱棣旨意，將朱元璋沉韓林兒以及建國後殺戮功臣等事實完全隱瞞不書。特別是與靖難之役有關的人和事，其中所記更嚴重失實。』[16]諸如此類的情況，在各朝實錄中時有存在。這不能不引起有責任感的史家注意，促使他們希望重修本朝史，糾正官修史書的謬誤之處。加之當時的野史，也有類似情況，有的抱有成見而著書，使之『挾隙而多誣』，有的缺乏史學修養而著書，使之『輕聽而多舛』，或『好怪而多誕』。這也使有責任感的史學家深感重修合乎事實的本朝史極為重要。這樣，明代後期撰修本朝史的活動，便不僅在民間蓬勃開展起來。而且，出現了注重史實考核的可貴風氣，從而出現了一批價值較高的當代史著作。在這些著作當中，比較有名的是：王世貞的【龠州史料】一百卷，【龠山堂別集】一百卷，它們將永樂時期國修太祖實錄而湮滅的太祖、建文兩朝的一些事實等考證、記述下來，有許多方面可補實錄之不足。
(五)明清易代，促使明代後期史家群體出現
17世紀中葉，明末農民大起義推翻了明朝統治，清時統治者乘機進關入京定鼎中原，這使當時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由原來的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明清之際複雜的民族矛盾和劇烈的政治變動，對各階級、各階層的生活發生了巨大影響。這種情況反映在史學上，便是當時出現了私人撰寫明史的熱潮。不同際遇的人士，從不同的立場、角度出發，撰寫了不下千部研究明史的各種著作。
這一時期私人進行明史研究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17]
第一，在國破家亡之時，許多人站在遺民立場上的史學家，懷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對明朝的歷史，尤其是明朝覆亡的歷史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分析總結，其中包括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批判，使明清之際的史學具有顯著的民主性，將傳統的史學思想推向了一個高峯。如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從分析明朝上層建築出發，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他認為『為天下三大富者，君而已矣。』提出了帶有民主色彩的重要主張，在【置相】篇中，他指責明太祖朱元璋廢除宰相的危害性，主張恢復和加重相權，用以限制君權。『反對天下之是非，一出於朝廷』。主張將最高的權力下移到內閣和培養人才、評議朝政的學校。他的這種要求變革的思想，表現出了可貴的民主思想的萌芽。
第二，許多漢族文人站在明朝遺民的立場上，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將耳聞目睹的明清之際的歷史事實加以記錄，整理成書，以此來鞭韃他們感情上的敵人，即滿州貴族和農民起義軍。並對剛剛滅亡的南明政權，表示哀悼。這樣，當時的私人著述中，便出現了如下三大類史書：一是揭露清軍入關殘暴的，如【揚州十日記】，一是記載明末農民起義軍情況的，如【綏寇征略】、【明季北略】等，一是專記南明史和抗清鬥爭的如【國壽錄】、【隆武紀平】等。
第三，許多人按照自己的看法，研究和撰寫有明一代史，當時在短短的幾十年內，相繼出現了多種不同體裁的有明一代史著，如紀傳體，明代史有張岱的【石匱藏書】，傅維鱗的【明書】、查繼佐的【罪惟錄】，編年體史著有談遷的【國榷】，紀事本末體史著有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未】，這些著作作者是以不同身份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來寫明代歷史，所以具有不同的特點和史學價值。
三、 總結
儘管明代的史學出現了進步的因素，但明代史學也有其不足之處，明代史學的局限在於它是封建的史學，由理學化史學到非理學化史學是封建史學的內部范型的轉變，不是由舊史學向新史學的轉型，這就註定了明代史學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18]
首先，史學的思想是封建的衛道的。顧炎武、王夫之是令人推崇的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二，但是他們思想卻是落後的、衛道的。他們堅決維護綱常,視李贄、鍾惺為天下第一號、第二號異端人物。這樣的大家尚且如此,其他的學者更可想而知了。落後的思想決定了他們價值觀念也是落後的,視野、方法是單一的。
其次,表現為綱常致用的理念太強,學術色彩不夠濃。史學有其社會價值和學術價值，而引導中國傳統史學發展的指揮棒是致用,學術研究氣息在大部分時期不夠濃,明代史學也不例外。這種理念決定了明代史著的風格。明代通史、斷代史大部分屬於改編。所謂『改編』,並不是學術自身的需要,而是政治的需要, 綱常的需要。另外, 綱常功能觀決定了史著內容的選擇及歷史評判的標準唯一。晚明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本來是完全可以寫出【史記】式的貨殖列傳,可惜在綱常思想指引下，豐富多彩的時代內容在國史中得不到體現。【皇明書.貨殖列傳】等貨殖列傳重點不是宣傳這些工商地主是如何發財致富的,而是寫他們『富而好德』的事跡。因此,晚明時期的史學風格雖有所變化,但主要反映在形式和治史精神上,在內容的選擇上,並沒有多大的變化。為了不折不扣的貫徹綱常精神,史書的書法越來越講究, 越來越嚴，歷史學成了評判過往人物忠奸、善惡、是非的法庭。
史學作為學術, 應有自己獨立的價值觀, 近代史學學術理念發達,而傳統史學相反,致用理念發達，史學失去獨立的學術價值, 史學自然難以有大的發展。總之,明代史學中舊勢力太強,儘管出現了啟蒙史學思潮,但很難發展為近代史學。
參考文獻：
[1]錢茂偉【明代史學的歷程】[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年10月P.14
[2]李小林、李晟文主編【明史研究備覽】[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P.2
[3] 李小林、李晟文主編【明史研究備覽】[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P.2
[4]錢茂偉【明代史學的歷程】[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年10月P.5
[5]錢茂偉【論明代中葉史學的轉型】[J]復旦學報2001年第6期
[6]李小林、李晟文主編【明史研究備覽】[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
[7]葉向高【季漢書序】(【明代史家的歷程】[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年10月P.386)
[8]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M]原編第9冊【風寧徽】
[9]何塘【柏齋文集】卷7【浙省北新鄭部分司題名記】(【明代史學的歷程】P.101)
[10]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M]原編第9冊【風寧徽】
[11]張治道【太微集】卷3【行路難】
[12]李贄【焚書】卷2【又與焦弱候】
[13][美]牟復禮[英]崔瑞德【劍橋中國明代史】[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P.777
[14]葛榮晉【中國實學文化導論】[M]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2003年1月P.145-154
[15]錢茂偉【明代史學的歷程】[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年10月P.342
[16]李小林、李晟文主編【明史研究備覽】[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P.5
[17]同上P.304-314
[18]錢茂偉【明代史學的歷程】[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年10月P.4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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