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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史網 社會商業思潮、理念變遷及其對社會之影響
每個時代都有與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思想和價值觀。它們中最具凝聚力並成為一股潮流者，可稱之為社會思潮或時代精神。明中葉以後，中國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尤其是商品經濟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變化階段。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產品的相對豐富，人們消費能力的增加等，都有力地促進了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貨物流通數量增大、速度加快，中小城鎮勃興，市民人數大增，城鎮店鋪發展迅猛，商賈的社會、經濟地位日漸提升……這一切都會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們思想和價值觀念的變化。『思想是歷史的產物』，同時它們又是這個歷史時代的重大見證[184]。
傳統社會（包括明前期）對商業、商人的主流認識是：商業在社會上有弊無利，或是弊多於利，商賈為社會卑下等級，因而把商業視為末業，將商民看作四民之末等。肯定商業、商人對社會（當時主要是指朝廷和黎民）有一定好處的聲音也有，特別到唐宋以後，更有一些有識之士提出『重商興邦』的口號，但這種聲音與前者相比，還是那麼的微不足道。到晚明，傳統的經濟思想仍有強大的勢力，『重本抑末』依然是政府的基本國策，有的地方還將其作為本地教化的一項重要內容[185]。然而，社會畢竟前進了，重視商業甚至推崇商業的已經大有人在，並逐漸匯聚成一股社會思潮。這可以以民間社會群體的行為為據，更多的則可從文人學士、甚至是士大夫筆端窺知。其主要內容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 對商業地位、價值的重新認識：工商皆本
明中後期，士、農、手工業和自由職業者等社會各階層人，紛紛從事或參與商業。時人以正德為界，稱，『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於前矣。』[186]從這一記載看，當時人們已經普遍接受從商是謀生正當職業這一觀念，套用當時小說中的話，就是『經商亦是善業，不是賤流』。
商賈自身的觀點是，經商乃與士、農、工等同為社會的重要職業：『士、農、工、商，各執一業；又如九流百工，皆治生之事業。』[187]『人生於世，非財無以資身，產治有恆，不商何以弘利。』[188] 商人們還將經商看作是人生除讀書、科舉以外的最佳選擇：『四民之業，惟士為尊，然無成則不若農賈。』[189]此觀念在徽商中間尤其普遍。在一個有數子的徽商家庭中，他們往往選取一（幾）個兒子繼承父業經商，另一（或二）個習儒。如徽州岩鎮方氏榮尚家族中，就是這樣來安排子輩的，『長二以儒升秀，三四以賈開基』[190]。商賈們以為，『人在天地間，不立身揚名，忠君濟世，以顯父母，即當庸績商務，興廢補弊。』[191]嘉靖、萬曆年間有一叫做李大祈的，其祖輩、父輩均經商。他先讀書，後害怕『墮先世業』，又轉為經商，他的認識是：『丈夫志四方，何者非吾所當為？即不能拾朱紫以顯父母，創業立家亦足以垂裕後昆。』[192]明代小說【歡喜冤家】中寫王仲賢，其父祖三代都是商人，後來他也放棄了文章事業，習祖上生涯。他的想法是，經商『不得其名，也得其利』[193]。在對利益的權衡方面，商人自豪地認為，只有自己的職業方可與士人的科舉、做官比肩。事實上，在那些商人麇集、成幫之地，『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舉反在次着』[194]的看法也不鮮見，重經商而輕士子業，這可謂是社會觀念的大轉變。
不僅商賈自己對從商作如是觀；面對現實，不少士子官宦的觀念也發生了變化。弘治年間吏部尚書的倪岳雖不反對重本抑末之政，但他堅持『通商亦富國之說』[195]，肯定發展商業對國家、對黎民都有好處。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身為翰林編修的張居正，在與工部榷稅使周漢浦探討整頓榷稅制度等問題時，曾說過這麼一段話：
古者為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至於病，乃無以濟也……余以為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196]
這是張居正對農商互為依賴關係的重要表白，也是他後來推行『一條鞭法』的思想與理論基礎之一。在這段話語中，張居正對『農』、『商』 沒有用『本』、『末』之辭，而是提出『厚農』可以『資商』、『厚商』可以『利農』的觀點，表達了他『農商並重』、農商可以互補互利的思想。比張居正略晚、時任南京工部侍郎的張瀚也持有同樣的看法：
四方之貨，待虞而出，待商而通，待工而成，豈能廢哉……是以善為國者，令有無相濟，農末適均，則百工之事，皆足為農資而不為農病。[197]
張瀚在兼理龍江榷務時，還套用【周書】中的話說：『農不出則乏食，工不出則乏用，商不出則三寶絕。』因稱商業與糧食棉布一樣，同為百姓『衣食之源也』[198]。此前歷來的看法是，只有農業甚至只有種植業（糧食、棉花、蔬菜等）才是百姓『衣食之本源』，張瀚卻把商業提到了與糧棉同樣位置，這應該是對傳統思想的一大突破。分管過九邊屯鹽的右僉都御史龐尚鵬，在任上時也積極提倡『農末獲相濟之利』[199]；湖廣僉事馮應京則認為『阜財通商，所以稅國餉而利民用。行商坐賈，治生之道最重也』[200]。
最具代表性的，是萬曆年間兵部右侍郎汪道昆，他曾上書萬曆帝說：
竊聞先王重本抑末，故薄農稅而重征商，余則以為不然，直壹視而平施之耳。日中為市……蓋與耒耜並興，交相重矣……商何負於農？[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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