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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老師好！您說王笑冬老師已將他原來所持的孔誕為九月二十一漢曆改成了八月二十一，這使您既高興又佩服。我看他在申請書上明確寫着『重新考證了孔子誕辰為農曆漢九月二十一』。在群聊中他又說： 『在夏曆體系為九月二十一。漢曆體系由於以中氣定月份，行「無中氣月置閏法」，不可能在九月二十一。為漢曆八月二十一。』看他最後修訂的
【聖學天文三字經】中仍有這樣的句子： 周建子 殷建丑 新舊曆 載春秋 孔子誕 襄廿一 魯新曆 十有一 夏建寅 九廿一 乙酉歲 孔曆元 魯國史 殷士後 新舊曆 寫春秋
可見，他並未放棄他原來的觀點：【春秋】經傳是用建子的『魯新曆』與建丑的『魯舊曆』並行記事的。【公羊】用『魯新曆』，【穀梁】用『魯 舊曆』，換算成夏曆皆為九月二十一。他並不認為魯曆有在歲中置閏的可能，所以不同意先儒普遍認為的【穀梁】是用建子的魯曆記的觀點。無中氣置閏是漢【太初曆】才創立的規則，因此，他覺得如依漢曆孔子的誕辰可算作八月廿一在孔子生月前可以置閏。但孔子是春秋時人，當時魯國用的是魯曆，學界普遍認為孔子的誕辰當依春秋時的魯曆，怎麼能依漢曆來算呢？可見他並沒有放棄他原來的觀點，除非他放棄了他推論的前提：
【春秋】經傳是並用魯曆新舊兩套曆法記事。您問我想讓王老師怎麼做才滿意，我根本沒想讓他怎麼做。學術貴在爭鳴，才能共同推動往前發展。各人的視角不同，目的不同，才識不同，德性不同，對同一問題自然會有不同的看法，這是無法也不能強求統一的。
您又說我從建群以來通過討論已從過去的九•二一徹底轉變為八•二一，這與事實也不甚符合。咱們這個群是 2020 年 6 月才建的，我在 2019年 11 月寫的【孔子生卒年月日再考】中已糾正了原持的九•二一之說。這要歸功於王鈞林先生的提醒。當然我也提出如從理想的天文曆法逆推的角度看，九•二一說也是立得住腳的。這一觀點到現在我也沒有變。依我的認知，孔誕那一年魯曆在孔子生月前置了閏八月的可能性較大，這就是【穀梁】記的十月庚子，如在歲末置閏，就是【公羊】記的十一月庚子。認為【穀梁】用魯曆記，這是先儒的普遍觀點，今人董作賓、張培瑜等先生亦如是看。但前人普遍皆認【公羊】的十一月為誤衍。因為十月有庚子，十一月不可能有。再說【穀梁】的『十月庚子』從無異記，而【公羊】在唐代就有三種本子，有同【穀梁】的，有記『十有一月庚子』的，有整句話都沒有的。既然【公羊】諸本所記不一，以何者為真？所以前人普遍取與【穀梁】相合者為真，這自然是合乎情理的。當然我個人有個推想，因先儒早就發現，春秋時魯國與衛國由於合朔或置閏不同，記同一事件有時會有一月之差王笑冬老師卻由此生出【春秋】並用兩種曆法記事的猜想，而衛國常常按周曆的規矩在歲末置閏，不像魯國有時隨意置閏，【左傳】中就有閏三月或閏八月的記載。因此，襄二十一年，魯曆如在王韜認為的八月置閏，而衛歷卻在歲末置閏，則魯曆的十月庚子即是衛歷的十一月庚子。子夏本人長期留居衛國，他傳給衛國的弟子如依衛歷當然要記作十一月庚子了。但孔子是魯國人，當依魯曆才是，所以【公羊】有傳本同【穀梁】作十月庚子。孔子不可能在經中直接記自己的生日，當是孔子弟子或再傳弟子為了紀念孔子而後加的，有的本子沒加上，有的本子依衛歷記，有的本子依魯曆記，這是我推想唐時【公羊】為何有三種不同本子流傳的原因。
崔老師又說：『既然張培瑜先生這個在當今幾近奉為圭臬的大人物都有問題，難道清儒就沒問題了嗎？關鍵是有沒有能力認識其中的問題！這需要極高的曆法知識以及對【春秋】及三傳抽絲剝繭的細讀，而不是西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操作！不是人云亦云，更不能指鹿為馬！引用前賢任何一條證據都應是鐵證，而不能對自己立論有利就引用，對於與之相反的觀點就捨去，要問個為什麼！是否有真正辨識的能力很重要！這絕不是民主選舉，論證是講理的，而不是從眾的。』 以上的話我基本上是認同的，但限於水平，有時不見得能做得到。比如孔廣牧，他的曆法知識可以說是極高了吧，但其結論也不見得就正確。人的學識容易偏於一端，某一領域鑽得太深了，要是出不來，有時反而會妨礙自己得出正確的結論。
崔老師又問：『關於【春秋】中置閏問題，【左傳】曾記閏三月，王笑冬老師認為是周天子歷，視頻中有個人見解。您認為是周曆還是魯曆？當今有沒有其它說法？您認為應該是哪一種？看您的觀點是魯曆，與後面的閏八月一樣，這樣屬明證。如閏三月屬周曆，您認為襄公廿一年閏二月或閏八月的推測就有孤證之嫌。』
【左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注】曰：『於曆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孔【疏】曰： 『春秋之世，曆法錯失，所置閏月，或先或後，不與常同。』關立行先生說：『春秋人將閏月通常設置在十二月之後，即所謂歲終置閏，稱為「歸餘於終」或「歸邪於終」，並說這是「先王之正時也」【左傳•文公元年】，那時只叫閏月，不稱閏幾月。這種作法在古六曆中被沿襲下來，且一直行用到漢武帝太初元年。但在春秋後期，似可隨時設置閏月，這在
【左傳】中有明文的記載。這是否因春秋人意識到月份與時令的配合不合理，對指導農事活動不利而進行的一項革新，但因時機尚未成熟，而終未找到合理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這說明春秋人當時的做法太超前於他們的時代了。』【春秋時期魯國曆法考】 日人新城新藏在他所著的【中國上古天文】一書中也說：『就【春秋】所載曆日而言，年系自十二魯公即位之年算起，別無疑問。紀月則用太陰曆，惟因須與太陽曆調和，時時插入閏月，紀日以六十干支，但閏月之插入法，毫無規則，並非循十九年七閏法，春秋期間約應有九十個閏月，惟當時果若何插入此等閏月者，斯乃毫不明了，從而各月朔之干支亦不明，爰以若斯所記述之曆日，由今逆行推算，例如當今太陽曆之何年何月，自亦不明。』 可見，『閏三月』自然是指魯曆而言，王老師認為是年周王室規定閏三月，而【春秋】非之，顯然是大悖情理的。另，【左傳•昭公二十年】有閏八月殺宣姜的記載，證明周曆的規矩則是須在歲末置閏，但魯曆有時並不依此規則而行。因此王韜認為襄公二十一年魯曆閏八月是有充分根據的。
前日又花了大半天時間細讀了崔老師增訂過的【孔子生日求真】，很欽敬崔老師的這種求真精神。裏面的不少觀點我是很贊同的。關於張培瑜先生的春秋朔閏表襄公二十一年在二月欄下的『甲寅』前注了一個『正』字，我在【孔子生月再辨】一文中認為『表明制表者認為當時魯國是將此月作為正月的』，但在【孔子生卒年月日考答疑】中又認為『張先生並不認為此年魯國以二月為正月，而只是說明二月是含冬至之月』，後來看到張先生寫的【孔子生卒的中曆和公曆日期】裏面說：『魯曆建子八月辛巳朔7.22十月庚辰朔9.19廿一庚子10.9』『根據魯國當時實際行用的曆法，十月庚子應是二十一日。前面已述，秦漢以後我國曆法都以建寅之月為正月又稱夏正，與用建子的周正曆法相差兩個月。化為夏正曆法，「十月二十一日庚子」應為「八月二十一日庚子」。』 可見張先生自己確實認為當時魯國是將表中的二月作為正月的。我當初如注意到這一點就不會認同王笑冬老師的九•二一說了。崔老師在增訂版中說：『是年魯曆，張培瑜先生在二月前寫了一個「正」字，這表示魯曆的二月應算作魯曆的正月。』看來是符合張先生編表的原意的。
崔老師雖然也主八•二一之說，但論證思路不僅與王老師不一樣，與我也不同。在崔老師的心目中【春秋】是用周曆與魯曆兩套曆法並行記事的，還認為孔子修【春秋】既參考了魯史，還參考了周史。其主要判斷依據是襄公二十一年記載了九、十兩月連月日食。按現代天文學推算九月有日食，十月沒有。崔老師便推測說孔子記『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是參考了周史的記錄，而『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是參考了魯史的記錄，並由此證明魯曆比周曆滯後一個月。崔老師在增訂版中說：『我們前文已反覆說過周曆與魯曆因置閏不同步而產生的同為一月而兩名的現象，按照這樣的邏輯，就出現了本來在周曆中的魯襄公二十一年的「九月朔，日有食之」，在魯曆中就是「十月，日有食之」。同理，本來在周曆中的二十四年的「七月朔，日有食之」，在魯曆中就記成了「八月，日有食之」。本來【穀梁傳】中用周曆記錄的「十月，孔子生」在魯曆中就記成了「十有一月，孔子生」。』『前面已反覆說過孔子所記魯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月連日食的原因，現在可以認定這幾年【春秋】【左傳】所記事件是用兩套曆法，即周曆與魯曆，是非常清晰合理的，……周告朔制廢后，魯曆與周天子歷因置閏不同步產生了月份錯一個月的差距。十有一月，孔子生。皆口耳相傳，千真萬確。試想孔子三歲喪父，說其生月為母親親口所傳沒問題吧！』
據崔老師的這些論述，我們可看出其求證思路：孔子生於十一月庚子必定是孔母親口告訴孔子的，但十一月不是周曆，而是魯曆。魯曆與周曆同是建子的周正曆法系統，但魯曆與周曆由於置閏不同所以有時會有一月之差。襄二十年『周曆是年年底置閏，而魯曆是年年底沒有置閏』，到了襄二十一年，魯曆直到年末才置閏，由於置閏比周曆滯後一年，故周曆的十月庚子就是魯曆的十一月庚子。孔子的生日不能依魯曆的實際行用推算為九月二十一日，而應按理想的周曆推算為八月二十一日。
與王老師的求證思路相比，二者有以下的相同點：
一、沒有經過嚴謹論證，就以猜想作論證的前提。王老師認為【春秋】以『魯舊曆』與『魯新曆』兩套曆法並行記事，至今尚未提供有說服力的論證。崔老師也認為【春秋】是用周曆與魯曆兩套曆法並行記事，而以周曆為主。這與先儒普遍認為的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的觀點不合。魯國自文公起已不親到祖廟告祭，也就是說在孔子出生前七十來年，魯史應當已用魯曆來記事了。所謂周曆其時在魯國不過名存實亡而已，當然像衛國等其他列國可以繼續沿用。也就是說，魯國如不在歲中置閏，所行的曆法就是標準的周曆，因為在歲中置閏了，那一年的曆法與標準的周曆就會有差異，當然，由於合朔不同，與周曆有時也會有一天的差異。通常認為孔子的誕辰應依魯曆，而不應依在魯國已名存實亡的周曆，故崔老師如堅持認為【公羊】的十一月是魯曆，那麼孔子應生於九月二十一才是算年齡不應減去閏月。如此，則崔老師考論的後半部分就否定了前半部分的作八•二一之說。這與王老師的觀點在實質上是一致的，是不該否定九•二一說的。
二、只以理想的天文或曆法的逆推為據，無視文獻的具體記載。王老師以天文曆法表為權威，以為裏面的數據準確無誤，並沒有考慮到天文曆法表只是一種理想的逆推表而已，是無法準確地體現出『正自不拘、閏余乖次、有失規範』的魯曆的，故將孔子的卒日公元前 479 年四月己丑按天文曆法表的周曆換算成夏曆的二月十二日，而沒有按魯曆換算成二月十一日。卒日的推算雖然他後來已同意改為二月十一日，但他對生日如還堅持九•二一說，則在推算孔子生卒日上他是用了兩套標準。崔老師雖然後來看到了現代天文曆法表上存在的問題，但由於太注重標準的周曆的回推，從而對【春秋】經傳的某些記載產生懷疑，或作合乎己意的猜想。如增訂版中說：『先看一下魯襄公十九年的記事，諸家皆定為建亥之年，經筆者反覆核驗無誤，此年正月初一用儒略曆表示為 11 月 20 日這樣比較直觀，再看魯昭公二十年【左傳】：「王二月己丑，日南至」，那么正月初一用儒略曆表示為 11 月 27 日，這兩年間隔為 32 年，這完全符合十九年七閏的規律，那麼十九年七閏的規律一般為 2、3、3、2、3、3、3。我們先按這個規律試試看效果如何，已知魯襄公十九年建亥，且年底置閏，那後兩年為魯襄公二十一年置閏，二十四年置閏，二十七年置閏。』『通過對魯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年底置閏會發現這四個年份都屬於建亥之年。……由於魯襄公十九年用的是魯曆而不是周曆，可以從魯襄公二十年為始推到魯襄公二十七年，魯襄公二十年周曆與魯曆的編排基本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周曆是年年底置閏，而魯曆是年年底沒有置閏，這就是筆者前文所說過的周曆與魯曆的公共年份月份。』『按照置閏規律，周曆的魯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都是建子之年。順便提一下張培瑜先生和清代王韜先儒都把魯襄公二十四年定為魯曆的建子之年，顯然是為了合經，根本沒考慮過曆法的整體延續性，也都把周曆與魯曆攪在了一起，以致這幾年中的記事可謂是最亂的、最離譜的。』 查張培瑜先生的春秋朔閏表，襄二十一年，正月欄下是乙酉朔，閏月己卯朔在歲末。但又在二月的甲寅朔前註上『正』，表明魯國的真實曆法是以此月作正月，那麼所標的閏月己卯朔當為十二月，而正月欄下的乙酉朔這一月當為前一年的閏十二月。周曆則閏在此年的歲末。襄二十四年，魯曆與周曆皆無閏，閏在襄二十三年歲末。襄二十七年魯曆以庚戌朔為正月，閏當在歲末的甲辰朔。周曆閏在二十六年的乙酉朔。依王韜的【春秋朔閏至日考】，襄二十一年己酉建亥，閏在八月。襄二十四年壬子建子，是年無閏，閏在襄二十三年歲末。襄二十七年乙卯建亥，閏在四月。可見崔老師按置閏規律推斷的置閏結果跟張表與王韜的確定並不一致。原因是張培瑜先生與王韜在制表時要考慮合經問題尤其是王韜在這方面要比張先生嚴謹得多，而崔老師因為有【春秋】經傳以周曆與魯曆兩套曆法記事的先入之見，一心想恢復合乎規律的周曆以證明自己設想的正確，這樣就很難去尊重魯國當時實際行用的曆法，因此，最後得出的結論難免會變成自己否定自己了。
劉咸炘先生在【孔子生年月日決辨】一文的最後寫道：『夫廣牧明知無說以排二【傳】，所據【世本】又單弱，而必從【史】者，吾知其心矣，欲炫其通曆法耳。若依二【傳】，則經文明著庚辰朔，無須推算矣。黃宗羲、成蓉鏡之主【史】，亦此心也。故其言並不能旁考以明二【傳】之非，但云以歷推之，二十二年某月之庚子，當是今某日耳。夫欲炫曆法，何必於此事。諸君曆法誠工，而此事二【傳】明著月日，經文明著朔庚辰，不勞諸君推算，吾黨乃知之也。則諸君強從【史記】，徒勞而不見德於後之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也就是說，孔子生日只要認二【傳】記載就行，根本用不到複雜的曆法推算。但如從【史記】則需繁複的推算。有才者為了炫才有時會下意識地將簡單的問題複雜化，這樣不僅會勞而無功，對人對己都無益處。看來學術問題還同時牽涉到心性問題，我人怎能不以此為戒！
黃帝四七一八年辛丑歲八月十九—二十日
耶元2021 年 9 月 25-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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